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我把自己的未来都寄托在父亲的关爱上，坚定地相信父亲会为我撑起一片天。只要有他在，我用不着为生活担忧。

我上小学一年级时赶上了“文革”，突然有一天，校园的院墙上贴满了用旧报纸刷的大字标语“油炸某某某”，“刀劈某某某”。前一个某某某是我们学校的校长，男的；后一个某某是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女的。这两个人可是我们学校说一不二的人物，什么人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把他们“油炸”、“刀劈”？一打听，却原来高年级同学革命了，造反了。我们低年级学生自然也不能落后，也跟着“革命”，“造反”。没闹腾几天，老师们被集中到县里办学习班，学生们各回各家，什么时候回学校上课，等通知。我记得那是夏秋之交，不去学校上课了，父亲给了我一个任务：割草。晒干了用来烧饭。割草是个费力气的活，我的胳膊肌肉萎缩，拿镰刀的手没劲，专找拉拉秧来割。皮肤蹭到那植物，会马上红肿，但那植物长得茂盛，根子又嫩，不但割起来不费力气，装在筐里还很占地方，两三棵拉拉秧就能装满一筐，当然不能压实。我专找拉拉秧来割实际上是偷懒，应付差事。为得就是把拉拉秧送回家后去找小伙伴们玩耍。别看我走胳膊腿都不利索，走在路上会被一个石子绊倒，但却很贪玩，捉迷藏，在麦场上晒的高粱叶上打滚（别人是折跟头）、“东风西风洼洼斗大窟窿”游戏……乐不思蜀，不亦乐乎，每天都玩得昏天黑地，有时候还忘了回家吃饭。那一天黄昏，我正和几个要好的哥们在麦场上晒着的高粱叶子上打滚，耳朵被人揪住了，生疼，我刚要骂人，却见是父亲，便没有吱声。父亲把我揪了起来，说“回家！”我跟着父亲回到家，父亲从家中老式衣柜的抽屉里拿出一张十六开的白纸，放在我跟前，说：“从明儿起，割草回来抄书，抄满这一张纸才能出去玩！”我心里老大不情愿，可又不敢不听父亲的，不点头也不摇头，父亲生气了，问我：“听清了没有？”我态度生硬：“听清了！”

第二天割草回来，按照父亲的吩咐抄书。那时候小学课本课文都不长，第一课就七个字：首都，北京，天安门。好在上半年已经把一本书学完了，全书的字加起来，也有好几百字。头几天，我很认真，从第一课起抄，真的是抄满一张纸后才出去玩。父亲每天从生产队收工回来都要检查我给我留的作业，看我是不是真的抄满了一张纸。几天后，我有点厌烦了。开始琢磨怎么应付父亲。我想到的方法很笨，拉大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距离，这样，抄在纸上的字就少了约莫三分之一，就能多出好多玩耍的时间。父亲原本是个木匠，但那年代不允许手艺人外出赚钱，说外出赚钱属于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割掉。如果手艺人偷着外出耍手艺赚点买油盐酱醋的钱，让生产队知道了，轻者会被扣掉全家的口粮，重者还要挨批斗。父亲自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本来拿斧头的手不得不拿镰刀、锄头。干惯了木工活的父亲干庄稼活力巴，每天回到家都累得半死，但唯有一件事情雷打不动：检查我这天是不是抄满了一张十六开的白纸。一天晚上，父亲让我把这天的作业拿出来让他看，我心里很是忐忑地把当天早上父亲给的白纸拿给他看，父亲只看了一眼就恼了，说字怎么写的这么稀？这不浪费纸吗？买纸的钱是大风吹来的？父亲给我的纸是从供销社买来的糊窗户的纸，用剪刀裁开，一大张可以裁成十六小张。一大张五分钱。我往上面写字，根本没有想到拉大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的距离是浪费。五分钱——一个大钢镚，那年代可以买一根冰糕！壮劳力在生产队上一天班才能赚到一角钱，相当于两个大钢镚。我自觉理亏，低着头不说话。父亲恨铁不成钢，说你不就是想早点出去玩吗？你以为你糊弄谁，糊弄的是你自己！父亲给我下了硬指标，从明儿起，一张纸上得写满六百字。父亲吓唬我，说每天要数字数，“我不认字，但我识数！”父亲说。

我严格按照每张纸写满六百字的指标坚持了几天。课本都让我超了三遍了！我不理解父亲为什么让我做这样的无聊透顶的事情。那一天我来了灵感：既然父亲不识字，也就认不出来今天我在纸上写的字与昨天在纸上写的字有啥区别，我为什么不把前两天抄的内容拿出来给他看，就说是今天抄的呢？那样，我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玩！我为自己的聪明激动不已，那天晚上就真的这么做了，自然是选了一张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距离都很紧凑字数绝对过了六百的一张。父亲只看了一眼，便从土炕上抄起笤帚疙瘩，把我按倒在土炕上，把手中的笤帚疙瘩高高举起。父亲的手可是轮斧头的，那一笤帚疙瘩打在我的屁股上，还不打淤血？我赶忙用手护住屁股，父亲手中的笤帚疙瘩却迟迟没有落下来。我偷眼瞄了一眼父亲，却见有泪花从父亲的眼角流出。我说爸，我再不敢糊弄你了。父亲让我坐了起来，叫着我的小名，说，你哥你妹都是好胳膊好腿，用不着我跟你妈操心，我跟你妈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呀。你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就是不认字，也能干庄稼活养活自己，你干不了庄稼活，再不好好学习，将来吃屎都没有人给拉，就等着喝西北风吧！

到如今，我也没弄明白不识字的父亲是怎么识破的我把前两天抄过的东西当作当天完成的任务指标的。但后来我在学习上的自觉性和认真精神，与当初父亲让我抄课文有直接的关系。

我没有从父亲嘴里听到过“尊严”这个词，或许在父亲的意识中，“面子”就是尊严。父亲是很在乎面子的，常常叮嘱我和哥哥、弟弟、妹妹，到啥时候，不能做让人瞧不起的事情，不能丢了面子。小时候，父亲母亲吵架，母亲抱怨父亲不如某某人有能耐，父亲总是说，那样的能耐，靠丢面子给人说小话活着，我学不来！我以为父亲一生都不会做丢面子的事情，但事实上，父亲还是因为我丢过面子。

有一段时间，生产队出台了一项土政策：允许手艺人外出耍手艺，每天向生产队交上一元钱，剩下的归自己。于是，父亲就又放下了锄头拿起了斧头，走乡串户，给十里八乡的乡亲们干木活，或给盖房子的农户打门窗，上檩子、钉椽子，或给准备娶媳妇的人家打家具。工钱是论天算或者是大包干。论天算的话一天两元五角，上缴生产队一元，还剩一元五角。雇主除了付我父亲工钱，还管中午和晚上两顿饭。因为父亲要在雇主家吃晚饭，每天回到家已经很晚了，有时候我已经睡下。那时候我们全家，除了我大哥外五口人——我，弟弟，妹妹和父母都睡在一铺土炕上。有一天晚上，我睡得朦朦胧胧的，忽觉有人捅我，我睁开眼睛，见是父亲坐在我的身边，看我醒了，做了个不要声张的手势。只见父亲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打开，我的眼睛一亮，纸里竟然包着两片肉！那年代，庄稼人只有在端午、中秋、春节才能吃到肉，看到那两片肉，哈喇子都流出来了。父亲朝睡着的弟弟妹妹努努嘴。我明白，父亲不让我吱声，怕吵醒了弟弟妹妹。父亲用筷子夹起一片肉放在我的嘴里，真香，真好吃！父亲要往我嘴里夹第二片肉，我看到了坐在一边纳鞋底的母亲。辛劳的母亲也难得吃上一片肉，我小声说把这片肉给我妈。父亲说，大夫说了，你胳膊腿软，得吃肉！我很自私地吃了父亲从雇主家带回来的第二片肉。打那天之后，我晚上睡得很晚，只是为了等着父亲从雇主家给我带回来好吃的。有时候父亲会带回来两片肉，有时候会是两条小鱼，还有时候是只鸡蛋，当然都是熟的！我原以为，这些东西都是雇主白送给我父亲的。直到有一天晚上，我蜗在被窝里等着父亲回来，父亲却什么也没有带回来。父亲跟我说睡觉吧，今个爸没带回来吃的。我很是遗憾地躺下了。朦胧中，听到父亲跟母亲说：“今天把人丢大了”。母亲问怎回事，父亲说：“今天人家上的菜是粉条炖猪肉片子，为了节省，人家不陪我吃，我自己吃，趁人家不在屋，我把准备好的牛皮纸从兜里掏出来，从菜碗里往牛皮纸上夹肉，哪承想，偏偏在这个时候，主人进了屋，让人家逮了个正着。从来没有这么丢过人！”我在被窝里听着，忍不住坐起来，跟父亲说：“爸，你再也别给我带吃的了，大夫说的话也不全对，要是吃两片肉两条小鱼我的胳膊腿就能硬实起来，那天底下就没有小儿麻痹后遗症了。”父亲长长叹了口气，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刚上初一，我请假去唐山工人医院治腿。大夫让我在市里住下来，每天去医院针灸。从工人医院出来，父亲带着我去大姑家。出医院没多远，下雨了，越下越大，好多人躲进了路边的一家副食品店，父亲拉着我进了副食店。进了店，我朝柜台里看，那里面有好多好吃的东西，禁不住直咽口水。父亲看出了我的馋相，肯定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给我买了两块槽子糕。我很是高兴地从父亲手中接过槽子糕，只两口就消灭了一块，把第二块往嘴里送，却看到父亲正盯着我。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真的是太自私了。父亲活了四十多了，没有进过饭馆，平日里，母亲包几个韭菜鸡蛋馅的白面蒸饺，无论大人还是孩子，每人两个，肯定吃不饱，再用玉米面或者白薯面窝头填肚子。那年代不像如今，白面稀少，玉米面和白薯面多，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喜欢吃白面蒸饺，但每次，父亲都把分给他的两个白面蒸饺给我，他却吃白薯面窝头，弄得兄长和妹妹都说父亲偏心眼。那时候我真不懂事！眼下，看到父亲盯我的那眼神，把手中的槽子糕往父亲手里送，说，爸，这块你吃。父亲摆手，说不吃。我还是把槽子糕往父亲手中塞。推来推去，槽子糕掉在副食店的水泥地面上。因为是雨天，躲雨的人把外面的泥土带到店里，水泥地面上脏兮兮的。父亲把那块槽子糕捡了起来，还是往我手里塞，我说，都脏了，我不要，父亲竟然当着那么多躲雨人的面，把带着泥土的槽子糕吃了！好多人都看着我，还有人说，农民就是农民，一点不讲卫生。还没成年的我觉得脸上发烧，父亲却面不改色。雨下得小了，昂首挺胸拉着我走出了副食店。

初中毕业，被剥夺了上高中的权利，我跟父亲说我要自学。父亲说你就踏踏实实待在家里自学，别的不用想。我那时的想法是自学了大学数学，再搞数学研究。每天，把自己关在小屋，看堂姐留在家里的那些书。学完了《数学分析》，学《线性代数》；学完了《常微分方程》，学《偏微分方程》；学完了《实变函数》，学《复变函数》……幻想着有朝一日也攻克几道世界性难题，一举成名天下知。

有一天，当兵复员被安排到地区农机厂当工人的兄长回家，吃午饭时，当着全家人的面给我的父亲布置了一项任务。让父亲从村东头到村西头，再从村南头走到村北头，挨家挨户走一走，看看这年头谁家还养着“大爷”。头一开始，我没有听出兄长这话是啥意思，父亲好像也不明白，问我的兄长，谁是“大爷”，兄长说，咱家谁是“大爷”还用说吗？整天呆在家里，想成神怎地？我和父亲这才知道我的兄长口中的“大爷”是何许人也。兄长用的“大爷”这个词绝不是对人的尊敬，而极尽贬义，是“白吃饱”的代称。父亲说，你兄弟不是残废吗？父亲的意思是残废人不多看点书，以后能干啥？兄长不买父亲的帐，反驳道，残废怎么了？残废还有功劳了？干不了重的可以干点轻的，整天呆在家里看闲书，能看来宝贝呀？父亲有点生气，跟我的兄长说有我这个当爹的在，还用不着你这个当哥哥的为他操心。父亲的话让兄长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兄长说，那好，分家另过，你爱怎么惯着他就怎么惯着，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不能养活了白吃饱。兄长这回没管我叫“大爷”，直接叫了“白吃饱”。正是这顿很平常但让我记忆深刻午饭，让我重新思考我这当一名华罗庚式的数学家的理想是否现实，是否行得通。兄长走后，父亲安慰我，说尽听蝼蛄叫还不用种地了呢，别听你哥说，安心在家学。

我便没有理会兄长是把我当成“大爷”还是“白吃饱”，继续圆我当一个华罗庚式数学家的梦。

我十七岁那年，奶奶去世，父亲决定把奶奶住的旧房拆掉，在原地基上盖三间平房。父亲只请了二舅一个帮工，二舅上过小学，在院墙的小黑板上写了一段最高指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向路过的庄稼人宣告这个院子将要进行一项伟大的工程。先拆除门窗，再上房揭瓦，拔椽子，卸檩子，三天后，三间旧房就只有两面介墙两面山墙还矗立在房基地上。奶奶住的房子是解放时从地主家分的。父亲和二舅发现，地主家的房子就是用料讲究，山墙和介墙地基以下用的不是普通的砖，而是从山里运来的大石头，加工成了长方形的条石。一块条石的体积相当于十几块普通的砖，而买那样一块条石的钱，买到的普通砖绝对不止十几块，而是能买几十块，甚至上百块。父亲算了一笔帐，把条石拉到集市上卖掉，再用卖条石的钱买回来普通的砖，可以节省一大笔钱呢！父亲和二舅被地基下的条石诱惑得激动不已，失去了理智。按常识，无论是拆山墙还是拆介墙，都应该从最上一层开始，把最上面的一层砖铲下来，再铲第二层的砖，直到把地基以上的砖都铲平，才可以挖地基以下的条石。可父亲和舅父想知道地基以下究竟有多少块条石，那些条石能卖多少钱，能买回来多少普通的砖，于是，就没按常规，先挖地基以下的条石，把条石挖出来再处理地基以上。那天的月亮很亮，在北院吃过晚饭，父亲带着钢镐，二舅带着铁锹，两人来到南院，从西山墙挖起，第一块条石被挖了出来，两米长，半米宽，半米高，上好的石头打磨而成，棱是棱角是角，二舅跟我父亲说，姐夫你命好啊，没想到地基下有这么好的条石吧？父亲说，命好就有好事，躲都躲不过。心情好就有力气，两袋烟的工夫，父亲和二舅从地基下挖出了五块条石。敢情地基以下的条石不止一层，还有第二层，第三层……我家西邻那院子，原本也是地主的，土改时分给了那户贫农。虽然我家院子与西邻两家的院子之间有一道墙，但六间房是连在一起的，我家的西山墙与西邻那户人家房子的东山墙紧贴在一起，山墙是承重墙，比介墙要宽，两道墙贴得紧，相互借力，平时看不出两道山墙之间有缝隙，那是因为有地基以下的条石托着，山墙才能矗立在地基以上。我父亲和二舅挖地基以下的条石，挖出一块，对山墙没啥大影响，挖出了一层的条石，开始挖第二层，危险就产生了：没有了地基条石支撑的山墙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倾斜下沉，与西邻的东山墙剥离开来，形成了上宽下窄的V字型缝隙，沉浸在发财喜悦中的父亲和二舅全然没有察觉到那缝隙越来越大……我正好给父亲和舅父去送开水，提着铁壶走进南院，借着月光，看到了两墙之间的V字型缝隙，意识到危险，扯着嗓子喊了起来：“爸，二舅，快出来，别挖了，山墙要塌了！”我二舅听到了喊声，抬头一看，不得了，赶紧扔下手中的家具，拉着我父亲跑出了山墙与介墙之间的狭小地带。不到两秒，山墙轰然倒塌，只听“轰”的一声，我家山墙与邻居家山墙剥离，尘土冲天而起。父亲和二舅若是晚跑两秒钟，肯定被砸成肉饼……我站在院子门口，腿肚子都软了。

事后，我作了几个假如：假如父亲在这次事故中遇难，我今后的路该怎么走？ 就算父亲保住了命，但即便是残疾了，没有了收入，父亲还有能力关照我吗？生活不承认假如，但正是那次真是的有惊无险和这些假如，让我没有了依赖父亲的想法。

我不知道我在什么时候能攻克哪道世界性的数学难题，即便真的有这么一天会给我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也很难预料。但我很清楚，假如没有了父亲，我也就没有了生活来源，眼下，我得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吃饭穿衣问题。

十七岁那年的某个春日，我走进生产队，跟队长要活干。当一名华罗庚式数学家——我最初的人生理想，也就因为谋生的艰难而只能是说起来有过这么一个幻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