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一生娶过两房妻室。我的亲奶奶去世后，续弦夫人是黄埔村一个富家女儿。这个新奶奶不但年轻，还识文断字。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族就她一个女性识字。在我们那个山区地方，那时候男人识字的都不多，女人识字更是个很稀罕的事情。我爷自己大字不识几个，也不知道他们是因啥能被撮合到一块，最后又咋个能成亲，而且还和和美美地过日子。后来，这个女人活到五十多岁去世了。她的淑德很好，附近几个村庄的人都知道。

我是这个奶奶领大的。寻常，奶奶做针线，也看一些书。晚上，她就给我在灯下念书上的文章，也教我写字。可以说，在学习上，奶奶是我的启蒙恩师。后来，我上了村学，就是现在的村办小学那类学校，只教语文，没设算术。每次放学回来，奶奶会看我写的大楷作业，督促着让我背书、默写生字。老师讲的那些生字，我写得笔画稍有不对，她都手把手给我纠正。直到我去耀县上正规的小学之前，一些汉语初级知识，大都是奶奶在家教会我的。

说到上学这件事情，我们那儿的农户是很“势利”的。送娃娃去上学，目的仅仅是为让孩子识点字，会算豆腐账、出门不受人骗就行了。当然，有些富裕家庭，讲究得起“诗书传家”传统的那种大户人家，他们送孩子念书的功利性还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为了光耀门庭、读书做官。一个农家子弟究竟做多么大的官才算是把“官”做成了，他们也没个准儿。大约就是能吃上公家的俸禄，哪怕是乡政府抄抄写写的文员之类，都算是“官家”。让我们当地人去想象，谁家的子弟最终能当几天县长就破天荒了，绝对算是有很大名望的“大官”了。

我正规的初小阶段教育是在乡上受的，从九岁到十一岁这个时段，大概读了三年不到。可能我这个人自小也能算是个“聪慧”儿童，加之受奶奶看书写字影响，早早知道书中记载的那些村庄之外的故事，一直很喜欢上学。再一个原因，从小学到大学我遇到的都是很好的老师，经常受表扬，让我觉得学习是个快乐的事情，所以我成绩一直都比较好。

在读小学那个时段，我已经开始参加田间劳动了。放假后，家里就派我干点活。开始是放羊、割草。后边，就学着干一些大人应当掌握的技能农活。到了十三四岁，我啥农活都会干。只有一样，摇耧（播种）我不行。这是庄家行里的大技术活儿，也是个大力气活儿。其他的比如耩地、耱地、撒肥，我在那个时段都很快学会了。我们那个地方是个“山边边”，地域气候很奇特，经常下“偏场”雨。就是山这边下雨，山那边不下。下雨后，我们这边的谷子、糜子得了那点“偏”雨，秋季庄稼就保住了。由于这个气候条件，加上农人只要肯吃苦、地多、庄稼收成好，家家都不会饿肚子。于是，平原村的女娃娃都愿意嫁到我们这块“山边边”来。可是，这种产庄稼的好地方也有其不好的一面。那个时候，国共两党时常“拉锯”，我们那个塬就是两边的分水岭，闹得村庄上经常过队伍（驻扎军队）。抗战期间，我家这边被划到了国统区，北边叫“陕甘宁边区”。两边只隔一架岭，还时常搞摩擦。今天你派捐、明日我拉丁，闹得山民都不知道谁是真正的“政府”。

记得我小学没有毕业就上“高小”了，那得去县城里上学。上了一年多点，就遇上“双十二事变”。我高小念了两年毕业，毕业那年（民国二十六年）抗战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