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底，浙东•三北•庵东）

北撤的工作虽千头万绪，但因为部署到位，分工仔细，进行得也井井有条。当时为了保密的原因，暂时只传达到部队营以上、地方县以上领导一级，因此，基层一块的情绪波动，还未反映出来。由于各项准备工作须得公开进行，比如征集船只、回收抗币、确定走留人员等，故在区党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达成统一口径，就是所有一切，都是在为部队去海北发展做准备，这里所指的海北，就是杭州湾的北边，比如海盐、嘉兴、浦东一带。而此前，部队一直在做解放大上海的准备工作，因此，这与部队向北发展正好吻合。

时任余上县县长的张光当时就是按此口径开展工作的，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时，他与县委书记谢飞都没有去参加，部队北撤的命令是由四明地委委员兼三北中心县委书记黄知真来传达的。黄知真特别关照张光，为保密起见，这命令只传达到县级，暂不往下传达。黄知真走后，余上县根据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根据本县实际，当即对北撤的各项工作作出如下部署。

第一，各机关部队人员，原则上都须北撤，但对不能随军行动的老弱病残者及妇女儿童，动员其回家，或自找隐蔽去处。党员一旦失去联系，党籍由自己保留，将来有机会再联系。遣散人员一般发大米200斤，路远和情况特殊者可酌情多发一些。

第二，地方党员、民兵及其他秘密的地方工作同志，留下来坚持工作。个别身份已经暴露的，可动员其北撤。如果北撤有困难，可由本人自找隐蔽的地方，随时与地下党取得联系。

第三，大力回收抗币，以减少群众损失，可动员群众以抗币来买粮食，因军粮有多余。

第四，各港口储备粮食和集结船只的工作继续照常进行，因为这也正是北撤所需要的。

第五，决定项耿、肖贻、寿静涛等同志留下，作为坚持余上秘密斗争的县委领导班子，并重新恢复特派员制度。

第六，北撤工作由谢飞、林楷负责具体部署，张光负责行政上的一切准备工作。

按部署，浙东区党委的机关报《新浙东报》这次除停刊外，有的人则要北撤，有的人则要回家。对职工们来说，无论是走还是留，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新浙东报》从创办之初到现在停刊，短短两年多时间，可谓历经坎坷，饱尝曲折，别的不说，单就为躲避日伪上山搜索和破坏，就搬迁了6次，最初在杜徐市，后来到泥屋里、毛山上、王家坪、梁湖庵，最后又到袁马村。为保密和隐蔽，印刷厂通常都建在人迹罕至的深山冷市中，试想一下，在敌人带着狼狗、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漫山遍野地搜寻印刷厂时，那些刚刚埋好笨重的印刷设备就近躲在草丛和坟洞中的印刷工人们是何等的紧张。他们当然不是为自己的生命而紧张，而是为那些印刷设备，在他们的心中，这些从上海历尽艰辛又从敌人的眼皮底下运过来的印刷设备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无论在战斗的前线，还是在广大的根据地，甚至在敌占区，这一份份带着油墨清香用他们手摇脚踏印刷出来的《新浙东报》，无疑是根据地军民奋起抗敌的冲锋号，更是射向敌人的一颗颗子弹。

而现在，他们的使命就要结束了。按北撤部署，印刷厂第二天便停止了印刷，所有机器设备埋入深山，全体职工除动员回家的以外，均到上虞县城丰惠镇集中，然后随军北撤。没料待工人们刚赶到丰惠镇，就接到区党委宣传部长顾德欢的通知，要他们立即回去赶印刊登《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书》的《新浙东报》终刊号。副厂长陈永林领受任务后，立即带领狄尔、金谷灿、董大栋、丁良、张奋、陈鲁、顾建文、宋尧仙、徐洪钦等同志赶回夏家岭，挖出机器设备，点着蜡烛和油灯，经过20多个小时的奋战，终于在10月1日早晨将最后一期《新浙东报》印好，然后火速送到丰惠镇，进行广泛张贴和宣传。

当然，现在最重要和紧迫的，还是找船的事。这事由纵队副司令员张翼翔和参谋长刘亨云负责，两位负责作战的纵队领导带着5支队和纵队侦察分队的干部战士们，在海防大队的配合下，在东至舟山群岛，西至曹娥江口的广阔区域内，像梳头一样，秘密或公开地寻找及动员民船。

时任浙东游击纵队海防大队大队长的张大鹏在一篇题为《浙东纵队渡杭州湾北撤情况》的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1945年9月，中共浙东区党委为贯彻中共中央和华中局对江南八个解放区的部队（包括浙东部队）北撤的命令，在上虞县城召开了扩大会议，三北地委书记王仲良同志和余上县委书记谢飞同志出席了会议，会后王仲良同志返回三北浒山，首先派员通知我去浒山接受重要任务，着“海大”准备船只输送大部队渡杭州湾北撤。自日寇投降后，“海大”进驻庵东镇，在浙东盐务管理局的领导下，担负着保护庵东盐场的任务。仲良同志回到浒山的当天，下午二时左右，通讯员到庵东告诉我去浒山，仲良同志等我见面，当我赶到浒山见到仲良同志已是黄昏时刻，王仲良同志与我个别谈话，把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关于中共中央和华中局命令部队北撤苏北及行动都扼要地作了传达、交待。要求“海大”全力以赴迅速准备船只，完成输送浙东部队及地方干部渡海北撤的任务。

张大鹏回忆说，当时王仲良同志特别关照他这事一定要保密，万一部队北撤的意图被国民党知道，他们是绝不会让我军通过其防区，并定会采取种种手段极力阻止。因为当时国民党已放出了口风，他们要把浙东部队“消灭”在杭州湾两岸。基于此，王仲良命令“海大”部队立即控制住西区即余上地区的梅园垢、丁大垢港口。东区即慈北地区的古窑浦等港口，作为部队渡海北撤的登船点。同时，立即派出部队下海征用民船，在上述登船点集结待命。

受命以后，张大鹏去梅园垢、吕炳奎去古窑浦分头组织实施这项任务，鉴于当时“海大”上调了一个中队兵力充实了主力，兵力略感不足，仲良同志决定，着谢飞、张光同志从余上自卫大队抽调一个中队配属“海大”执行任务。当晚回庵东后，“海大”大队部一分为二。张大鹏率一部移驻梅园坂，与余上县委联系上后，又组织了一个分队，兵分两路：一队负责杭州湾北岸，自奉贤拓林、漕泾、乍浦、漱浦、黄大关至海宁一线；另一队负责杭州湾南岸，由庵东、段头湾、沥海所、曹娥江口、绍北沿海直至钱塘江大桥附近。吕炳奎同志派出的分队，自姚北、新浦、龙山、蟹浦至镇海口附近。他们五天内征集到民船60余艘，经筛选，实际留用60艘，都云集在梅园圻海面上待命。当时，古窑浦也停泊有30余艘船只。在余上县人民政府和慈溪县人民政府的支援下，两地沿海筹集了充足的粮食，除分发各船备用外，还及时补充携粮不足的北撤部队。

为了保证海上安全，使大批不熟悉海上活动特点的部队和地方干部顺利去北岸，他们采取了以下三个措施。

首先，运送部队的船只上都派驻以二人为一组的执勤小组，通过各执勤小组的同志教育船工，使其晓知送部队北撤的政治意义，齐心配合我们完成这一光荣任务。

其次，执勤小组都配有三角形小红旗，插在船艄上，以便识别。并确定了白天旗号、夜间灯光的联络信号，以保持各船之间的联络。

最后，编写了部队渡海航行中的注意事项。通过上船部队的主管干部，对指战员进行安全教育。务使人人注意海上安全，争取胜利登陆北岸投入战斗。

至9月底，在杭州湾南侧的三北古窑浦至临山的沿海各主要渡口，已集中了大小300余艘各种船只，其中多数是渔船，也有一些是运输船。这些船有的有帆，有的没有帆，有的比较大，可乘三五十个人，有的很小，只能乘七八十来个人。

有一位住在曹娥江边打鱼的老汉，家里只有一艘能乘三五个人的小破船，听说“三五支队”要征集船只渡海，便一边打鱼一边往临山方向摇了过来，到了古窑浦，便上岸把鱼卖了，然后找到在海边征集船只的“三五支队”的一位小战士，那战士见船太小，又破，便说：“大爷，谢谢您，不过这么小的船渡不过杭州湾，您还是回去吧。”老汉说：“谁说的，我经常到对岸的海盐去抓小黄鱼，一年少说也要过去几十次，谁说我的船过不去？”正在争执，过来一位年长的“三五支队”老同志，那战士见到后，马上过去向他敬礼，老同志问：“怎么回事？”

小战士报告说：“报告中队长，这位老爷爷给我们送来了一条船，我看太小了，又破，正劝他回去呢。”

中队长下到岸边看了看，上来说：“能用，留下吧，不过，老爷爷，您还得帮我们一个忙，我们有了船，可船老大不够，您能否帮我们找一些？”老汉笑着说：“我知道你们一定用得着我，我给你们出个主意，我听说你们队伍里有不少战士是上虞鬆厦沥海方向的人，这些人的家里或多或少都有些会撑船的船老大，可叫他们去找找。”中队长一听笑着说：“老爷爷这主意好。”

船的问题解决了，人地走留问题却没有那么简单了。朱之光当时虽是南山县县长，但按他的级别，他没有参加区党委的扩大会。新四军北撤的精神，是谭启龙后来告诉他的，对此，在朱之光后来所著的《战斗在四明山上》一书中，有过这样的记述。

我军北撤的消息，我最早是从谭政委那里听到的。那天我正在沿江区处理郑和顺等两位牺牲同志的善后问题，司令部的通讯员送来了谭政委的信，说“有事面谈，速来勿误”。

我即随通讯员赶往上虞丰惠镇。

我对谭政委亲自邀我去这事感到疑惑难解，过去总是司令部同我联系的，彳艮少由政委找我谈话。

我走到凤来亭，碰到了黄源同志。他也是谭政委要他去的，也什么事都不知道，我们匆匆打了个招呼就分别了。

我到了上虞丰惠镇一座大房子的小客厅里，陈布衣同志已先到了。

我们一起等候着，不到一刻钟，谭政委来了。他似乎心情很沉重，不再像以往那样笑容满面，而且有疲劳感，讲话声调较沉。

他一开头讲了目前形势，大意是毛主席正在重庆进行谈判，国共签订了停战协定。为了表示遵守协定的诚意，我们先让出长江以南的部分解放区，共有八个，如广东、苏南、皖南等地，我们浙东也是其中之一。凡是武装部队要全部撤到长江以北，今后浙江主要是“议会斗争”，万一国民党撕毁协定，我们是要回来的，大概3个月到6个月。

他特别问我：“朱之光你怎么样？”

对队伍北撤，我感到太突然了：我军北撤后，老百姓怎么办？我决心与四明山的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想到这里，我便毫不犹豫地表示，要求留下来。

谭政委说：“你比较红，要留下来，要有自卫武装。”

接着谭政委又谈到了一些具体政策问题：根据地内的乡长、民兵、农会干部等以前以公开身份出现的，如果敌人要登记，可以以上述身份登记，不作叛徒对待；如以党员身份登记，要作叛徒处理。

他还交代：“我们党的旗帜是要高举的，党组织是不撤退的，实行特派员制。总之，我们要保存力量，等待时机。”

谭政委大概讲了40分钟，最后问我们有什么困难。

我的脑子一下子还没有转过弯来，所以提不出什么具体问题，

只是恋恋不舍地用力与谭政委握手告别，心想：“不知什么时候再能相会呀？”

至于我表态要求留下来，究竟对不对，反复思考后我认为是对的。因为谭政委要陈布衣与我一起谈话的本身，就有要我留下来的意思。加上我是本地人，老区人民同我非常亲近密切，能格护我。我又患着严重的肺病，不能长途行军，若北撤，会增加部队负担；若是中途打埋伏，人地生疏，怎么办？而在本地，地形熟悉，人缘好，可打埋伏、养身体。

至于如何进行坚持斗争呢？我心中无数。

回到梁弄，我就去找刘清扬。因为区党委已决定他也留下来，他是四明地区坚持斗争的领头人，是地委一级特派员。

碰面后，他欢迎我留下来，并指示我如何坚持，强调保存力量、要做到无声无息。

国民党反动派是不会让我们无声无息的。蒋介石不久之后就撕毁了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

蒋介石亲自下命令给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要他在三个月内完成“清剿”共产党的任务。

他们派反共大将陈沛、竺鸣涛等集结2万军队，准备在我们浙东地区疯狂“清剿”。

蒋介石为什么下这狠心呢？因为浙东地区地处沪杭甬三大城市之间，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四明山又是他的老家；蒋有多年反共经验，知道只要有共产党组织存在，人民又拥护共产党，共产党就会东山再起，武装力量会像雨后春笋似的发展起来，他生怕后院起火。

南山县委书记俞震同志带领党政干部和战士要北撤了。我得知消息后就跑到高地岭送行。俞震、李华等同志一再劝我北撤，认为我“太红”，不便坚持。

我对同志们的关心表示感激，分别时确有难舍难分之感。

我说：“组织上既已批准我留下来，又加上四明山人民的需要，我更不忍离开他们。”

俞震完全知道我的个性，既已决定了，不会改变。他们急于启程，频频挥手告别：“小心，再会，再会！”

我从高山上目送他们远去，直到看不见才内心惆怅地回到七丘田。

一浪才平静，一浪又起。第三天，原警卫班的黄志先同志，送来罗白桦同志的信：他认为我在四明山太红，不宜坚持，应以北撤为好，在北撤的路上请示了司令部，司令部重新决定要我北撤。

此事对我震动很大，心想既然组织上再做决定，我当服从。当即召开会议，向同志们宣布我要北撤，望他们仍坚持斗争。大家恋恋不舍地互相告了别。

因我此时身患重病，必须有人抬我走，黄瑞钿即派阿涨等二位同志，把我抬到鲁家蚕刘清扬地方，准备解决三件事：（1）组织介绍信；（2）因身体不好，只能转道上海到苏北，我需要一张通过上海的组织介绍信；（3）经济上，我身无分文，需要一点钱。

我到了鲁家蚕来伯家里，陈布衣正等着我，说：“刘清扬在山上不下来了，他已与司令部通了电话，再次决定你留下坚持。”

这样我又回到了七丘田。我的心定下来后，就开始考虑下一步的工作朱之光决定留下来，他的爱人黄亚芬怎么办？黄亚芬征求朱之光的意见，朱之光考虑了一下，认为还是与他一起留下来坚持斗争为好，但黄亚芬说她已怀孕了，朱之光在当地这么红，敌人知道了一定会对她和孩子下手的。朱之光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她北撤。黄亚芬后来没有随大部队渡海，而是先到上海，然后再从上海辗转到达苏中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朱之光任宁波专员公署副专员，黄亚芬也从北方随军来到宁波，任宁波专员公署财政科科长，至此，这对从1945年10月分别后、3年零8个月没有见面又不通音讯的夫妻才再次聚首。黄亚芬告诉朱之光：她在1946年中秋节那天，在淮阴见到了去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汇报工作的陈布衣，从陈布衣口中知道朱之光还活着，还在四明山打游击，而且十分的艰苦。黄亚芬曾担心以后她与朱之光还能不能相见，没料现在终于见面了。令她伤心的是：她离开时朱之光的父亲朱祥甫还在，新四军北撤不久老人家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要他交待儿子的下落，老人大义凛然，严词拒绝，最后被枪杀。另一件伤心的事是因北撤途中旅途劳顿、贫病交加，她怀的孩子没有保住。

虽说北撤这事一开始是绝对保密的，但因为人多口杂，没几天，这个消息就在部队中隐隐约约地传开了。最明显的是在纵队机关中，纵队参谋长刘亨云在其所著的《忍让为国，挥泪告别浙东父老》一文中这样回忆说：

1945年9月下旬，在我的一生中是最最难忘的，没日没夜地工作，顾不得吃饭、睡觉，这算不得什么。千头万绪的事情需要处理，意想不到的情况纷至沓来，这也没有什么。最煎熬人的是想着多看看乡亲们，多同乡亲们谈谈，可又怕见乡亲们，怕跟乡亲们谈话。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而是大家共同的想法。那时，纵队领导机关驻在上虞县城里，一天到晚听不到一点歌声，就连那些平时无忧无虑、整日乐呵呵的“小鬼”和政工队的男男女女也都闭上了嘴，他们一个个脸色严峻，步履匆忙。开头的几天，部队北撤的消息还是绝对保密的，可是，群众已经从我们的行动中猜测到了什么，估计到我们要走远路。奇怪的是，他们并不打听，见了我们，反而比平日更加客气，我们的同志也更加注意礼节，日常生活所需，能够不借的就尽量不借，可以不麻烦群众的就不去麻烦。这么多人，没有一个上街游逛的，那时，部队都分散借住在群众的家里，与房东的接触是无法避免的，于是，就常常出现相对无言的场面，那种场面实在太叫人难受了。有的同志生怕控制不住自己，便独自躲到一边，暗暗哭泣——

当时的政工队员朱仁也曾回忆说，日寇投降后，他们政工队正随部队在奉化一带从事战地宣传和战勤工作，有一天突然接到纵队政治部张文碧主任的命令，要他们立即停止做战勤工作，到后方医院的驻地樟村密岩集中，向伤、病、残疾人员进行慰问演出，演出的节目是《钦差大臣》，演出结束后，又立即叫他们返回上虞县城待命。他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

我们立即赶到上虞丰惠镇，那时，城里是熙熙攘攘，气氛异常，张主任来到队里，不像往日那样谈笑风生，而是板着面孔，问问演出情况，问问我们身体状况，接着要我们轻装上阵，准备跑长路，还说这次跑长路，要自己照顾自己，千万不要掉队。那时，我们不知道部队要奉命北撤，还瞎猜要到上海去受降呢。所以我们几个上海同学异常高兴，直到我们随谭启龙政委北渡杭州湾，来到浦东奉贤，全队又分三路北上，方知是北撤。这时，才想起张主任要我们千万不要掉队的含义是什么，心境开始沉重起来。我们从上虞丰惠镇出发后，就未见张主任踪影，直到来到苏北东台，再见到他时，他喜笑颜开地说：“好啊，都来了，又有戏好演了，好看了。”

部队中的这种情绪毫无疑问也很快影响到了地方，从而使原本因抗战胜利而充满喜悦的根据地笼罩在一种不安、压抑、难受甚至惊恐的气氛中，时任南山县委委员兼组织宣传部长的陈布衣曾回忆说：

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满以为从此可以和平了，再也不要去蹲山窝了。可是，事情的发展却出人意料，中共浙东区党委突然来了通知，要我们把机关撤回梁弄去。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茫然了。

不久，又有一个消息传来：浙东游击纵队准备北撤。

这个还未证实的消息，真像个晴天霹雳。这难道会是真的吗？

浙东区党委正在上虞县城召开扩大会议。我们焦急地等待着区党委的决定。

这是1945年9月23日，一个晴天的下午，中共鄴慈县（即现在的鄴县以西和当时的慈溪县姚江以南的部分地区）县委李书记闯进我们的机关里，一碰到我，就开门见山地说：“老陈，请把我的爱人调走。”

我知道他刚开完区党委扩大会议回来。一看到他这副匆忙的样子，我不由得颤抖了一下，莫非几天来流传着的“小广播”竟是事实吗？

“我已征得区党委组织部长的同意。”李书记不等我回答，马上陈述理由道：“唉！来不及办正式的组织手续了，太仓促了，请变通一下吧！”

这时，李书记的爱人小孙刚巧蹦蹦跳跳地跑了进来，她看到我们的脸色，呆了一下。我就要她马上办好组织手续，随李书记到鄴慈县去听候分配工作。她听了我的话，脸色立刻变了，但她终于忍住了，只是用牙齿咬了咬嘴唇，一声不响地出去了。

当时，我多么想了解一下区党委扩大会议的情况呀！但看了李书记那副匆忙的样子，又不好意思开口了。

李书记和小孙匆匆地走了。我的心却七上八下。

俞震同志（中共南山县委书记）回来了，他来不及喘口气，就立即召集县委紧急会议。在会议上，俞震同志传达了区党委的决议：为了全国和平、民主、团结，除少数人留下坚持外，全部北撤！会上，还宣布了留下坚持的干部名单。党决定叫我留下来。

当时，我想了很多。服从组织决议，让我留下来坚持，这没有问题，但从根据地斗争转为白区斗争，我却缺乏经验，能胜利地完成任务吗？心中没有底。

“嗯，还有什么意见吗？如果没有意见，谈谈你们的要求也好。”老俞沉重地说道。

干部问题和经济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唯一的要求是：给我们留下一个连的武装。

老俞马上和区党委通了个电话。回答是第二天要我们到区党委去，谭启龙同志要和我们谈一下。

时间不允许我们详细讨论，分完工后，就当夜分头工作起来。

第二天清早，天还没有大亮，朱之光同志和我就动身到上虞县城去见谭启龙同志。我们沿着靠山脚的大路走去，四周是巍峨陡峭的高山，树木绿得可爱；平原上，缕缕炊烟升向天际；早起的农民，有的背着锄头在看田水，有的披着衣服，打着呵欠，站在门口看天色。一切还是老样子，既平静又安逸。可是，我俩却没有心思欣赏这美丽的山色。一路上，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连话也谈得很少。

到了上虞城，已是9点左右了。我们走进区党委的所在地。谭政委的秘书招呼我们在中堂间坐下。

进进出出的同志真不少呀！都是匆匆而来又是匆匆地去了。不一会，谭启龙同志轻轻地走到我们的面前，握住我们的手，说道：“你们来了，好！我们研究了你们提出的那个要求，要武器是可以的，南山中队的武器全部留给你们，至于部队，那就不必留下来了。”

他看了一下我们后，又缓缓地说道：“你们留下来的任务，主要是树立党的旗帜，联系群众，保存党的力量。要是国民党决心打内战，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接着，他分析了一下国内的形势和执行坚持任务时要注意的问题。最后还叮咛我们，以后在工作中碰到困难，可以随时去找四明地委的特派员。

谭政委的喉咙有些嘶哑了，面孔也比以前消瘦了，但说话时，精力仍是那么充沛。

转眼已是中午了，谭政委留我们吃中饭。吃饭时，我们又看到了何静同志（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何克希），他的脸色也不太好，眼圈发黑。

中饭后，我们就告辞出来了，谭政委和何司令一直把我们送到门口，他们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眼睛直视着我们。我发觉这两位平常严肃的首长的眼睛里，闪烁着激动的泪花。

“任务艰巨得很，可是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任务！”谭政委说道。

“好好保重身体！”何司令接着说道。

临别时，两位首长还是一再地叮咛和关怀，这真使我们感动极了。

我们高高兴兴地回来了。到了梁弄，我们向俞震同志传达了谭政委的指示，要求把南山中队的武器留下来。

就在这时，朱之光同志的肺病复发了，只得暂时和我们分另寸，回到家乡附近养病去了。

当天夜里，我们召集了各区特派员来开会，传达了谭政委的指示。

曜曜的哨子声，划破了宁静。

“集合！集合！”的喊叫声，震动着每个同志的心弦。

同志们紧绷着面孔，背上背包，漫腾腾地走到院子里站队，除紧张的呼吸、跳动的心脏外，寂静得一点声音也没有。是的，离开这块土地谁不难过呢？我们在这块土地上生长，我们流了不少鲜血灌溉了这块肥沃的土地，现在，却眼看着它又要遭到豺狼的糟蹋了。北撤的同志看了看我们少数留下的同志，一面有些替我们担心，一面心里又有些安慰。是的，只要有党的力量在，敌人是无法疯狂的……

当然我们的心情也是同样地沉重、留恋。

“同志们，马上要出发了，你们再仔细地检查一下东西，特别是老百姓的东西，该还得要还好，该赔偿的要赔偿好。解散！”

同志们有的分头向自己驻地跑去，有的就和留下的同志互相交换相片，有的赠送笔记本，在第一页写上：

“xx同志，祝你胜利地完成任务！”

“x x同志，祝你身体健康，胜利再见！”

“完成任务”“胜利再见”是大家共同的愿望。

分别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北撤的同志重新集结在院子里，整理好队伍要出发了。我们站在大门边，盯着每个同志从面前走过，北撤的同志也透过晶莹的泪光望着我们，大家的心里都难过极了。

“胜利再见！”我们握着手道别。

有一部分北撤的同志来不及把自己的孩子带走，只好忍痛送给群众，或者寄养在群众家里。群众抱着孩子来送行了，送了一程，又是一程。

“同志，你们放心好了！我们会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的。"

俞震同志把一支驳壳枪放在我的手里道：“老陈，送给你！”

我握了一握他的手，看着这一支队伍渐渐地远去，背影逐渐模糊了，逐渐变成了黑点……

接着，我们也整理好行装离开了梁弄，老百姓站在门口含着眼泪向我们频频点头示意，我们，默默地向地区特派员的驻地进发。—面走，一面想着自己的心事，北撤的同志的面庞、笑声、姿态……一遍遍地在我们脑子里翻腾，我们在一起作过战，一起工作过，我们是一个整体，而今天却转眼就分开了，我们的眼泪不觉夺眶而出。是谁逼着我们分别呢？抗战八年我们受尽了千辛万苦，国民党却躲在“大后方”享福，今天一胜利，他的矛头又指向了我们，一股怒火从我们胸膛里燃烧起来。我们虽然只有几个人，但是我们有党在一起，有千千万万的群众在一起，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我们一定能胜利！”

曾任四明地区地方干部团第1大队第2中队1班班长的朱苇也曾著文回忆那难忘的一天：

早上，朱县长和俞政委突然召开区级干部的紧急会议，开会前，我们照例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朱县长向来是脸上经常挂着笑容的，他那爽朗的笑声，总是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俞政委向来比较严肃，平时丿艮难从他的脸色上判断出他的喜、怒、哀、乐。可是，今天他俩都同样带着沉重的表情。同志们都被他俩的神情镇住了，不约而同地把视线集中在他俩身上，等他们发言。他们传达了党中央的决定，简直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要撤离浙东！为了争取国内的和平、民主、团结。我们浙东游击队第3、4、5支队奉命于月底全部撤离浙东，到苏中去。为此，政权要撤销，人员要进行彻底精简，伤员、妇女、物资要立即疏散——我们听得发呆了。几年来，我们拼命流血，多少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好不容易开辟了根据地，建设成现在这样的规模，多不容易！如今，在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就要离开，心里真说不出是什么样的滋味——就在当天晚上，在全体机关人员大会上，朱县长宣布了留下的和疏散的人员的名单，决定余明、范斐、张明、张波、李英、郁黎亚等都疏散，决定肖金和我留下来，决定陈金夫到警卫队去。这立即引起了很大的震动，陈金夫坐在我的背后，狠命地在我背上擂了一拳，向我扬着拳头说：“干哪，痛快。”肖景稳重得很，不像陈金夫那样激动，余明坐在我们前面，忽听得她在呜呜地哭了。“余明，不要难过——”我劝她，生怕影响其他同志。“你留下来，当然不要难过。”我还没说完，她就回过头来眼泪汪汪地冲了我一句。弄得其他人都转过头来看我们。

我着急了，连忙拉拉她的手说：“你是党员，哭轻一些嘛。”这句话见效了，她立即紧闭嘴唇，狠命地克制着。

俞政委在征求大家意见，有什么意见呢？这是党的决定，谁都知道是正确的，只不过在这样的时候，理智很难战胜惜别的感情。

会场上一片沉默。文教科科长胡野檎同志突然跳到主席台上，激昂地喊道：“同志们，唱个歌。”于是，会场上唱起了激昂的歌声。歌声发泄着义愤！歌声控诉着仇恨！歌声带来了力量！歌声表示着我们的决心，多么激动啊！会场上沉重的空气扭转过来了——”

但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容易做通工作的，尤其对个别领导人来说，难度更大。

按照浙东区党委的决定，四明地委特派员刘清扬在这次北撤中要留下来主持浙东的工作，但刘清扬不愿留下来，他于是找到了谭启龙，说：“政委，这次我不想留下来，我要跟你们一起走。”

谭启龙请刘清扬坐下，惊讶地望着他：“为什么？区党委考虑到你有长期做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又是四明地区党委负责人，情况熟悉，你是浙南来的，时间不长，出头露面不多，面目不太红，最适合留下来坚持斗争。我们一走，国民党一来，非搞白色恐怖不可，我们不能撇下四明山人民不管呀！我们应该和他们同甘共苦，领导他们渡过难关才好啊，何况你参加过闽浙赣斗争，必要时还可向闽浙赣发展嘛。”

刘清扬说：“我不留，你们倒拍拍屁股走了，把个烂摊子留下来，让我来收拾。”

谭启龙生气了：“刘清扬同志，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你以为我们愿意走吗？我们也不愿意走啊，可是，北撤是党中央的决定，能不执行吗？你是经过三年游击战争的老红军，党需要你挑重担的时候，怎么能打退堂鼓呢？”

刘清扬似乎也有他的苦衷，他深深地吸了口烟斗中的烟，然后用烟斗嘴点着自己的胸脯说：“政委，我是坐过几次牢的人，做地下工作，我实在是做怕了啊。”

谭启龙说：“困难是不少的，根据你以往的经验，需要什么，你提，我们尽量满足你的要求，人、枪、电台。我们打算给你留一个中队，把最好的武器留给你，城工部——大陆商场的短武器也都留给你们。”

刘清扬最后还是留了下来，关于给他留武器和电台的事，时任南山县委委员兼组织宣传部长的陈布衣在《风雨历程——四明山革命斗争岁月》一书中这样回忆说：

——我在粱弄布置好工作后，即去杜徐村找四明特派员刘清扬接关系，途中，恰遇大陆商场撤离，我担心要不到武器，一口气跑了五六里路到杜徐，找到刘清扬，向他汇报了谭政委的意见，要求速即派人去追大陆商场，由于刘清扬对组织决定他留下坚持有抵触情绪，不仅放弃接收大陆商场的武器，甚至连电台都不想要，后我向邢子陶汇扌艮，由邢出面，才把电台留下。

像朱之光的妻子黄亚芬一样，陈布衣的妻子周廉正这次亦奉命北撤，当时她也怀有身孕，在含泪告别时，周廉正送给陈布衣一件背心和一本笔记本。1946年8月间陈布衣受在四明山坚持地下斗争的党组织派遣，远赴苏北，向华中局全面汇报四明山的情况并请示有关问题。途中，他曾给妻子寄过数封信，告诉她大约什么时候可以到达目的地，希望她能带孩子来见他，没料到了华中局驻地后，一直不见她过来。一次，与周廉正一起北撤的黄亚芬告诉他，他妻子已生了孩子，是难产，后来又有人告诉他说已派人去接周廉正。但陈布衣在驻地住了将近20天，仍不见周廉正过来，心里便产生了怀疑，认为她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所谓去接她无非是为了安慰他。当时由于形势紧迫，陈布衣又急着回四明山，就再也不等了。没料直到大军过江，宁波解放凋廉正有一天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她的身边还站着一个小姑娘，周廉正告诉他，这就是他们的女儿陈鲁滨。

在所有想走和想留的人当中，浙东纵队第5支队第1大队大队长张季伦则显得有一些特别，张季伦工人出身，在上海学过徒，曾跟随罗炳辉将军转战淮河两岸，此人性格豪放，不拘小节，作战勇猛，在作战上很有一套，缺点是酷爱喝酒，不论是战时，还是在平时，身上总背着那只装满酒的军用水壶。

张季伦听说部队要北撤，心里也想不通，甚至情绪还很大，他在一篇题为《突出重围》的回忆文章中这样说：

日本鬼子宣布投降后，我们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按照朱德总司令的命令，一面向盘踞在浙东的日伪军发出通牒，命其缴械投降；一面集中主力横扫三北日伪军据点，进逼宁波。准备借此大好时机，迅速发展革命力量，以便应付各种复杂形势到来。

谁知正当大军云集在浙东沿海这座大城市、伺机攻占时，突然来道命令，要我们马不停蹄、昼夜不分，迅速西撤至上虞城（今丰惠镇）休整待命。可是来到上虞城后，头天不见动静，第二天也没有布置什么，只是一个劲地要我们休整轻装待命。到了第三天，消息传来，我们的冤家对头田胡子，即原国民党挺进第五纵队司令田岫山进了宁波城。这下子可把我们肺都气炸了。部队里的怪话接踵而来。

“休整，休整，上面也不看看是啥辰光。偏偏到了出头日，来个休整，也不知上级肚皮里装的啥货色，准备买的啥个药。”

“抗成，抗战，看来是给人家坑了！”

“唉！我们红脚梗，生来是钻山沟的命。这辈子就别想进城开洋荤了。”

那时类似这样的怪话，真可装上几箩筐了。

我是大队长，军事上我管。士兵思想工作上的事，就由教导员去应付吧。我是听听而已，其实心中对此次西撤休整，也是疑惑不解的。原先以为我们西撤休整，可能要配合浙西部队沿着浙赣线南下。因为前期华中局与新四军军部有过这样的指示，后来因鬼子投降而取消。现在会不会再执行此项指示呢？不过许多迹象又不太像。比如，许多地方干部扛着行李进到城里来，都是面带愁容，似乎要走远门大搬家似的。特别是第五天，我到街上去找小酒馆喝上几杯解解心中闷气时，竟然遇上五中队队长顾宝善与妻子在桥头上大哭。上前一问，才知道，做地方工作的顾宝善妻子被精简回家了，她是来告别的。还说被精简的不是她一个，有好多好多。经她这么一说，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怎么在这么大好形势下，来个精兵简政呢？这样，我喝了几杯酒，不管三七二十一，去找何克希司令员探个究竟。

说来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就在我到处打听何司令住处时，何克希司令员的警卫员迎面而来，说：“快去，首长要你去。我到大队部没找到，说你出来喝酒了。我就到街上来找了。快快，不然司令要发火的。”这样，我就三步并成两步跑，跟着他来到何司令员的住处。

在一间小民房里，见到了正在伏案办公的何司令。没想到几天不见，何司令变成另外一个人了。蓬散的头发，像是几天没梳理过了。特别是那脸腿帮已经深深陷了下去，微翘的嘴唇显得更为明显了，而且脸上长满了胡须。那炯炯有神的双眼，已布满红丝，看来是有好几天没睡过觉了。

何司令听到我的报告声，没有让我坐下，劈头就问当前部队的情况。我也就一五一地汇报起来。汇报不多时，何司令就问道：“你呢？说说你的想法。”

“我？”我借机就说：“我也转不过这弯来。好好的宁波城不打，偏偏来到穷山沟里休整，还要我们轻装，不知——”

还没等到我说完，何司令就站起来说：“是啊！别说你和下面想不通，我也没有转过这个弯子啊。”他这时候发现我是站着，赶紧要我坐下。他就在这小房间中转起圈子。边走边说：

“现在的局势就像只万花篇，千变万化，弄得你眼花缭乱。要是不从全局看，是很难看出个究竟。”

“你有没有看过党中央于8月25日发表的《对于目前时局的宣“你知道不知道毛主席到重庆？”

“你有没有想过毛主席为了什么冒着巨大风险去重庆谈判？”

“你再想想，蒋介石肯跟我们和平吗？”

何司令的一系列问题，弄得我不知如何回答。我就说了一句：“我是天生爱打仗的命，大不了再打它个八年。”

“不！”何司令听我如此回答，知道我是很少读书看报的。他接着说：“同志哥，没那么简单。要打，先得问问老百姓会不会同意。已经打了八年，再打八年，老百姓吃得消吗？根据地的老百姓会理解，敌伪统治区的呢？特别是蒋介石统治区的老百姓会同意吗？要知道这个蒋委员长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还是有些威望的。要拆穿他的鬼把戏，是要花费些时间的。毛主席不是常说：打，要打得有理、有力、有节吗？这次毛主席冒着风险去重庆谈判，一则是为了和平，一则也是给那位蒋委员长洗洗脸，让天下人看看这位委员长是何许人也！”

何司令员此番话语，使我顿开茅塞。说：“何司令有什么任务，尽管交代吧！”

“好！我就喜欢你这个痛快人。明天，你带部队去周巷，想方设法找到张大鹏，配合他寻找船只准备渡海北上。”

我一听此话，头脑一下子炸开了。“渡海北上！？”不知是听错了还是其他，连声问道：“什么？什么？”

何司令员说：“回老家去！”

一听到“回老家去”的四个字，我就从板凳上蹦跳起来，连声问道：“回老家去？”

“是的！回老家去！”何司令说得十分肯定。

这下子我像只泄气的皮球，一屁股就坐在板凳上，脑袋是嗡嗡地响个不停。“回老家去”，意味着我们来浙东是“失败”了。为何我会这样想呢？事出有因。

四年前，即1942年春，我随同何克希司令员来浙东前，在苏北阜宁亭翅港新四军军部时，陈毅军长曾接见我们，那时共有七个人。说明去浙东的意义后，在送我们走时，陈军长说过这样一番话语：“你们到浙江后，搞得顺利，就在那里打天下，搞得不好嘛，就打着背包回来。可是别把老本贴进去。”

当时我们听了此话，还哈哈大笑不止，再三说：“不会，不会。”没想到，今天我们在浙东打了四年多，局面打开，反而要打着背包回老家，这意味着什么呢？我想不通也无法回答。

何司令见我那副傻乎乎样子，知道我没想通。不知是提醒我，还是有其他原因。他握紧拳头，在桌上猛地一击，说：“对！舍不得珍珠，换不来玛瑙。老张，快快去准备吧。明天一早就出发。”

何司令这一击拳与一句话，后来我才知道，是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

在我接受任务后离开时，何司令反复跟我交代：“此事只准你知道，不能对任何人讲。你们支队领导那里我已经打过招呼。还有，路上要小心行事，不要喝酒了，否则要误事的！”

回到大队，我就把何司令布置的任务跟蔡子悟教导员说了，随后就开了连长与指导员会议。把任务交代清楚后，第二天我们大队就出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