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岁多该经事的时候，最害怕的事情是“跑土匪”。“跑土匪”是我们那儿的土话，意思就是山上的土匪下来了，全村人就得上到村外高墙土寨里那些“窨子”（地窖）躲一阵子。土匪走后，全村人再下来回家做饭。

那时候，山上的土匪真多。随便一个山窝窝，都有占山为王的“山大王”。最令人害怕的是——我们家北边的黄龙山那时已经闹“红”了。一个小孩子家，只看见大人说“闹红”这个事情时神情很神秘，根本不知道“闹红”究竟是咋回事情。直到那年冬天，刘志丹领导的一支“红军”队伍来到我们那一带山区活动，我才明白“闹红”是住在山上的这拨人已经造反了，拿着枪和政府军明火执仗地作对呢。

记得那支红军队伍当时穿得很破旧，有些甚至是打土豪缴获来的长袍短褂，根本没有制服，也不像一支正规队伍。他们那个装扮和武器，还没有我们当地的民团队伍齐整。

记得红军到村上驻扎那阵子，是一个春天。当时，我刚刚十一岁。这个时候，村里人都悄悄传说，红军最早在西边打游击，只是路过我们这一带，住几天就走了。这些“红军”以前都是和我们一样的庄户人，不祸害百姓。那时候还没有听到“打土豪分田地”“马列主义”那些口号。可是，此前那些防红军的民团却把红军描绘成了“红胡子、红脸、红头发”的土匪。

记得一次农村集镇过会，红军的队伍在乡场上枪毙了三个在当地无恶不作的保安团队员，人们都去看热闹。后来，他们将欺压百姓的民团团长抓走了，其他团丁一律遣散回家了。那次，也有一些团丁跟着红军走了。

可是，我家却因为红军这次到来出了些麻烦。我大爷有那手木匠活儿，在当时算是搞“工商”的。加上他这个人会算计，又是木匠，他家那边的房子修盖得就讲究一些。门口有三间大瓦房，后面还有几间厦房。红军一来，便看上他家的房子了。后来，刘志丹、高岗他们都来了，就住在我大爷家里。

不过，凭着这么多房子，人家认定他家一定是大财主。那时候，我家这边的房子少，只有几间窄窄的厦房。搞农业的农户嘛，要盖大房那得几代人的积攒。虽然农业靠得住，但是，那时候的小农经济接近于原始的传统耕作，籽种肥料都很落后，一般农户一年的收成仅仅勉强糊口，根本没有富裕的粮食拿去卖钱来大肆修盖家院。

我们那儿是山区，住在这种地方有好处，也有很多坏处。好处是，土地很宽，只要肯下苦，碰上风调雨顺的年景，收打的粮食当年肯定吃不了，一般情况下饿不了肚子。不好的是村子距离县城远，交通比较闭塞，经常闹兵匪。

记得我五六岁的时候，遇上那个民国十八年“年馑”，相邻那些住在平原上的人都逃荒过来了。西安城那么远，那里的人也都一路到我们那里来讨吃。那年月，关中道饿死不少贫苦百姓呢。很奇怪的是，这些逃荒人流，都是妇女领着孩子，男人好像不多。那年，我们那儿雨水倒很适时，秋天的糜子丰收了。逃荒的就是为了奔活命，哪儿收了庄稼就往哪儿跑。后来，一些逃难妇女就在我们那里找个男人成家落户了。

至于闹土匪，历来都讲“据山为匪”这话，山区可以躲藏，官家也不好剿杀。我们那儿土匪历来就很多，有些贫苦百姓被逼得上了山，官家又以“绥靖地方”的名义来剿，也就是公开拉夫抢粮，杀猪牵羊。有时，这些公家人比土匪还能折腾，时常闹得各村不得安宁。

红军来的时候，山上土匪倒是少了很多。石家在村子是望族，人丁多，地亩也多。我们这个小家族又是石家家族中光景较好的。可是，那个时候的财主，家家都只有点粮食积蓄，根本没多少钱财，充其量算是个土财主。

刘志丹的队伍来了，吃粮肯定是从我家仓库里掂。后来，队伍离开的时候，红军还将我大爷和大伯父带走了。红军认定他家是个大财主，让我大爷交出埋藏的银元赎人。其实，他们家没有什么浮财，除过粮食，只有看起来很气派的那一座大房。后来，家族里请人说事，加上刘志丹在他家居住的那些人情，人家也没太为难，不几天就把人放回来了。

我父亲是个比较开朗的人，后来还学着做点小生意。不过，他这个人没有我爷过日子那么有算计，做的生意都是些小生意。而且，赔得多，赚得少。他就一个嗜好，一味爱买地。每年忙罢，新粮食入仓前把陈粮卖掉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置地。到了最后，攒了大概有七八十亩地，最多的时候有一百多亩。

他这个人就那样儿，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是记着置地。我们那儿地土也宽，加之兵荒马乱的年月地价也很便宜。要不，按他亲手置买的这些土地亩数，到了土改那阵子放到周边有些县份，肯定能定为大地主了。

我家地多，粮食收打得也多，这是真实情况。记得那时候，即使是青黄不接的春荒三月，我们家还向外卖粮食呢。农民嘛，也就知道种地打粮食，粮食就是他们最大的财产。不过，那么多地种起来却比较麻烦。特别是麦收和秋收，一家老少都得围着庄稼打转。我上学那阵子，放学回家还得去放羊。一个财东家的念书少爷，戴着一顶“瓜皮帽”赶着一大群羊和小伙伴们一起上山做“放羊娃”，羊吃草，我们摘杏、掏雀窝，那个时光倒挺快乐的。我们那里是丘陵地带，除过种粮食，农家的经济收入来源就是养羊。农家有十几只羊，也是一大笔财产呢。羊毛、羊羔可以卖钱，羊粪是主要的上地肥料。

那个时期，号称“天府之国”的关中道广大农村普遍还是很贫穷的。就我们家的家境，一年四季倒是能吃饱饭，吃稠饭。但是到后来，就慢慢不行了，主要是我父亲在治家方面的算计差一些。他买地花的积蓄太多，加之买来的地又都是山坡地，肥料运不上，庄稼种不好，天旱一点就没多少收成。只是在名分上拥有这么多土地，在邻里面前摆个阔样儿。后来，他干脆把一些地租出去收租子。结果呢，租种的农户都是左邻右舍的乡里乡亲，有些干脆就是亲戚。他那个人面皮薄，性格懦弱，做事又碍于颜面，租子也收不了多少。甚至，到了催租子的时候，那些佃户比他道理还长，不是推脱说雨水不好，就是丁捐太多没余下粮食，总之是不给他好好缴粮。电影上常看到那些地主收租子坐着轿子，管家和背着枪的家丁穷凶极恶地进佃户家捉鸡牵羊很威风。其实，这种事情让我父亲这个人去办，根本就不是那回事情。每到麦子上场的时节，他就一户户给佃户说好话，和人家商量着看能不能多少交些租子。那个时候，尽管我年纪很小，都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到目前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为啥自己的地收租子还得给别人说那么多好话呢？

但是，到了土改的时候，我们那些佃户把租种我家的地都一下子送回来了。那么多地，定成分时肯定都要算作我家的地亩。一户人家拥有七八十亩地，怎么说也是个小地主了。那个时候，我父亲还给工作队讲，他从来不“剥削”亲戚，主要是这么多地不能撂荒都得有人种，租子也是象征性地交多少算多少。人家才不买他那个账呢，你说你没剥削，收租子就是剥削，给谁也赖不过去。结果，土改定成分时给我们家定的是“半地主式”富农。

其实呢，那时我家也没啥像样的大房子，就是地多。这个事情真没法解释，谁都解释不了。按照我们家境的那个实际情况，是刚刚搭起大户的架势，还没闹出多少积蓄，基本生活也就是个富裕中农，比一般农民要富裕些。外表看起来家业挺大，其实只是空架子，家底很空。

隐约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亲还有个嗜好就是爱买高骡子大马。庄户人，显摆的也就是各家的大牲口。他买的骡子一匹比一匹洋活（扎眼），跟个会，赶个集，看大戏，都套着马车，鞭子上拴着红缨，一路甩得叭叭地响，表面上看着轰轰烈烈，但实际上没有啥家底。不过，我父亲这个人算是个开明地主，寻常邻里借牲口、用农具，谁愿意拿啥谁就拿啥，借点粮食啥的也是有借无还，闹得家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农忙时他还给邻里帮点忙，倒是在村子里落了个好人缘。按照我父亲自己的观点，土地是农家的宝贝，比黄金还硬通。既不担心它会跑了，别人想拿也拿不走。只要老天出太阳，庄稼可以年年种，即使一季没收成，来年还能长庄稼。

我家到了我这辈有弟兄四个，两个去世了，剩下弟兄俩。我弟是医生，我二十多岁的时候，他才出生，我们两兄弟年龄相差二十岁。他现在是耀县拿得出手的医生，退休了还在开诊所。家里有几院房子，生活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