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几天之后,大概是重阳节前的一个日出之时,微凉的风吹拂着蒸水河两岸稻田里一个个高高耸峙的稻草垛儿,宁静的秋原显得特别的辽阔,特别的遥远。丁家宝提了一个旧得泛白的黄色帆布挎包,跨过小河上那座石板桥,不声不响地走出了湾里村。
前一天收工的时候,他只跟队长丁家禄说,他明天要去城里给父亲抓几付治哮喘病的中药,当天下午就回。可是都过去两天了,仍然不见他回来,甚至连个音讯也没有。他的父亲丁耀宗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哑女更是木然不知。
那个年代的人,心里那根阶级斗争的弦都绷得特别紧,人人都有一种强烈的斗争意识,都有一双异常警觉的雪亮的眼睛,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在旁人的注视之中。
因此,村里的男女老少开始纷纷议论起来。有的说丁家宝肯定是到外面去搞反革命串联活动去了;有的说他是因为丢了古少林的宝贝扁担,无脸面对古少林,而离家出走了;有的说他那天到公社送公粮时,看见了陈香萍,他是找那个“妖精婆”去了。
大队部的人也坚持第一种说法,他们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认为这是雨母山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一定有更深层的政治原因。
不早不迟,偏偏有人在这个时候联想到丁家宝的爷爷丁占魁曾经当过土匪头子,他的出走莫不是潜到哪个重要的单位去从事破坏活动去了;要么就是害怕群众运动而畏罪潜逃到香港去了?一时间众说纷纭,好像队里真的冒出了一颗定时炸弹。看起来问题非常严重。
于是大队部安排专人到附近一些乡镇和衡阳市区去寻找。
古少林作为一名进步知青,被点名参加抓捕丁家宝的行动。他与丁家禄一组,负责在衡阳城区的寻找任务。事不宜迟,丁家禄从田里叫回古少林,催促他洗掉脚上的田泥,穿上解放鞋,两人一起来到龙爪镇汽车站,上了开往衡阳的班车。
9.
丁家宝的突然出走,在湾里村掀起了轩然大波。大队部的干部专门坐阵湾里村。丁家禄 要“老鸡公”暂时不用去放牛了,安排他负责监视“不戴帽的内专对象”丁耀宗一家老少的言行举动。在湾里村,这类负责监视、站岗的政治任务总是派给“老鸡公”,一方面是因为“老鸡公”干不了正儿八经的农活,做点走脚跑腿传信捎话的事情还算利索;另一方面,也是重要的原因,是他家庭出身好,过得硬,是运动依靠的对象。
哑女忧心忡忡。那次在公社的批斗大会上亲眼看见自己的父亲被人打下戏台,生死不明,却不敢回家去看看,因而她的精神几近崩溃。但是想到自己的遭遇和处境,她不得不暗自强忍着悲痛,像个机器人一般地操持着全家老小的生活。
现在丈夫丁家宝去向不明,哑女心里明白,这个痴情倔犟的男人是因为什么而出走的。
她是多么想对他说出自己遭遇不幸之后隐姓埋名远走他乡,然后发现自己怀上了家宝的骨肉而辗转返回,最终进入丁家的真相啊!可是,丁家宝根本不给她任何机会,所有的暗示都一无用处,给他写纸条,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就撕掉。他的心里已经容不下别人,哪里会把身边这个流浪落魄又丑又哑的女人跟水灵清秀、能歌善舞的陈香萍联系到一起呢?唉,家宝啊家宝啊,你难道一点也没有觉察出来我是谁吗?你真的好笨好傻呵!如今你去了哪里呢?你是去寻找那个记忆中的陈香萍吗?
是的,要不是为了几个孩子,要不是害怕被当作“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典型抓去接受群众的批斗,哑女真的会自己出去寻找丁家宝。但是她不能放下孩子们和这个家。她只有在心里默默祈求菩萨保佑,只愿丁家宝一切安好,平平安安地回来。
10.
除了上队里的集体工,裴小丽每天只要歇下来就帮着哑女拾柴禾、煮猪食、做饭什么的,她完全融入到了这个家庭之中,与哑女已经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
丁家宝出走已经三天了,丁耀宗心头郁郁沉闷,憋屈难受,喘咳得越发厉害。他的行动也受到了许多的限制。按照队部的要求,丁耀宗每天都要去队部向贫协委员丁纪元汇报当天的思想和行为情况。
傍晚,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秋后的蚊子依然猖獗地带着嗡嗡的叫声到处飞来飞去。蒸水河缓缓地流淌着,发出沉郁的呜咽声。
裴小丽帮哑女把一大锅煮熟的红薯藤和野草茎叶混合的猪饲料倒入一只木槽盆里,然后端到猪圈给猪喂食。几头半大的牲猪早就饿极了,将前蹄爬在猪圈的木栏上,对着裴小丽嗷嗷直叫唤。
喂好了猪食,小丽返回屋里。她的脸上、脖子上、手臂上被蚊子咬出了许多小包包,痒得难受,她吐了一口唾沫擦在蚊子咬过的地方。
队长丁家禄按照丁纪元的吩咐向古少林和裴小丽交待过,要他们平时多多留意丁家宝父子的言行举止,一旦发现“敌情”要及时向队部报告。肩负着这样一个特殊的任务,单纯的裴小丽既感到责任重大又觉得十分困惑。她不明白,像丁家父子这样老实巴交的农民,何以会跟“心怀敌意的坏分子”沾上边呢?因此,裴小丽更多是怀着纯真的善良与怜悯,同情着哑女和丁家的人。
她并不像古少林那样,把“大有作为”和“个人荣誉”看成是生命最重要的部分,她只是凭着一个稚嫩青年的激情,响应着时代的呼唤,就如一粒细沙顺应着潮流的推动。
到队部汇报情况后回来的丁耀宗,心情阴郁地坐在堂屋里闷闷地吸着土烟,一口痰咳得他喘不过气来。几个孩子在门前的阶台上玩耍。
裴小丽见丁耀宗已经几天没有吃东西了,便从桌上的瓷钵里拿了一个早上煮熟的冷红薯送到丁耀宗的面前:“大伯,你要正确对待过去的历史问题,要相信群众,不要与革命运动对着干。快吃点东西吧!”
丁耀宗睁着一双幽暗无神却满含着复杂成份的眼睛看了裴小丽一眼,他本想说“我哪还有胆量和心思去与运动对着干呵,只要别人不找我的麻烦就阿弥陀佛了”,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长长地“唉”了一声便低下头去,“吧嗒吧嗒”地只顾吸烟。
裴小丽将红薯递到丁耀宗的手里说:“不管有多大的委屈,先还是要吃饱肚子。有什么问题可以向组织上慢慢说清楚呵!”
像是被裴小丽的这句简单却带着一些柔情的话触动了心灵深处某个隐蔽的敏感的部位,丁耀宗使劲摇了摇头。似乎犹豫了好久,慢慢地,他那两片发黑的嘴唇微微颤抖起来,眼眶里溢满了浑浊的泪水。
丁耀宗叹了一口气说道:“妹子,你是不会明白的,大伯心里好苦呢!我们的家庭情况虽然复杂,但是从祖辈到如今,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政府、对不起革命的事情。村里却有人硬说我父亲丁占魁曾经是土匪头子,参加抗日是假的。还有人干脆说我不是丁家的人,说我原本是古兆光的后代,什么乱七八糟的话都有……现在家宝也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他们要我交待家宝是不是与反动组织有联系,我们真的是冤枉哪!”
这个中年男人似乎有着满肚子的冤屈,因为压抑得太久却无处渲泻。他那枯瘦的脸庞和迟缓的眼神早已在岁月的剥蚀下变得呆板、麻木、憔悴。此刻,宛若山顶的堰塞湖终于找到了裂口,冲出堤坝的阻挡,当着裴小丽的面,丁耀宗道出多年来郁积在胸的隐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