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嘛。只要山外边的公社能打下粮食，咱们不用走远路也有地方去借贷么。大伙说说是不是这个理儿？眼前，帝国主义压我们，修正主义卡我们，加上这有长没短的年馑，我和大家一样，肚子这阵也已经饿得发烧呢！这都是我们家底子太穷了啊。上工地的人，你们不要老惦记着吃公家那高粱米捞饭，要努力完成劳动任务。一个平头百姓，咱给党和国家能干个啥事嘛？不就是要咱一身力气么！目前，国家确实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难。在困难面前，咱们勒紧裤腰带也要争上这一口气。毛主席说，一个国家要有民气，一个人要有志气。只要咱们都长这个志气，还怕它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把咱能咋的！”

台下，立时掌声雷动。

人厢

当天晚上，村上党支部就紧接着召开了一个改划自留地会议。在这个节骨眼上，佑普爷这尊“村神”却病倒了。

第二天一大早，老汉柴也不拾了，茶也不喝了，窝在炕上动弹不得。这老神仙一闹病，村上有头脸的人都得来探望。他倒是一口一个“不碍事”，反倒利用几个生产队长来探病的机会，十分详细地打问着大伙对支部改划自留地决定的议论，安排他们把这个事情一定得办妥帖。至于他的病他知道，只是热着身子受了点风寒。

不知内情的谢元良老汉听人说佑普爷病了，他也趁天黑人稀拖着已经浮肿的双腿看望了老爷子一回。用他的话说，这一段时间他上路是“辞路”，上门是“辞门”，老汉已经明显感觉自己是没有几天活头了。

说起谢元良这个人，确实算得上半阁城几十年来出的一个头名人厢。眼前老汉这副人老珠黄的模样，谁会把他和当年那个身穿长衫、头戴礼帽、手拄文明棍的商会会长联系在一起呢。长稔塬这片地界，因出了谢元良这个男人，曾经跟着显赫过一阵子。说到他家这个地主成分，一点都不冤枉。在前清道光年间，元良他爷给渭南赵渡镇的大财东赵瘫瘫照看自贡盐井生意那阵子，他家当时在半阁城还不算大户。后来，赵家花去三千两白银为这个陕西乡党在朝廷捐过一个四品顶戴，让他掌管整个四川去云贵的盐卤生意。直到川地闹起了红捻，东家四十多家商号尽数受到抢掠，业已无法在当地再维持的时候，老汉依然苦守自贡，艰难地经营着东家准备丢掉的生意。直到临死的前一年，才回到故土，在关中道落下了一世清名。到了元良父亲这辈，一直在家守着祖宗置下的三百亩土地，一心让儿子读书做官。没想到，这厮生不逢时，刚刚十六岁那年，皇上逊位，科举被废，他念完中学便弃学经商跟着外爷去了兰州。直到解放那年，谢元良曾被当地人民政府挽留参加城市的恢复建设，他却丢下字号的生意，夹着铺盖一味要回长稔塬为父亲守陵。万没想到，那时正好遇上老区轰轰烈烈地闹土改。按照他祖辈遗留房院、地亩及雇工人数，他家被定了个地主成分。其父过世未满周年，身为独子的他便被戴上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从此再也没有踏出村庄一步。

老汉在兰州做生意那阵子，已经查出来有尿崩的病症，西医上叫做“糖尿病”。少见多怪的山民们连听都没听过人还会得这么奇怪的病症，都觉得新鲜。据他说，此病全在吃喝调养，不能饥一顿饱一顿胡对付。不过，他一个地主分子，到了老境又偏偏让他碰上这么个大年馑，每天喝着食堂的稀糊糊，又咋个去调养呢。入社之初，他家既没敢偷偷埋粮食，眼下又不能出村借贷，一家人只有眼睁睁跟着他喝食堂那野菜汤。他那病便日益加重，人委实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大约人在死前都有某种正常人没有的先知感觉。特别是像这类信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老糊涂，肚子里却牢牢地埋着一桩心债。临死前，他想给眼前这个世上交代清楚。

那还是临近解放那年，他回村省亲路过西京时，“兴隆”号郑经理给他在轿车里放过一把夜壶。一路上，他根本没舍得往那宝贝器皿里边撒尿。此前，他也认得一些古董道上的朋友，对一些稀罕玩意还算略知皮毛。拿到这个物件，他一眼便看出那是一把乾隆年制的景德瓷器。据郑老板说，这玩物以前是冯玉祥将军书房的小摆件，本人对瓷器一点都不懂，只好借花献佛送给方家把玩。元良对那物件真是爱不释手，回来后一直放在炕头欣赏。后来，当他听人说佑普爷帮忙卸车时曾亲手端过那物件，作为晚辈的他心里便一直忐忑不安。毕竟，咋说那也是一把夜壶喀。后来，他虽然差高子升偷偷给老爷子赔过情，土改时，高运喜一伙毛小子还是把老贫农给晚辈地主分子“端尿壶”的事拉到了忆苦思甜会上……当时，元良实在是有口难辩，只能把这件事儿搁在自己心里，一直也没能找出个借口给老爷子说说清楚。眼见自己的病一日重于一日，他终于斗着胆子专意来和老爷子坐一坐，顺便把这个悬案给解释清楚。

山村的夜来得早，天一黑下来，巷道里也很快就少了那些鸡鸣狗咬。老汉拄着一根棍子摸索着迈进了佑普爷家的院子。进屋前，他扶着门框先探头朝里边望了望。就着那盏昏黄的油灯，他看见屋里无人，火盆却正旺。他估摸人也不会走远，于是，便气喘吁吁地扶着拐杖移到炕前，先给火盆上架了点柴，自己才坐了。

不一会儿，去后院小解的佑普爷进了房子，蓦然瞅见元良老汉坐在灯下，他尽管觉得有点惊异，仍然十分亲热地招呼着说：“老九，这这……你咋来了？”

元良忙放下自酌的茶杯，起身后谦恭地说：“听人说老辈子爷身子不舒服，我过来看一看嘛。”说完，还吃力地站起身来微微鞠了一躬。

谢佑普年纪比元良小，但辈分在那儿搁着，一看老汉站起身子，他但忙制止地说：“坐，坐。不碍事儿，受了点风寒喀……”待到对方坐定，这才关切地问：“你个老病底子也不好，近日好点没？”

元良挽起裤子，用手按了一下浮肿的腿，那小坑像未发的酵面般凹下去一个小圆窝，半天却泛不上来。不过，他倒是神情十分安然，苦笑着说：“我看是吃不上明年的新麦子了。男怕穿‘靴’、女怕戴‘帽’，腿肿得走不了路喀。下半身阴哩，不是好兆……”

佑普爷叹了一口气，一边烧茶一边说：“唉，当年你留在兰州那该多自在？把朗娃和他娘接去好赖也不会受这等熬煎，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嘛！你看眼下天干地焦的，这病又犯得不是时候。人肚子都吃不饱，哪儿还请得起先生嘛。”

这确实是老佑普掏心窝的话。元良的年纪比他大将近十岁，两人年轻时也很有交情。虽然老汉一直戴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他却从来都没有把他当成外人。自己虽为上辈，村上那些晚辈称呼他十声爷，都不抵元良喊他一声重。老汉是啥人，又咋会落到如此境地，他心里一清二楚。不说远的，村上每每开大会让四类分子站立的那些桌凳，正是元良那年冬天省亲时亲自张罗木匠给祠堂做的山核桃八仙人物套桌。那回，老汉请木匠一次做了八大套，还配齐了青瓷碗碟。祠堂门下的红白喜事都来搬用，以至于让外村的人都为此眼红。还有，村里小学花园里有两株焦骨牡丹，每到夏至开放，一黑一白煞是高雅。据说，黑牡丹当时在国内已经十分稀罕了，南京沦陷时，日本人曾经弄走过总理陵园的一株黑牡丹。为了这株仙物，元良老汉跟着马车从甘肃永登先把花王移栽到兰州，随后又整整跟着驴驮子走了十八马栈回到长稔塬。那一次，他的屁股把骡子背上的褡裢都磨出了两个巴掌大的窟窿。

看着对方那没精打采的样子，佑普爷心头却想起老汉另一件事情来……

民国三十四年，兰州陕西同乡会馆捐了五千大洋让元良回乡时捎给蓝田一个叫沙峪沟的小山村修一座石桥。汽车到了西安府，随行的小相公忙着出门去联系回渭北的车马，老汉一个人坐在车马店自顾闭目诵经，让几个绺娃子联手把他客房那提箱掮跑了。等他吟诵完毕《金刚经》十一卷净手焚香时，这才发觉随行的盘缠箱子不翼而飞了。他连夜给省城乡谊写了私人借契，派人如数给沙峪沟将银票送去后，这才心安理得地回了长稔塬。却说，那个送银票的人因生意耽搁晚去了一天，沙峪沟的人已在先一天收到了这笔钱，所以坚辞不敢再收。原来，那帮顺包的绺贼偷去皮箱盘点收获时，无意中发现里边放着一张功德帖。于是，蹊跷的事情便接着就发生了。

谢元良在陕甘两省商界不但有很大的声名，即便在普通脚户里也留有很好的口碑。走西路的商家都知道，进了兰州城，只要你会说一口陕西话，随便哪个铺子都会好酒好饭地招呼你几天。时至今日，兰州人一听你操一口陕西腔，马上都会以“娃他舅舅”家的来人相招待。

原来，那帮偷走老汉盘缠的梁上君子在兰州的丐帮有一小头目，有一次突发热病躺倒街头，最后全赖陕西会馆接济才捡回一条性命。后来，那个人回到西京混上丐帮总舵后，便留下一条山门规矩——各路绺子做活，若遇上回陕省亲的兰州商客，一律不准下手。话说，这帮人一看闹下这号大水冲了龙王庙的事情，万万不敢怠慢，当天便派人如数把银票送到了沙峪沟。那笔钱不但分文未少，还多出了七钱黄金、四十两白银和一百多块袁大头。至今，沙峪桥石碑第一行署名“丐侠”之名记载的就是这件奇事。

佑普爷知道，自己那话题让老九想得太多了，也太沉了。他喝了口茶水，又给老九斟了说：“咱们好多年没这么围着火盆坐了。那年，你回村来盖学校修缮祠堂，咱没少在一搭儿喝茶啊。唉，这一晃就是十多年了哇。”

元良忙应承地说：“老了，能坐的日子实在是不多了。这几年，我不来不对，来了又觉得不妥。你是村上的干部，我是个戴帽子的人……看看，这话怕又不妥哩。唉，我觉得今年人确实是不行了，只怕不来以后就出不了门了……”

佑普爷接住他的话头叹了一口气，说：“唉，先是肚子吃不饱么。前些年，兵荒马乱地闹得不歇气，村上那时还没有断过粮食喀。你看眼下这日子，我咋也想不到，咱们咋把光景能过成这个样子？！”

元良摇了摇头，慢条斯理地说：“老辈子，你咋能跟着别人也说这号话？自打皇上逊位，五王八侯打了个不歇气，战乱一直没断过，这么副烂摊子，搁给谁都难啊！”

两人天上地下一阵闲聊，佑普爷觉得有些话也只能跟元良才能说一说。他趁机讨教地问他：“你看，村上食堂眼下办成这个样子，叫人咋往下活哩？”

元良小心地替他分析着说：“是啊，这不是硬撑的事儿。眼下，到处说亩产能打一万斤，这绝对是昏话。净颗子粮食，一万斤放在地里要铺多厚一层呢？报纸上还说能打十万往上，这更是胡说八道！咱们笨想一下，就是用口袋挨着排放，看一亩地摆得下一千个粮食口袋么？为应付上边检查，公社让各村把几亩收倒的庄稼捆栽到一块地里估产，唉，这不是自己哄自己么？”

佑普爷接过他的话茬说：“谁说不是呢。瞎折腾哩，打下的粮呢？运喜常和我说一点实话，他也是没法。有的村坚持如实上报产量，在公社挨过吊打的人不少哇……唉。说起你，他说你算是开明人士，要是留在城里咋说也是国家的干部。放在村里，实在把你这个人厢亏扎了。人家让斗地主，他又不能说不斗。再说，全村就你一家是硬成分，不斗你，让他斗谁去？”

元良颤巍巍地念叨了一句：“佛门五趣：地狱、畜生、饿鬼、人与天，谁又能逃脱这五个轮回？这话今日出自你的口，我也明白喜娃的心了。高家出了他这么个后人，也是全村人的福祉啊。外村有些人，这才当了几天干部，整天吆五喝六欺负良善……唉，把共产党的脸让他们都丢尽了。那天，听狗剩家屋里人上大会揭发自家男人偷吃头牯饲料的事，我在一旁听着，那阵子都心酸得不行。咱那身份又不敢跟着落泪，回来后眼睛憋得疼了两个晚上……唉，你看把人饿成啥了？话又说回来，喜娃这个支书再是个好人，太阳出来他一双巴掌遮得住么？在会上，他说让大家安锅升火这些事，眼下可是坐牢的大事儿呀！你在后边多给喜娃指拨点，不要让他莽撞行事为好，不抵事喀。公社化讲的是‘一大二公’，半阁城私自扩大社员自留地，这哪儿是偷偷摸摸能遮掩得住的事情呢？年轻人没吃过大亏，难免会做出些没前后的事儿；你也跟着吆喝，真正叫公社抓住把柄的话，你们一老一少……将来可咋个收场哟？”

佑普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说：“有啥办法哩，总不能眼睁睁把全村人都饿死？榆树叶捋完了，能吃的树皮剥光了；皂荚树叶捋下来苦得牛都不吃，食堂煮着泡着拔毒汁，又下到锅里蒸菜团子，吃得一巷人上吐下泻……唉，这还是秋天，立冬后没了树叶咋办？老九呀，要我说，这个世上从来就没有救苦救难的神仙，只有自家救自家的命了。唉，我当年就是冲着这个道理，跟了共产党打江山，万万想不到闹来闹去能闹成今日这光景！天灾人祸不可怕，穷点苦点不算个啥，我真不明白政府为啥要把社员手脚绑了往死路上逼？这究竟是谁的主张？你说吧，大田三季绝产，绝麦、绝谷、绝棉花，可不绝洋芋、萝卜、苜蓿菜吧？就这么个主意，谁敢拔了干庄稼去翻种？要不是咱们半山区还照顾社员留这救命的自留地种点红苕、洋芋，半阁城真要饿死人了。眼下，先把自留地的事儿定了，放开沟坡让社员把命挖抓住再说。我就不信，为这，政府能让我去坐牢？”

“你还是小心为妙，不要闹得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