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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从唐山工人医院回到学校。班主任老师跟我说,你丢下了三个多月的课程,跟原来的班肯定是跟不上了,在家里呆几个月,等来年跟下个年级吧。我听明白了,班主任老师是让我“蹲班”。在我的意识中,只有脑瓜子笨,学习成绩不好的人才会“蹲班”,“蹲班生”的名声都不好,总是跟“笨”、“傻”、“脑瓜子不会转弯”这些字词句相联系。我不想让人把这些字词句用在我的身上。我跟班主任老师说我不想“蹲班”。班主任老师说可你丢下那么多的课程,眼看着就放假了,谁给你补?我说我不用老师给我补课,这不是快放假了吗?假期里我自己学,开学后老师可以考我,看我的成绩能不能跟上原来的班。老师说,那你就试试。

我是从数学开始自学的。因为在我看来,初中的课程,语文、历史、地理,政治,物理、化学、数学,最费脑筋最需要抽象思维的是数学。只要把数学这门功课弄明白了,其它课程就算临时突击也能跟得上大流。假期里,我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用在自学数学上。真应了“万事开头难”这话。离开学校去唐山工人医院治腿时,数学老师刚给我们讲到有理数四则运算,从“合并同类项”的内容学起,还真发挥了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有时候,被一个问题绊住,真想去找老师或者同学,问问这个问题怎么回事。可这念头刚一冒出来就被自己扼杀在萌芽之中:以后还会碰到多少问题?不能碰到问题就找人问吧?还是要靠自己。事实证明,还是自己反复琢磨出的东西记得牢靠,运用的得心应手。开学后的摸底考试,我的数学成绩排在了全班第一名,其它科也都在班上的中流水平以上。不用说,我没有“蹲班”。

这件事情的意外收获是让我喜欢上了数学。初中下半年我自学了高中数学课本中的“数列”,跟我的同学们玩“猜数”的游戏,让某个同学在纸上写出一连串的数,第二个数比第一个数多多少,第三个数就比第二个数多多少,以此类推,只要告诉我其中两个数, 就能推算出其它数是几。同学们纷纷来试,我一猜一个准。同学们都惊讶我为什么会猜得那么准。我告诉他们,其实我运用的是数列通项公式,等你们上了高中就懂了。很简单。初二时,数学课本里有了简单的立体几何知识,但只是给出结论,没有结论是怎么来的。有一天,数学老师上课时把一个用硬纸壳做成的圆锥体和一个也是用硬纸壳做成的圆柱体放在讲桌上,一把铁壶中装着细沙。数学老师先把铁壶中的细沙倒进圆锥体中,倒满,再把圆锥体中的细沙倒进圆柱体中,如此反复三次,圆柱体中装满了细沙。数学老师把圆锥体和圆柱体摆在一起,告诉我们:桌上的圆锥体与圆柱体高度相同底面积相同,三杯圆锥体中的沙子刚好装满一个等底同高的圆柱体。数学老师问我们圆锥体的体积与圆柱体的体积之间的关系。马上有人回答:圆锥体的体积等于等底同高圆柱体体积的三分之一。课本上这么写的,这句话不难背。我举手,数学老师问我有什么问题,我站起来,跟数学老师说刚才这方法只是验证,在理论上如何推导?数学老师让我坐下,告诉我,要从理论上推导圆锥体的体积公式,得用大学中的微积分。眼下,我们只需要记住结论,至于怎么推导,用不着去想。我好奇,想着早一天知道如何从理论上推导圆锥体的体积公式。我有个没出五服的堂姐毕业于河北师范学院数学系,参加工作后把好多上大学时用的课本留在了老家,我无意中得到了堂姐用过的那些课本。其中有一套《数学分析》,那里面有微积分知识。初二下半年,我看完了那套《数学分析》中的上册,不仅弄懂了旋成体体积公式的推导方法,还学了极限、导数、级数等好多大学一年级的数学课程。我把用微积分理论推导出的圆锥体体积公式的演算稿拿给数学老师看。怎奈我那数学老师只上到高中二年级,听说过微积分但没有学过微积分,但我这老师挺不讲究师道尊严,不觉得让学生提的问题难住是啥丢人的事情。刚巧有一位“文革”前在省城教大学下放到县“五七”干校的彭老师带着几个进修生到我们学校实习,我的数学老师把我的演算稿拿给彭老师看,彭老师不相信演算稿出自一个初中生之手,让数学老师把我叫了去,彭老师当场给我出了几道微积分题目让我回答。啥叫导数,自变量的导数是多少,常变量的导数是多少,“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事不皆”在微积分里是啥意思?我一一作答,彭老师很惊讶,跟我们数学老师说这孩子在数学上有天赋。彭老师还告诉我,中国有个大数学家叫华罗庚,腿脚也不利索,数学知识也是自学的。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华罗庚这个名字。

你也许明白了,我为什么要叙述这段经历,是想说明,自己的学习成绩如何。

我十五岁初中毕业。毕业不在夏季,而是在冬季。毕业典礼在新落成的校礼堂举行。三个班的毕业生一百五十来人集中到校礼堂,听校长给学生们作最后的讲话,更主要的,是校长要在讲话后宣布这届毕业生中都有谁升入高中继续上学。

初中升高中不实行考试。政策是“学校推荐,大队保送,高中复审。”我很想成为被推荐被保送的人员之一。不是想成为更高一层的知识分子,让更多的人能够高看我一眼。而是我比其他同龄人更需要上高中。我这样的身体干不了农活,如果上不了高中,将面临很严重的生存问题。不错,我有爹有娘,爹娘的身体很好,还能挣工分,他们会养我。可我马上就十六岁了,还有两年就是成年人了,这么大的人总不能让父母养着吧?我给自己设计的未来是,体力不行,就用脑力,庄稼地里的活干不了,可以到生产队或者大队当会计,到小学校当老师,照样可以挣工分,照样可以养活自己!要实现这样的“人生理想”,前提是得有比别人更高的文凭。如果只是拿着一张初中毕业的文凭回到村里,就没有竞争优势。村里好胳膊好腿的初中生好几个呢!所以,我要上高中。我也分析过,十有八九,我会被推荐、保送而成为一名高中生。推荐谁,不推荐谁,有要求:德智体全面衡量。我觉得在德智体三方面中,德,觉得还算过得去。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关键看有没有关爱他人的精神。不说别的,就说为同学服务吧。从初中一年级起,我就管着开教室门的钥匙,每天第一个到校,最后一个离开,冬天,还要把火炉生好,免得同学们到教室挨冻。碰到下雪天,还要为同学扫出一条从校门口到教室的路!一天,两天,三天……抛去星期天寒暑假,我坚持了四百多天呢!这样的精神,能说我的“德”不够格?再说“智”,每次考试在前年级没掉下来前三名,初一自学了高中的数列,初二下半年自学了大学一年级的微积分,我觉得智商还可以;最后说“体”,我承认,我不能跑不能跳,上不了体育课,做不了课间操,这方面比不上别的同学,但既然是德智体全面衡量,三方面中有两方面优秀,总能抵补那一方面的劣势吧?再说了,老师和校长都是有同情心的人,他们肯定比我自己都清楚,上不上高中对我生活甚至命运的影响有多大,谁放着河水不洗船?正是基于以上的期盼和分析,我自认为被推荐上高中的人中十有八九会有我。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关注校长公布的名单。那一年,区高中招一百五十名新生,我们学校分到了五十个名额。每三人中就有一个能上高中。跟我同样关注那份名单的人不少,校长念那份名单时,大礼堂里很是安静,除了从校长喉咙里发出的声音,没有任何杂音。比几分钟前校长作那番“升入高中继续学习是革命的需要,回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也是革命的需要”为主题的讲话时会场纪律要好得多,没人交头接耳。我呢,用“屏住呼吸”这四个字形容当时的状态一点不为过,生怕漏掉从校长嘴里发出的一个音符。那短短的几分钟,于我而言仿佛过了半个世纪。可从头听到尾,我也没有听到从校长嘴里说出我的名字——升学名单中没有我!难道错了?我听问身边的一个同学,听没听到我的名字。那同学看了我一样,眼睛中充满了同情,然后,摇了摇头!教导主任宣布毕业生毕业典礼结束,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走出的礼堂,怎么回到的家。如果有人问那天中午的心情,可以那么形容,饿,却什么也不想吃。后来,听说得了肝炎的人就这种状态。

回到家,我才知道这一天是阴历腊月二十三。北方人把这一天当作小年。小年这一天中午吃饺子。富裕的人家吃肉馅的,贫穷人家吃素馅的。我进家门,饺子已经摆在了饭桌,还有醋和包好的蒜。母亲说就等你了。我跟爹娘说你们吃吧,我吃不进去。老爹立马就意识到儿子可能没被推荐上高中。老爹还没问啥,我的眼泪就不争气地流了出来。老爹比我还清楚上不了高中对儿子的将来意味着什么。我之所以学习成绩过得去,是老爹给了我压力。记得上学第一天,父亲牵着我的手送我去学校,一路上都在给我讲大道理,说支凡,你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别人好胳膊好腿,就是学习不好,将来也可以当个庄稼人;你胳膊腿都不中,干不了庄稼地里的活,要是不好好学习,将来吃屎都没人给屙!老爹没问儿子为啥没被推荐上高中,把筷子放在桌上,下土炕,穿鞋,往外走。母亲喊,你去哪?父亲不言声。半个小时后,父亲回来了,跟我和母亲说,他去找了吴树贵,吴树贵说他自己说了不算,后晌跟学校领导班子的人商量商量。父亲让我先吃饭,天塌下来也得吃饭。

吴树贵是我们的校长兼党支部书记。一把手,实权派。既然他说跟其他领导班子成员商量,说明起码他本人是同意推荐我上高中的,他同意了,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还会说啥?虽然阴历腊月二十三举行了毕业典礼,但那一天并没有发毕业证,说是第二天发。阴历腊月二十四那天,我又去了学校。到校后,班主任老师通知我们到大礼堂。却原来吴树贵还要讲话。这次吴树贵讲话好像是针对我的,说大多数同学都能正确对待升高中还是回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因为都是革命的需要。但还是有极个别人中“读书做官论”余毒太深,以为上了高中就能当会计当老师,听说没被推荐上高中,难过得连小年的饺子都没吃。我明确地告诉他,社会主义的高中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别说是小年的饺子没有吃,就是大年三十的肉不吃也是白搭!我为啥能肯定吴树贵这番话是针对我?因为我在班上公开说过,要好好学习,将来当会计当老师,能自己养活自己,还能为社会做点事情。还有,肯定是父亲去吴树贵家时说了我难过的没吃小年的饺子。我弄不明白,你一个堂堂的人民教师,一校之长,我跟你往日无仇近日无恨,为什么跟我过不去?他跟父亲说的那番要跟其他领导班子商量商量的话纯粹是糊弄人,是这家伙本人对我有成见,是他不想推荐我上高中!你不推荐我也就罢了,干嘛跟一百多名毕业生说这番话?可我又不能在会场上当面质问吴树贵。我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也不甘心就这样失去上高中的机会。还得乞求吴树贵同情同情我。

那一天,我拿到了初中毕业证书。一张白纸上写着某某于某年某月于某学校完成初中阶段学业,准予毕业。盖着学校的大红印章。回到家,把这证书放在抽屉里,没多久就找不到了。

吴树贵家的住处与我家相距不远,直线距离也就二百米。大年初一那天,我去给吴树贵拜年。给他拜年只是由头,目的是想借拜年跟他说说心里话。为啥说好好学习是为了当会计当老师,为啥上不上高中对我那么重要。我想,人心都是肉长的,吴树贵也有儿子闺女,如果他的儿子或者闺女也跟我一样胳膊腿都不利索,也在今年初中毕业,难道他也不推荐儿子或者闺女上高中?我的想法挺好,把吴树贵想的很善良。我是吃过午饭后去吴树贵家的。推开吴树贵家的院门,刚跨过门槛,就听到从吴树贵夫妻住的房间里传出来朗朗的笑声。透过窗上的玻璃,我看到那间屋子里挤满了人,都是被推荐保送上了高中的人。我在这个时候进吴树贵的屋子说啥?那些昔日的同学会用什么样的眼光看我?我悄悄转回身,往门口走,却见某同学手里提着两瓶酒两包点心进门。跟我打了个照面。问我:“走啊?”我说:“走。”赶紧溜之大吉。回到家,我反思为什么吴树贵那么不稀罕我,非但不稀罕,简直是厌恶。想来想去,原因在自己,从没想过怎么才能讨老师和校长的喜欢,你看吴树贵屋子里的那些人,哪个不是拍马屁的高手?还有,大过年的,给校长去拜年,尽然空着手去,那不是打人家的脸吗?我也该给校长带点礼物!瓜子不饱是人心!我想晚上再去吴树贵家。估计那时我那些同学已经走了。给校长带点啥礼物呢?跟父亲要钱,到供销社买两包点心两瓶酒?不妥。估计吴树贵家里都没有地方放点心和酒了。买条“大前门”烟?估计送烟的人也不少。我不能给吴树贵送点心送烟送酒,不光是因为吴树贵看不上这些礼物,最主要的是别人送他这些他收,我送他这些礼物他肯定不收!一是他得在我跟前树立两袖清风的形象,二是吃了别人的嘴软拿了别人的手短,他要收了我送的烟酒或者点心,就不好回绝我的请托了。不能送烟不能送酒不能送点心,又不能空手进人家家门。怎么办?我有了一个挺天真的想法:哪个当老师的不为自己学生的学习成绩好而欣慰?我要让校长看到我的潜力和上了高中会有多大的作为!那样,他就会有推荐保送我上高中的动力!我想到的送给校长的礼物是自己做的读书笔记!我从初一下半年开始自学高中数学课程,到初中毕业,已经学完了一元微积分。这可是大学的课程啊!我学得很认真,不仅作了每章后的习题,还记了好几本定理定律和公式以及学习心得。我想,校长看到我的这些笔记,得承认我的学习能力不一般吧?会意识到不让我这样的人上高中说不过去吧?我把那些笔记本找出来,装进上学时用的帆布书包里,吃过晚饭,再一次去了吴树贵家。如同我预料的一样,我那些同学已经走了,只有吴树贵和他老婆在家。我先给吴树贵和他老婆拜年,说校长过年好。我猜测,吴树贵是看我背了个书包不知道书包里装的是啥玩意才没有赶我走。我把笔记本从书包里掏出来,往吴树贵跟前递,说,校长,你看,我都把高中课程学了,你就让我上高中吧!吴树贵见我从书包里掏出来的是几个烂本子,没接,脸色有点不好看,说你都把高中课程学了,那你上高中还有啥用?我恨不得打自己一巴掌。本以为拿了这些读书笔记让校长看,他会改变原来的想法,哪知道人家一句话就把我怼回来了。好在我反应还算快,绝对不能说上高中是为了那张文凭,有了那张文凭才能有实力跟别人竞争!我说,高中那么多课程,除了数学,还有化学、物理、语文、政治,我只学了数学,其他课程没有老师教学不了,特别是物理化学,还得上实验课呢。我冷眼观察,吴树贵的老婆显然对我很反感。我挺操蛋,跟吴树贵说,校长,你就推荐我上高中吧,你要不推荐我,我天天来找你!我这就有点无赖了。果然,吴树贵的老婆忍不住了,跟吴树贵说,你这校长当的怎这么窝囊,大过年的还有人到家来说事,有事开学到学校说嘛。据说,吴树贵很怕老婆,也是受他老婆那番话的启发,想出了搪塞我的主意,说:“不是初中不推荐你,我们第一个就推荐了你,是高中不收,找我也没用啊,我管不了高中的事情啊!”吴树贵把话说到这个地步,我也就无计可施了,总不能拉着吴树贵去找高中的校长吧?

只好等。寒假终于结束,开学第二天,我去了区高中。

我不认识高中校长。好在我走进校园时刚好下课,有学生从不同的教室走出来。这些学生中当然有我认识的。有个女同学看到了我,走过来问我怎么到这里来了,我说我要找高中的校长,但不知道人家姓啥叫啥。女同学说我领你去。我说谢谢了。女同学说其实我挺同情你的,咱们初中,最该上高中的是你。我说,吴树贵说了,初中推荐了我,但高中不收,我来,就是想求求高中校长。女同学领着我转了个弯,到了校园西北角,指着一间房子跟我说,那就是校长办公室,那屋子只有校长一人办公。我再次谢过女同学,说了再见,女同学转身离去。我走到校长办公室门前,门虚掩着,我敲了门,里面的人说进来。我推开门走了进去。一个胖子坐在办公桌前,转过身看我,显然不认识我,问我找谁?我说您是校长吧?我先自我介绍了一番。初中应届毕业生。全年级学习成绩前三名,自学了高中数学和大学一年级的微积分,小时候患病落下残疾,想着多上几年学,多学点本领,以后干点文墨事,好减轻点家庭负担。初中的吴树贵校长说推荐了我上高中,但高中不收。其实,我的身体一点也不影响学习,不会给学校填麻烦……接下去,我想说一些恳求的话,胖校长阻止了我,说这位同学,你让吴树贵骗了,初中根本就没有推荐你。你想啊,所谓高中复审,不过是走过场,谁上谁不上,实际上是初中说了算,毕竟高中不了解每个学生的实际情况。你这事情,还得找吴树贵。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愚蠢和天真,竟然让吴树贵一句话给糊弄了!这胖校长说的没错,高中怎么会了解每个初中生的具体情况?让谁上不让谁上,还真的是初中说了算。初中谁说了算?当然是一校之长!我到底是什么时候因为啥事情得罪了吴树贵?还是吴树贵骨子里就认为我这样的人上再多的学掌握更多的知识对社会也没有用处?

告别高中的胖校长,走出高中校园,我想过再去初中找吴树贵,跟他说我已经见过高中校长,人家说初中根本就没有推荐我。可走到半路,又犹疑了,再去找吴树贵有啥价值?如果他一口咬定初中真的推荐了,高中不收,是高中的胖校长嫌收了我这样的人给学校填麻烦,编出那番话来骗我,我能把初中校长和高中校长叫到一起当面对质吗?我没有那样的权利呀!就算有那样的权利,真能让他们当面对质到底是谁骗了我,又有什么实际意义?我的目的是上学。谁能让我上学?我想到了县教育局的局长。教育局管初中也管高中,局长管初中校长也管高中校长,最关键的,局长应该比初中校长和高中校长更公道。如果局长大人认为我这样的人更应该多上几年学,多学点文化,给初中高中下个令,我上高中的事情还算事情吗?我为自己能想到这一层而兴奋不已,决定不再找初中的校长,也不再找高中的校长,而直接去找县教育局的局长!我是第二天上午十点多到的县文教局。每间办公室的门框上都有一个小木牌,上面标着这间办公室属于哪个科室,或者里面办公的是什么级别的干部。这让我很容易地找到局长办公室。遗憾的是,局长办公室的门关着,我敲了半天没人应。从局长办公室对面的办公室走出一人,告诉我局长下乡了。真不巧!见不到局长,副局长也能解决问题吧?我敲开了一位副局长的门,那位副局长四十来岁,问我找谁,有啥事。我说我是刘家营初中的应届毕业生,有困难需要跟领导反映。副局长没架子,从椅子上站起来,亲自给我倒了一杯水,让我坐在另一张椅子上,说先喝口水,有啥事慢慢说。我没有喝水,把跟高中胖校长说的那番话跟副局长重复了一遍,说了自己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请局长给初中高中下个令,让我上高中。副局长很认真得倾听了我的诉求,点点头,说,小同志,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也很同情你。但是,不能仅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要顾全大局。我们国家还很穷,拿不出那么多钱办教育,高中招生人数有限,一间教室正常能容五十人,挤一挤容六十人也行,再多就不行了,总得规定个标准,哪些人可以上,哪些人不可以上,像你这样,能上到初中毕业就是享受到国家照顾了,不能跟别人比。好比有一个面包,一个人吃能饱肚,两人吃能顶饿,三个人吃就什么也不顶了。你说这个面包该几个人吃?该谁吃?我没有回答出副局长给我出的这道选择题。因为这道选择题只有两个答案:面包该别人吃;面包该我吃。如果我舍生取义,面包让给别人吃,那就等于跟副局长说,高中应该让别人上,我这样的人没有资格跟别人抢占本来就拥挤的教室中的一块哪怕是半平米的地方;如果我说这个面包该我吃,那别人就得挨饿。那是一个讲究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自一闪念的年代,一个只顾自己不顾及别人死活的人怎么能进入社会主义高中的教室?副局长肯定会说我这个人除了“体”不够格之外,“德”也不够格,这样的人岂能被推荐保送上高中?两种答案我都无法选择。副局长的水平就是高,一个比喻就把我上高中的路彻底堵死了。

我因此内疚了好长时间。我怎么就没有想到我这样的人上到初中毕业就是享受到了国家的照顾了呢?

后来,我看了几本论述伦理、公平与效率方面的书,重新思考多年前文教局的那位副局长提出的“有一个面包,该几个人吃,该谁吃”这个问题,觉得当时真是愚蠢到家了,不论是公平优先还是效率优先,我都应该有分割这面包的权利呀!

只有强大起来,你才会有跟别人比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