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我们这个“石”在历史上到底是哪家“石”。早先，祠堂存有家谱，“文化大革命”时期全部被红卫兵烧了。前多年，村子里那些准备续写家谱的人和我联系了多次，想在我这里找一些资料、打问一些家族过去的事情，我查了许多资料，最后，还是没能搞清楚。

不过，我们石家在老村庄周围那一片地方是最早的老户，这一点毋庸置疑。有些老人说，我们是“石敬瑭”的后人。但虽一直有这个口头流传的说法，谁也拿不出可靠的历史证据。有一点，不知是巧合还是其他缘由，我们这块塬叫“石柱塬”。究竟这个地域名称和我们石姓有没有关联呢？也就是说先有“石柱塬”这个地名称呼，还是先有我们这一支石姓人家在这里居住而得名，这也是我经常爱思考的问题。

听上辈人说，我们的祖先最早是从西北来的。这个流传的说法比较靠谱。当然，还有人传说我们是从山西大槐树下来的。产生这个“大槐树”之说，应在明代以后，多少有点人云亦云的意味，西北地区的村庄大多都流传有这么个说法，说自己的老祖先是“洪洞大槐树下”迁来的。其实，即使是从山西迁来，那棵大槐树也仅仅是召集移民上路的驿站，人并不都是洪洞人。关中道上，有些老村庄在汉代就有人定居了，排除一些历史上的大瘟疫和大战乱造成的人口大迁徙，大部分被人类选做村庄地址的老地方，人类的烟火一直都没有熄灭过。究竟石家在石柱塬这里住了多少代，至今也没有人能够搞清楚。

不过，上溯几代，还是有些口口相传的记载的。二百年间，我们这一支石姓人还是有迁走他乡的，传说是去了山东，有些说是去了其他地方，现在谁也说不清究竟是去了哪个具体省份。

居住在石柱塬的石家，依我粗略分析，还是和北魏拓跋氏有些关系的。从面相身板上看，北方游牧民族留下的后代和当地的“汉人”有些不一样：男人大都高高大大，很气派。我父亲这个人识些字，他曾经告诉我说，我们可能就是过去的“突厥”人。尽管没啥依据，也算有点“科学”推理。北魏时期，拓跋氏人入住中原，都是逐水而居。我们那儿靠山傍水，风调雨顺，很适宜农耕，应当是他们最先选择的定居地。按照当时北方的地理条件、北方游牧民族的迁徙路径，我们那儿都应当是他们住脚的地方，当地人在血统上肯定和北方游牧民族有些联系。

按照这些说法，我们这一宗人是从“西北”来的。那自然也就是说，我们石家可能就是当时的北方少数民族的人。因为铜川在前秦苻坚时叫“岱玉”，这个称呼就不是中原文化中的地名称呼。这些有关地名的来历，以前都有文字记载，有其历史沿革等等，非常详细，但是现在已经遗失了。关中一带的村庄，人们对自己的氏族历史还是比较重视的。当然，大多数都是口口相传下来的民间传说。不过，这些传说也可能在史书上都能查出一些依据。

关中地区是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人类定居较早，传承下来的村庄规矩很多，也特别讲究宗亲关系。我们靠近关中，当地人也跟着学习这些老讲究。由于村上姓石的人口多，有三四十户，石家在村上就势力很大。不过，石姓的宗族已经分开成七八家。分开的直接证据是，这些石家的每个祠堂里都有一个大大的“神轴”，上面画着的都是一个共同的祖先。

“神轴”是画在一张很大的布上的人物画。一般都是家族祠堂续谱时请人在一大片土布上画上的自己的祖宗画像。被请来的那些“画家”，其实是旧时谋生的“画匠”，他们笔下的人物，看起来都一个模样。可是，在当时这却是很有意义的事情。至少，从上边的老祖宗到后世的承袭，都被排列得清清楚楚。

从神轴上看，我们石柱塬的“石”家是当地石家的第五代人。我们祠堂那个大大的土布轴子大概有七八个，年代久了，加之族人多数是农民，也闹不清先挂哪个后挂哪个，过年抬出来一并挂上，点香上供叩头作揖，整个家族都来拜祭这些“先人”。到了近代，那轴子上的人物下边都有了名字，这是谁、那是谁，在世当了多大的官、留有多少后代，都被一一记录得清清楚楚。这样的轴子，隔上几年就得“续谱”。祠堂里置办些土布，把那些祖先重新画一次，再添些死去的人名。

在我的记忆里，我可以讲清我们家上三代的情况。我的老爷是弟兄两个或者三个。为啥在家族人口上会有这么不肯定的说法，因为那个时候，为了炫耀家族的男丁兴旺，有些上了族谱的男丁其实是“有名”无实的，“他”可能早早得病死了，或者被狼伤了，但都得把其姓名恭恭敬敬地记载在族谱上。至于“他”有没有结婚，到底活了多大岁数，后人都说不清。不过，一个男丁，“他”哪怕是十多岁就已经死了，只要结亲生了孩子留下了“后”，他儿子的姓名绝对会写在他后边的。所以，我们老爷辈活到成人的究竟是两个还是三个，我还真是说不清。后来到我爷爷这辈，有七个。那时候已经分开成好几家，不再是一大家了。到我父亲这一辈，就成了小家，有弟兄四个。我大伯、二伯、三伯，都是直系的。二伯父去世得早，我父亲最小。加上叔伯，我父亲这一辈的弟兄就十多个了，我记得我那个“九爹”和我年龄相差不多。

此前，我们这个家日子很穷苦，到了我爷这一代，日子才过得像点样。当地农户都是靠种一点地务庄稼养家糊口，就是那种接近于原始的农业耕作，普通农家的日子都是很艰难的。

我大爷是木匠。木匠、铁匠在村上算是有手艺的人，他家日子过得一直比我家这边好些。我爷爷为老三，他种着庄稼，还有些牧业。我们那儿山沟多，家里养了一百多只羊。在当时，一户人家养十多只羊已经算是很大的副业了，我真切地记得，当时我家的羊群是全村最大的。

我大爷除种庄稼外，冬闲了就挑着家具担子出村给人做木活。我爷爷不出门，专意在家种地，庄稼务得还不错，每年忙时还要雇请“麦客”收打。当时，弟兄两个已经是分了家的。尽管大爷他们的日子比我们这边过得好，亦工亦农，但也是很费劲的。做木工活也是个力气活，吃的是下苦饭，一个冬闲也挣不了几个工钱。我的亲爷种庄稼放羊，家里日子那更是紧紧巴巴。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两家和周围邻里比较，日子过得还算是村庄里数得着的好光景。

我生于农历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一日，那个时候皇上已经没有了，换成了“中华民国”。孩提时期，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坐着父亲赶着的木轮骡子大车上过一次县城。那个路真远，天不明一家人就哐当哐当地坐着木轮大车走，好不容易到了县城，人都快被颠散架了。我隐约记得，“县城”路边有很多卖吃食的饭摊子。人也多得很，熙熙攘攘，也不知道都挤着堆儿干啥营生。

在一个孩子的记忆里，县城就是很远很远的大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