​知道许有强真的干下了一桩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杨秀山他们当时都被吓了一大跳。可当他们冷静下来以后，料想到日本鬼子肯定会因此而来寻仇，便发动“抗日十人团”的弟兄们一起都来劝说全许家坝村的男女老少，要大家全都跑到富水河那边去远远地躲藏起来，以防遭到日本鬼子的报复追杀。尽管他们说得如此严重，但仍有极少数老弱病残及不听劝告者，心存侥幸，不肯离家出走，结果被日本鬼子一把大火，连同全村一百三十多间房屋，全部焚为灰烬，许家坝村自此被夷为了平地。

这天，驻罗店的日军一个中队，加上伪军二百多人，浩浩荡荡地开到了许家坝，他们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说是要找一个名叫“兰交麻面”的人。不知道他们听谁说的这个名字，也许是告诉日本人的人故意说错的，也许是日本人听错了，总之是谁也不知道谁叫这个名字，所以日本人翻遍了徐家坝，也没有找到许有强。其实他这次听了杨秀山的话，也许是他真的害怕了吧？在日本人到来之前，早就逃得远远的去了，难怪日本人怎么找也找不到他了。

为避免日本鬼子的进一步报复追杀，从此，原许家坝村里活下来的大多数的人们，只得各自投亲靠友，自谋落脚之处。没有亲友可投靠的，就只能去流浪要饭度日了，许有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首先带着妹妹投靠曾经有恩于己的仁和店街上族人许正生家，借了一间堆放杂物的空房子，让妹子暂且在此落脚，又把老婆徐氏送回娘家去了，安排好了这姑嫂俩，然后自己一个人为了躲避日本人的报复追杀，这才到远处流浪要饭去了。

​自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３０日，日寇占领应城之后，沿应（城）宋（河）公路一路北上，攻入宋河。应宋一线自此落入敌手后，因为罗店处在应宋两地之间，为接应这两处据点，因此日军在此地驻有一个中队的日军。日军除了下乡“扫荡”、“清剿”外，平常一般都只龟缩在据点里，最多也就是沿宋应线一带活动，所以离公路较远的广大农村地区还存有国民党在当地建立的地方政权组织。

当时，因为日本人刚来还未站稳脚跟，也未建立起伪政权，罗店祁马乡一带仍由国民党地方联保管辖。其时担任办公处主任的是马筱甫，其置当地百姓身处水深火热于不顾，与担任联保办公处文书的赵德安，俩人狼狈为奸，中饱私囊。当时因为战乱，也因为与日寇争夺地盘，为安抚人心，国民党上级政府发放有一笔难民救济金到账，这笔救济金并未被这俩人发放给当地的老百姓，而是被他们据为己有，中饱私囊，又由于分账不均而引起了争斗。文书赵德安嫌自己分得少了，觉得吃了亏，于是便向上级举报了联保主任马筱甫。结果俩人都同时被拘，吃了官司，不仅吃桐油呕生漆，吐出了全部贪墨，挨了几十大板，还被撸掉了各人所担任的联保办公处职务。

被撸掉了乡联保主任的马筱甫，因为自感没有脸面回到原地，于是逃到应城投敌，当上了日本人的伪维持会长，后来又当上了伪军团长。同样被撸掉乡联保文书的赵德安，因为害怕受到马筱甫的报复迫害，一气之下跑到了京山八字门。八字门当时是中共鄂中特委暨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司令部所在地，也是李先生所率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的根据地。赵德安找到这里后，一番油嘴滑舌，表示愿意参加抗日阵营，组织力量，抗击日伪。当时，中共鄂中特委为了团结广大抗日人士，争取一切抗日力量，正在石板河组建由徐履青为大队长的京应游击大队，遂委任赵德安为该部中队长，让他以该游击大队的名义去拉人头、组织队伍。

于是，赵德安立即到宋河半角尖一带，组织回了一批因日军进逼从罗店而逃难到此地的难民，搜集和缴获国民党溃军残留在民间的一批枪支弹药，开始组织武装力量。许有强就是在这个时候被赵德安网罗，成为了新四军京应游击大队的一名战士的。

许有强自从在罗店镇上用一把杀猪刀捅杀了六个鬼子之后，为躲避日本人报复，整天东躲西藏。房子被毁了，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豆腐作坊也开不成了，生活无以为继，只得将老婆送回了娘家，又在许正生家安顿下妹子，自己则一个人跟着逃难的人群，流浪到了远离家乡的宋河半角尖一带要饭度日。整天饥一顿饱一顿的，要得到就吃，要不到就只好饿一顿。其实那个时候人人自危，无心生产，大家的日子也并不比他好过得了多少。所以许有强这个时候只能是半饱半饿，餐风露宿，苦苦度日，苟延残喘。

就在他苦苦挣扎，饿得差不多快要脱了人型的时候，赵德安以京应游击大队的名义前来招兵买马，说是只要是跟了他去当兵，不仅有吃有喝，还顿顿大鱼大肉。于是在此地流浪要饭的许有强便立即投了过去。自古当兵吃粮天经地义，许有强一方面是为了给自己找到一个吃饭的地方，另一方面也是想参加队伍后可以躲避日本鬼子的报复追杀，一举两得。所以当他一听说赵德安的游击队在招兵买马的消息以后，于是便毫不犹豫地投奔了赵德安而去。

许有强是个矮个子，其貌不扬，再加上一脸麻子，喜怒不形于色。再说别人看他的脸只看得见他的一脸麻皮，那脸麻皮也只有黑没有白，所以给人一种为人狡诈，心狠手辣的印象。而且他还机警善变，胆大果敢，再加上他手握杀猪刀连捅六个鬼子的名声，自从参加游击队之后，深得中队长赵德安的喜欢，这为他以后地位的提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自从参加游击队后，许有强吃喝不愁，再加上没有了被日本鬼子报复追杀的心理压力，他就此真正地开始了整天静下心来练习武功，强身健体，以期练好本领，就像杨秀山说的那样，等自己力量壮大以后好多杀几个日本鬼子，一雪家园被毁，生活无着，东躲西藏，流浪要饭的前耻。

中队长赵德安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再加上当时是正当用人之际，像这样胆大机警的人在当时也确实为数不多，一开始就给了他一个班长当，管理着十来号人。自此以后，许有强不仅要自己练好武艺，还要带领他那一班人马都来练习武艺，这不仅仅只是为了自己能够强身健体，更是为了让大家一起都来练好本领，以期他日杀敌立功。

游击队里为了激励大家多练本领，多杀敌人，经常组织大家进行比武竞赛。一次比武练习的时候，许有强输给了中队里的一个也像他一样在来投赵德安之前，在本地老武艺人的指导下，练习过一点武功的人，这人的名字叫做李弘武。这李弘武也是个子不高，身板结实，精明强干的一个人，只是脸上没有像许有强一样的麻子。可能是他练武的时间比许有强要更长久一些，也许是他比许有强更专一一些，下的功夫也比许有强更深一些，各自平时单练的时候，还看不出来彼此之间有什么高低，可当俩人一交手，没几个回合，许有强便败下阵来了。这给了他很大的刺激，他这才真的信了那句“人上有人，天外有天”的古训，他想，古话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这李弘武的武艺之所以比自己高，那是因为人家下的功夫深。所以他发誓以后要加强练习，争取也能够打败对手一回。

于是大家看到，许有强每天起早贪黑，真的加强了对武艺的练习，他是那种非常适合练武的人，而且还肯低下自己的身段来，去拜对方为师学艺，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真正地打败对手。可这李弘武心里跟明镜似的，猜想这许有强可不是一个肯甘拜下风的人，内心里所以就不免对他有些防备。于是对他说道：“老话讲，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拜师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咱们都是这个游击队里的弟兄，都是为了练好本领后去杀日本鬼子，为了这个共同的目标，我教你个一招半式还是可以的。”那意思很明显，就是担心有朝一日，害怕许有强的武功超过了自己，会有吃亏的时候。

李弘武说到做到，平时只教给许有强一些皮毛，自己则躲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去练武艺。而许有强也不十分的计较，知道他这是对自己留有一手，于是先将他教给自己的一招一式认真地练过，然后再结合以前跟老艺人学过的招式，自己就在那里仔细地练，反正能达到健体强身的目的就行了。为了能让自己日益精进，许有强甚至脱离自己班上的弟兄们，自己躲到一边去单打独练，把班上的弟兄交给副班长去带，自己则静心地按照师傅教的一招一式，认真地练习了起来。

李弘武也是一个班长，与许有强不同的是，李弘武除了自练套路之外，绝大多数时间自始至终都在带领着他那个班的战士们一起进行训练。这下在游击中队里就有人开始议论纷纷，说起闲话来了：“这许大麻子是怎么回事儿啊？就只知道自己逞个人英雄主义，而置集体荣誉而不顾。难道打起仗来只有他一个人就行了吗？如果那样能行的话，那还要这些弟兄来干什么呢？让他一个人去不就行啦。”“两人相比，高下立判嘛。”“看样子这许有强恐怕是跟他班上的人有些隔阂了吧。”“艺不示人，他这是私心在作怪呢！”

一开始，许有强并没有把别人的这些议论放在心里，总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心想不管别人怎么说，他说他的，我只管练我自己的就行了，打起仗来，战场上靠的可不是嘴皮子功夫，而是要凭实力才能够取得胜利的。可是议论得多了，中队长赵德安也听不下去了，于是就找他谈话来了。赵德安说：“有强啊，听到大伙儿的议论了没有啊？这仗可不是一个人能够打得成的，而是要靠大伙儿一起来打的嘛。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要知道一个人即使浑身是铁，也是打不出来几颗钉子的啊！你应该把班上的弟兄都带动起来一起练啊，不光是你们俩人要比，也让你的班也跟李弘武他们班比一比嘛。打起仗来一个班的力量可比一个人的力量要强大得多哟。论个人武艺你目前确实是处在李弘武的下风不假，但磨刀不误砍柴工，如果假以时日，不光你自己把功夫练好了，还把你班上的弟兄们也都带动起来了，再拿班跟班去比，谁处下风就不一定了呢。”

在许有强的心里，觉得这赵德安就像是自己的大哥一样，所以他的话就不能不听了，也再不敢不重视大伙儿的议论了。心下暗地里一想也对，论单个，我确实是处在李弘武下风的，无疑也是处在日本人的下风的。日本人的伙食好，体格壮，真跟他们对着干起来，仅凭自己的一己之力，那肯定是要吃亏的。上次要不是自己瞅准了那些日本人在洗澡，手上没拿武器的空子，才让自己来了个冷不防，讨到了便宜。如果真的等到他们有了防备，到了战场上荷枪实弹的，就凭自己手握一把杀猪刀，没得人给你做你帮衬，恐怕死的不是日本人，而是自己了。况且现在练武的目的，就像砍柴要先磨刀一样，只有把大家的刀一起磨快了，不就是为了以后能够多杀几个日本鬼子嘛！大伙儿只要你杀一个他杀一个，那就总会比自己一个人刀磨得再快，杀得要多得多的啊！由此他便想明白了“众人捧柴火焰高，人心齐泰山移”这样粗浅的道理。所以在以后的训练中，许有强再也不闹独立自己去单打独练了，而是带领着大伙儿一起练了起来。

所以，只要自己想通了，干起事情来就会更加地有劲儿了。

那个时候，国共日三方势力范围犬牙交错，担任中共徐店乡抗日民主政府乡长的是郭树清。郭树清出生在郭家围子，离杨秀山他们村子不远，杨秀山跟许有强小时候经常带着妹妹许贵贞，一起到郭家围子来玩儿，所以他们之间很早就相互认识了。

郭树清论年龄比他们要大一些，按说一般情况下，年龄大的孩子是不愿意跟小屁孩在一起玩儿的，因为跟他们是会玩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可年龄小的孩子却偏爱跟比自己年龄大的孩子玩儿，因为这样可以跟他们学到一些新鲜的好玩的名堂儿。有一次，杨秀山和许有强在禾场上玩“打跳针”的游戏，这是一种当地小孩子们挺爱玩的游戏，一人一根二尺来长的细竹竿，先把一人的斜着搁在一块石头上，然后另一人拿起一杆共用的木棍，将对方的这根竹棍翘起的那头敲打一下，好让它蹦跳起来，然后再对准竹棍的中间猛击，让竹棍朝前飞去，然后就地拿起这根竹棍来往回量，这时竹棍又成了量尺。一人一次，能让自己的竹棍飞得远者获胜。这有点儿类似现在打高尔夫球或是垒球、棒球的样子，只不过是因陋就简，器材所限，只能够简单地比比远近，不需要那些复杂的规则而已。这个游戏取材容易，仅需几根二尺来长的细竹竿就行了。当地到处都长有竹子，随便找根来截成二尺长短，这就成了趁手的玩具了。而且打“跳针”的规则也很简单，就是比远近，相对于小孩子们来说是很容易掌握的；又因为竹棍打在地上会一蹦一跳的，所以这个游戏就叫做“打跳针”。在那个因战争而动乱、物资非常匮乏的年代里，“打跳针”无疑成了当地小孩子们最喜爱玩耍的游戏之一。

那天，杨秀山和许有强带着许贵贞，在郭家围子的禾场上玩“打跳针”的游戏，他们玩得不亦乐乎的，非常地投入，就连妹妹许贵贞看了也想参加进来玩一把的时候，都被他们以女孩子力气太小，肯定打不远，跟她玩得没有意思为借口，而遭到拒绝。就在他们这样玩得忘乎所以的时候，郭树清这时出现了，他可能是一个人在家里待着觉得无聊，也可能是受到他俩忘情玩耍的吸引，而主动地要求加入到他俩中间来玩儿了。有比自己大的孩子主动 加入，自然让他俩喜不自禁，这就好比现在游戏中的加血一样，这俩人本来玩得已经快没血了，忽然恰逢其时地来了一个带满血的对手，两人立即兴奋得连忙给自己充满了血，以满血的姿态去迎战这个最重要的对手了。

那天因为玩“打跳针”的游戏玩得都很高兴，这无疑给双方都留下了很深刻的一些印象，这为以后在他们之间发生的故事埋下了伏笔。郭树清长大后很早就投身到了大革命的洪流之中，中共鄂豫皖苏区建立以后，他就积极地参与到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中去，后被派往与日占区和国民党占领区交界的罗店区徐店乡担任乡抗日民主政府乡长，宣传抗日精神，发展党的组织，组织和领导起了当地的抗日力量的对敌斗争。杨秀山和许有强们就是在郭树清的宣传和影响之下，才参加到“抗日十人团”中来的。

一开始，杨秀山并不知道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只是觉得郭树清讲的那些救国救民的道理，能够让他的心情豁然开朗，明白了咱们中国人之所以被日本人欺侮，就是因为没有组织起来，团结一心；还因为咱们国力衰弱，无论是武器弹药，还是物资条件都不如对手，所以才挨打被欺，任人奴役。只有团结起来，举全国人民之力，才能够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咱们老百姓也才能够过得上平安的日子。郭树清跟他们讲：“我们现在之所以不能够安心生产，生活无着，全都是拜这帮日本鬼子所赐。他们不好好地在自己的国家，过自己的安宁日子，却偏要来到我们的土地上横行霸道，烧杀抢掠，奸淫妇女，那都是为了建立起他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说穿了就是要来永久地欺压奴役我们中国人民，霸占我们的土地，掠夺我们的财产，让我们永远做他们的奴隶。他们就好骑在我们的头上作威作福，耀武扬威。我们现在力量确实还很弱小，但是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心，就总有一天会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的！”

听了他的这段话，杨秀山心里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我们中国人不能够窝里斗，不能够再做一盘散沙了。如果大家都能够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就能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就能够让我们的国家再度复兴强大，也就不会再受到外人的欺侮了。所以他怀着强国富民的崇高理想，积极地参加到了“抗日十人团”里，积极地投身到抗日斗争的洪流之中去。他们在农忙时节务农，农闲时节练武，强身健体，为抗击日寇积蓄力量。自从那次许有强不听劝阻，胆大妄为，为了讨回自家水缸，在罗店镇上用杀猪刀捅杀了六个日本鬼子以后，遭到了日本人的疯狂报复，一把火焚毁了许家坝里所有的房屋，原先住在村子里的人都没有了容身之所，生活也没有了着落，特别是那些“抗日十人团”的成员们，整天还得东躲西藏，以防备日本人的继续报复追杀。为进一步躲避日寇对“抗日十人团”成员的报复追杀，保存抗日力量，发展党的组织，培养党的干部，杨秀山由郭树清介绍，秘密地入了党，还被派往八字门豫鄂边区干部培训学校去学习，准备开展更加深入地、更加广泛地对敌斗争。

八字门豫鄂边区干部培训学校，地处大洪山南麓的深山之中，南距宋河镇大约15公里，这里是一条自西向东、约六公里长的山冲。东边出口是常家洞，西头山顶是朱洪岭，北部爬坡过来是四股泉，南面翻山过去就是中共鄂中特委和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的驻地八字门。是宋河、新市、绿林三镇土地交界的地方，就是这样一个深山老林、交通不便、贫穷落后的小村庄，中共豫鄂边区干部培训学校就坐落在这条山沟沟里，这也是为了分散掩蔽，不被敌人发现的需要。为了保密，这里没有任何标志，也没有建设大量的房屋，而只是用山茅草搭盖起了一些可以临时住人的草棚子，床铺和桌椅也都是用木棍绑上藤条临时搭起来的，然后在上面铺上一层山茅草，或者是树皮之类的东西，摊开被子，人就可以在上面睡觉和写字了。

边区干部培训学校的生活是紧张和难忘的，学习也是非常有效率的。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学习条件极差，树林里，宿舍中，到处都是教室；写字，记笔记就拿膝盖当书桌。除此之外，教学用品还极其短缺，如钢笔、铅笔、纸张等等。为解决学员用纸张的问题，边区领导号召学生节约用纸，平时就用竹签或树枝在地上练习，或者把废报纸，旧纸头作为学习用纸来记笔记；还把竹子削尖，蘸上红、紫药水当墨水笔用，教师们甚至拿板炭当粉笔，把门板当黑板，在门板上教学写字，给大家讲述解释那些理论和名词，以提高文化水平和理论修养。虽然都是些废报纸、旧纸头，可学习笔记必须写满、不留空白，写完钢笔字或毛笔小字之后，还要再用来练习写毛笔大字。当时，钢笔更是稀有之物，那些竹子笔和板炭笔，大多数时候都是很不合用的，所以大家都非常渴望能够用上自来水钢笔。可这钢笔当时一是在根据地根本就买不到，二是到外面去的话也没那么多的钱去购买，怎么办呢？为解决用笔的问题，杨秀山他们这些学员们动了很多的脑筋，也试过各种材料和方法，经过几天地冥思苦想，有人终于想出来了一个很好的办法：他们先把子弹头里的铅在炉子上熔化掉，然后把空弹头尖磨出一点小眼儿来，再用削尖的荆条小签当作笔尖，插在弹尖磨出来的小眼里，然后在弹壳里灌上墨水，再把弹头塞紧在弹壳上，这样就成了一支真正的“钢笔”了。这样的“钢笔”不仅书写流利，还把握非常地顺手，大家都非常地喜欢自己制造的这种“钢笔”，只是这种“钢笔”制造的还不够完善，经常弄不好就会有墨汁渗出沾在手上，不过这种墨汁很容易清洗，沾上墨汁洗洗就没事了。比起没有笔用来，沾点儿墨汁在手上根本就不算是个事儿。这种自制钢笔很快就在学员们中间推广开了，学员们如法制作，会做的教不会做的，立刻解决了大家用笔的困难。尽管条件如此之艰苦，可大家还是兴头高涨，学习得非常起劲。学员们在这里不仅要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精神，以及国内国外的形势等，还要接受军事训练，什么投弹、刺杀、射击等等，和打游击的方式方法，很少有休息日。为了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取得一个令自己满意的成绩，不辜负郭树清大哥对自己的培养教育，杨秀山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如饥似渴地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学习中去。

脑力劳动是一项很容易令身心俱疲的活动，因为没有菜吃，学员们就经常上山去挖野菜，拾菌子。学校为了让大家放松紧绷的神经，有时候也会趁雨后初晴，组织大家到山上去一边拣松菌，摘橡子，一边放松放松。这是一项很有意思的户外活动，雨后初晴，松林里，草丛间，灌木旁，到处都是一簇一簇浅黄色，如伞盖，探头探脑的松菌，大的有巴掌般大小，小的如纽扣般圆鼓鼓的，手触摸上去，有一种滑溜溜的感觉，当地人俗称那些大的为松菌，小的为“爆丁果子”。这松菌肉质肥厚，香气浓郁，味道鲜美，入口爽滑鲜嫩，味道好极了，被当地的人们赞誉为“野生菌之王”。如果再配上韭菜、腊肉等佐料，炒、煨、煮、炖，多种烹调办法均可。再加少许米汤打糊，汤汁就更加的黏稠了，吃起来滑嫩爽口，吃过后两颊留香。人们口中的所谓山珍海味，也莫过如此。

因此，拣松菌不仅可以放松头脑的紧张情绪，还可以改善学员们的生活质量，增加营养。这是一桩一举多得的上佳野外活动，所以培训学校隔段时间就要举行一次。又由于学习时间的宝贵，像这样的活动也不可能很多，所以每一次出来，大家都十分的珍惜这样的机会，尽量地放开手脚，麻利地捡拾松菌，还一边捡拾，一边唱起刚刚学会的抗战歌曲来，什么《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有《新四军军歌》等等。这样不仅激发了学员们的斗争意志，还活跃了大家的精神状态，为以后开展抗日斗争积蓄了重要的力量。

相比于学习的艰苦，其实还有更加艰苦的对敌斗争正在等待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