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老家，流传着一种说法：像我这样原本好胳膊好腿活蹦乱跳的人一夜之间站不起来了，原因就是大夫打针时打错了地方，伤了神经。我听娘讲过我是怎么腿脚不利索的：高烧，请公社卫生院的大夫打了一针，烧退了，却站不起来了。庄稼人就认为我这样的病是大夫打针打的。

我最初的人生记忆是用两只手扒住窗台，试着站起来。只有站起来，我才能透过窗上的玻璃看到院子中的桃树、西红柿秧、飞来飞去的麻雀……但站起来于我却非容易的事情。因为两腿软的像面条，光靠两只腿的力量根本撑不起身体，两只胳膊肌肉萎缩，即便扒住的窗台，也给腿助不了多大的力。但我想站起来看窗外景色的愿望是那么地强烈。在下巴被窗台磕破了几次之后，我终于看到了院子里飞来飞去的麻雀。心里头别提多么兴奋了。但我不知足，我甚至羡慕院子里那些麻雀，它们多自由啊！自从发高烧被大夫打了一针之后，在土炕上躺了半年多了，先是在土炕上爬。在生产队上班的爹娘怕我爬到土炕的边缘摔下去，离家前用绳子的一端栓住我的腰，另一端绑在窗户框上。我能从炕上爬到窗户前扒着窗台站起来，能不能重新迈开脚步？四岁的我肯定不会有这样的主观意识。但客观上，在我扒着窗台站立起来之后，我竟然不由自主地顺着窗台像螃蟹那样横着挪动腿脚了。有一天，从生产队下班回家的父亲看到了我在窗台前挪动腿脚的情形兴奋得上炕把我举了起来。从那天起，父亲从生产队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扶着我练习走路。我也不知道父亲的双手什么时候第一次离开了我的腰。再以后，会木匠手艺的父亲给我做了一辆有四个轮子的小木车，木车的扶手正好齐到我的腰，每天，我推着小木车在土炕上走动，边走边念叨：赶过年会走，赶过年会走。“赶过年”就是到春节，“会走”的意思是自己下炕，出院子……

我重新学会了走路，但还是不能像我的小伙伴那样跑和跳。因此，上学后，我不做课间操，不上体育课。我做梦都想着跟我的小伙伴们在操场上纵横驰骋。幻想着体育比赛也拿个跳远第一名。

上下学的路上，常有我的同学跟在我的后面学我走路，学一段，跑到我的前面，问我他学得像还是不像。对我的同龄人提出的这个问题，我还真无法给出准确的答案。因为我不知道我走路时身子倾斜的程度，不知道脚是怎么抬离地面，又是怎么落在地面的，抬离地面和落回地面的过程与一般人有哪些不同。当我的同龄人跟我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怎么回答都不妥当。说我不知道？人家会问，你自己走路什么样你不知道？说人家学得像？那不是鼓励人家学我走路吗？说人家说的不像？人家会让我示范一番，我示范之后，人家在我前面走几步，回过头来再问：“这回像不像？”这样做岂不是引导人家不文明？大多数情况下，我保持沉默，但这也不行，人家会说我“你哑巴啦？”有不讲道理的，还会上前把我推个仰面朝天，理由就是人家问我问题我没有搭理人家。

所以，我很想弄清楚自己走路的姿势。夏日的晌午，我会在太阳底下走路，因为那时候太阳照出的人的影子最接近于身高，我可以观察走路时影子倾斜的程度，然后，按照比例算出身子倾斜的程度。我也在夜晚的大街上，借助路边电线杆子上的电灯射下的光看自己的影子，想通过影子的摇摆了解自己身子是如何摇摆的。这些方法虽然能够粗略知道自己走路时身子倾斜度有多大，但弄不清楚走路时脚怎么抬起怎么落下，与常人有哪些异样。

终于有了一次直接观看自己走路姿势怎么样的机会。某年正月，我去唐山给姑姑拜年，姑姑带着我去了唐山百货大楼。在大楼的二楼楼梯进口处，有一间房的门口挂着一个牌子，上写：哈哈镜室。我听说过哈哈镜室，听说这镜子能把胖人照瘦，把瘦人照胖，把高人照矮，把矮人照高，把俊人照丑，把丑人照俊。但只是听说，没有照过。我跟姑姑说我想进去照照。姑姑花一毛钱给我买了张票。我走进了那间哈哈镜室。屋子里摆放着十几面凹凸不平的哈哈镜室，一米宽，两米高，我在每面镜子前站几秒钟，有的镜子把我照胖，有的镜子把我照瘦，有的镜子把我照矮，有的镜子把我照高，但没有找到能把我照俊的镜子。我想，要是这里有一面可以照出我怎样走路的镜子多好？我就不用在太阳底下看自己的身影往那边斜斜多少了。我的运气还真不错，也许是哈哈镜室的设计者想让人们在虚幻之后回归现实，知道自己到底长的什么样，在十几面哈哈镜之后，竟然是一面平面镜，也是一米宽，两米高。我在这面镜子前站住，看到了镜子里真实的自己。突然想到，对着这面镜子走，不就能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是怎么走路的吗？于是，我转身到了镜子对面的墙根，再把身子转回来，面对着那面平面镜走去，边走边观察镜子里的我先迈的是哪只脚，是怎么把脚抬起来，又怎么落地，身子往哪边倾斜，倾斜多少……走了十个来回，听到屋外姑姑喊我，我才走出哈哈镜室。正是在那一天，我知道了自己走路的姿势多么难看。多少年之后，一个体健貌端的女大学生成了我的老婆，我就在心里想，这丫头怎么不嫌弃我走路的姿势多么难看？这丫头真伟大！

知道了自己走路姿势到底啥样，再有同龄人学我走路问我他学得像还是不像，我会相当准确地告诉人家，像还是不像，哪地方有点不到位，要么是脚抬的有点高了，要么是倾斜度不够……有时候，我还示范给人家看。也许，我这样做是另一种阿Q精神：你愿意学我走路你就学，我才不在乎呢！以为这种自嘲式的方法会让我的同龄人失去学我走路的兴趣。因为好多人学我走路不是觉得我走路的姿势好玩好笑，而是乐见我被刺激而生气甚至会反击，那样，我们就会在我身上寻找到更让他们刺激的事情，比如把我推到，然后在一边哈哈大笑。我告诉他们学我走路的样子像还是不想，像到什么程度，就是为了不给他们进一步在我身上寻找刺激的机会。但我很清楚，我这是在引导我的同龄人不文明。可我有什么办法？我能跟人家说你学我走路是不文明的行为吗？我助长了我的伙伴们不文明的行为，你说我能不内疚吗？

我之所以助长了小伙伴们的不文明行为，是因为我四肢中有三肢不正常，我不能跑不能跳胳膊举不过头顶，走在路上常常被一个石子绊倒，胳膊肘和膝盖会蹭破，从组织里渗出血来，然后结疤，迎接下一次被摔倒，老疤蹭掉再有新疤长出来……要是仅仅因为我这与众不同的胳膊腿与众不同的走路姿势让我的小伙伴们有了不文明的行为，我的罪过也算不上有多大，毕竟我很无奈。我也不想胳膊腿不利索呀。

但我很想证明，胳膊腿不利索的我也可以为社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小学五年级那年，我们家乡大旱，刚出土的玉米苗都打了蔫。县里发动群众抗旱，要打一场抗旱保丰收的人民战争。小学高年级停课，到生产队帮助社员们抗旱。班主任在班上布置任务，要求学生们自由结合，每两个人担一桶水，从尚未干枯的河沟里把水抬到大田里，抢救快要枯死的秧苗。我因为腿脚不利索，没有人跟我组合，可我也想为农业学大寨做点贡献，便想着自己一人提一只水桶从河沟里往大田运水。只可惜我胳膊上没有那么大的力气，从家里找了一只比日常用的水桶直径和高度都小很多重量轻很多的捅，提着这只小桶去学校。我的想法是，一小桶水也能救活几棵秧苗。毛主席说，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只要有这点精神就好。我不图老师表扬我，真的是想为农业学大寨做点哪怕是点滴的事情。我提着小桶到达教室时，班主任在门口站着，我进教室门时他喊住了我：“你站住。”我转回身，看着他。班主任问：“你提着这么个捅来干啥？”我从他说话的口气中听出他好像对我的行为不满意，也就没有说我提这小桶也是来抗旱的。他冲我摆摆手，说：“你别给我们班丢人了，回家呆着去吧，我们班，有你不多，没你不少！”我的脸上有点挂不住了。老师也太打击我的积极性了吧？我怎么是在给我们班丢人呢？我是要为农业学大寨做贡献的呀。就算你不为我这点精神而感动，不肯定不表扬我也倒罢了，怎么能把我的行为说成给班上丢人？还有我不多，没我不少，也太不在乎我的存在了吧？问题在于他说那样的话时一点不在乎我的感受，声音很高，好多同学都听到了。我仿佛真的做了让班里丢人的事情，我不服气，跟班主任理论起来，说我们班是有我不多，没我不少，但我这一小桶水也能救活几颗秧苗，不能剥夺我为农业学大寨做贡献的权利。班主任说你非要去我也不拦着，先说好，出了事情可别怨我没有提醒你。我说，出了事情也怪不着别人。我心想，不就是从河沟里往大田里提水吗？能出什么事情？班主任怎么就如此看不起我？我提着那只小桶随着同学们来到了位于沙河边上的我们村第三生产队的一块玉米地，这块玉米地离河沟有上百米的距离。我要用我那只小桶从河沟提水到玉米地里。中午，生产队管饭，玉米面窝头，还有韭菜汤。我要是不来抗旱，能喝到韭菜汤吗？我那些同学们还比赛谁从河沟往大田跑的次数多呢，一边干活一边唱歌，一点也看不出累。我就不行了，尽管河坝不那么陡，水桶也不够大，但提着那一小桶水从河沟到大田，还真够我呛，两个来回就腿肚子发软迈不开步了，却又怕班主任老师和同学们瞧不起我，咬着牙坚持，浑身冒汗，腿一软，跌倒在河坝上，水桶滚下了河沟，我也在河坝上滚了两滚，要不是有同学及时拉住了我，我肯定也会滚到河沟里去。班主任走了过来，说不要你来你非得逞强，赶紧回家。有同学把滚到河沟里的小桶捡了回来，我提着那小桶灰溜溜地往家走，没吃到中午的玉米面馍馍，当然也没有喝到韭菜汤。

我不但没能为农业学大寨做点滴事情，还给老师和同学找了那么大的麻烦，心里头别说有多自责了。便有我的同龄人向我提了一个问题：大骡子大马残废了可以杀肉吃，人残废了还有啥用？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我具备人的所有特征：动物属性，具备思维能力，直立行走。也没有人公开否认我就是一个人，有血也有肉。但从社会学的角度，就没有那么乐观了，因为即便人残废了，也不能杀肉吃。当然，是在文明社会。历史书上说，在原始社会的初期，因为生产力落后，为了人类的延续，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和残废人是要被杀掉的；我还听说，在万恶的旧社会，碰上灾荒年，有易子而食的残忍事情发生。可如今是文明时代，人残废了不能杀肉吃。那样，残废了的人就不如大骡子大马。虽然在我的同龄人嘴里我还是个人，但在我的意识中，我还不如一头残废了的骡子。

这是我遇到的第一道人生难题。我真的想不出一个人如果残废了还有什么用。想不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反过来想这个问题，答案就是绝对不能成为废人。

我为避免自己成为废人而采取的最直接的行动是求医治腿。

从小学升入初中不久，听人说唐山工人医院能治疗小儿麻痹后遗症，即便以失学为代价，我也要先把腿治好。父亲带我去了唐山工人医院，一个穿白大褂的大夫让我在诊室里走了两圈，然后，让我躺在了铺着白色床单的单人床上，面朝上，大夫让我抬腿。他用手压我的腿，试我腿上的力气，还撩起裤腿看我的腿肌肉萎缩到啥程度。我从单人床上坐起来，大夫问我父亲这孩子的病得了几年了，父亲说十年了。大夫说又问我父亲在市里有没有亲戚，说这孩子得病这么长的时间了，治疗时间短了很难见效，得长期治疗，每天到医院来针灸。要是市里有亲戚，在亲戚家住下，那就方便多了。父亲说，孩子的姑姑在市里。大夫说那你们商量商量，治还是不治。怎么能不治呢？因为两条腿不利索，我失去了多少一个少年应该的有的乐趣：不能跑，不能跳，上不了体育课，做不了课间操，连骑自行车都学不了，更不用说走在路上常常被石子绊倒，蹭出的疮疤好了又结，结了又蹭……我怕父亲说不治，拉着父亲的手，眼巴巴得看着父亲。父亲问我，治病，就得耽误上学。你选一样。我说，治病。把病治好再上学。于是，我在姑姑家住了下来。每天乘公交车去工人医院。大夫采用针灸的方法治疗小儿麻痹后遗症。先是扎耳针。说是耳朵上的穴位连着腿，在耳朵上扎针就可以治腿。耳针扎了一个多月，感觉不出腿脚比先前利索，大夫说耳针的效果慢，改扎体针吧。体针就是在残腿的某些穴位上直接扎针。长长的银针扎进穴位，银针连上一个名叫“六二六”治疗仪的设备，那设备能发出类似青蛙叫声的声音，每叫一声，就有电流通过导线和银针流过我的残腿，残腿就会随着“青蛙”的叫声而不由自主地摆动。大夫说这是电流在刺激残腿的神经。我残腿的睡着的神经被“青蛙”召唤了一个多月，没有哪根睡着的神经被唤醒。我知道，即便“青蛙”在我的腿边再叫上十年，残腿上睡着的神经也醒不过来了。

再后来，解放军的“六二六”医疗队下乡，传授当地赤脚医生一门医学名叫“羊肠线埋结”治疗小儿麻痹后遗症的技术：用手术刀在患者残腿的某个穴位上拉开一道半寸长的口子，把一把医用药钳从口子里伸进去，搅动肉组织里的某道神经线，然后，用一种羊肠线缝合伤口，不用拆线，羊肠线最终会融化在肉纤维组织里。这种过程描述起来不复杂，实际上也真的不复杂，难以描述的是实施这种“小手术”时患者的疼痛，为了增强刺激，整个过程不打麻药！一个穴位从拉开口子到缝合，会使躺在床上接受这种手术的人流出的汗湿透床单。且每次要在三四个穴位上拉口子！然后，回到家，每天拄着木拐强制走路。半个月后，前一次拉口子留下的疼痛感还没有完全消失，又得去接受下一次的手术，再有三四个穴位被拉开，伸进药钳，被缝合……虽然羊肠线最终会被融化在组织里，但被拉开的穴位还是会留下疤痕，在我的两只残腿上有了二十多个羊肠线埋结留下的疮疤后，我跟老爹说，我再也不想用自己的疼痛去为祖国的医学做贡献了。我真的是自私到家了。

最后一次幻想能跑能跳是在我第三次高考再一次被拒之于大学校门之后，听说昌黎县某镇医院用手术方法治疗小儿麻痹后遗症，给我原本失望的心带来了点滴光明。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心态，去了那家镇医院，大夫让我在诊室里走了两圈，跟我说了一番话，让我的能跑能跳的幻想彻底破灭。大夫告诉我，他们这家医院收治的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要么，站不起来，通过手术，可以让原本站不起来的人借助双拐站起来；要么，是原本借助双拐才能路的人，通过手术，可以扔掉一只拐，那样，手术的效果就很明显。像我这样，不用借助拐杖就能走路，手术不会有多大的效果，因为手术不能让我萎缩的肌肉不再萎缩。弄不好，手术后还不如手术前！花钱赚受罪，而且还可能让我的腿脚变得更不利索，昌黎之行的结果也只是高兴而去扫兴而归。

从此，再也没有过把腿治好能跑能跳的幻想。

既然胳膊腿不利索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请允许我不回答“大骡子大马残废了可以杀肉吃，人残废了还有啥用？”这个问题，您能不能换个问法：你残了，怎么才能做到不废？多少年后，只有一张初中毕业文凭的我靠自学考上了研究生，报纸上报道了这件事情，有个远方的朋友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有段话正好回答我儿时的伙伴问我的问题：人生，也许就是这样：挣扎，失败；再挣扎，再失败：再挣扎……只要希望在心间。

只要不放弃希望，挣扎，再挣扎，就不会成为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