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29日，浙东•上虞）

在紧锣密鼓、井然有序地撤退工作中，回收抗币、安抚群众是始终挂在区党委和纵队领导心头的大事。

抗币是浙东游击纵队在1945年春，根据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为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发展农工商，稳定金融，奠定根据地的经济基础，由中共浙东区党委及浙东行政公署向华中局请示并获批准后，发行的一种浙东行政区本位货币。印刷这种抗币的浙东抗币厂建在上虞南部深山区陈溪乡小陈村，这一带因地势险峻、隐秘，除了建有抗币厂、粮票印刷厂，还在生販村王家祠堂建了被服厂、四柏庵建了皮革厂、水堆头建了印刷厂、龙镇村祠堂建了鞋厂、虹桥村祠堂建了弹花厂、石沸村祠堂建了翻砂厂、通泽大庙建了织布厂、陈溪口村祠堂、七间头茶站建了军工修造厂等，被当地老百姓称为“一行八厂”。浙东抗币厂建在小陈村高苏自然村一户王姓山民家里，抗币全用工人手工印刷，其最初的面额为伍角、壹元、伍元、拾元，后来又增加了壹佰元，每元币值始终保持在食米一市斤之价值。

浙东抗币由浙东银行发行，它的正式发行时间为1945年4月1日，总发行额200万元。由于它不会贬值，因此在浙东人民中享有很高威望。但从发行开始到结束，浙东抗币的存在时间只有短短的6个月，随着浙东纵队的北撤，中共浙东区党委和浙东行政公署出于对浙东人民负责的精神，决定全部回收抗币，用根据地粮站储存的粮食、布匹等物资换回抗币，然后予以销毁。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为了便于兑换、减少群众的损失，负责兑换的同志通宵达旦地工作，他们广设兑换点，做到随到随换，其间，有的群众出于对共产党、新四军的热爱，出于对革命必然胜利的信念，甘愿蒙受损失，怎么动员也不肯兑换，负责兑换的同志告诉他们，家里藏有抗币，日后顽固派来了有杀头的危险，他们还是不听。

金萧支队8大队中队副指导员毛英曾遇到过这样一件事，他后来回忆说：

“9月27日夜晚，我们赶到了浙东上虞城。第二天我们中队有三个同志病了，一大队部批准我们用银圆或粮食到街上换点东西回来给他们吃。从1942年起，我没进过城；走进解放区的城市，更是破题儿第一遭。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了，走在街上，我贪婪地左顾右盼，恨不得把这里的一人一物，全都收入眼帘，深深藏在心底……

这是一座长期受日、伪、顽封锁的城市，各行各业的店家，已经长久没进货了，特别是那些卖京广杂货的店家，货架上、橱窗里，几乎都是空空的。但是，今天却是家家户户开着店门，不管有货没货，柜台上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也许，人们都在这样想：新四军要走了，国民党快来了，这样公买公卖、安安宁宁的日子，恐怕是最后一天了。因此，尽管无货可卖，也要打开店门，让这即将失去的民主、宁静的日子，永远留在大家的记忆里。

我在街头走着，看到有许多人，这一堆那一块的，围在一张张告示前面。有的唉声叹气，有的泣不成声，相互传告着告示的内容。

我也挤进去看了看告示，原来是浙东抗日纵队的何克希、连柏生司令和谭启龙政委，给浙东父老兄弟的洒泪告别书。我不愿意在这些地方多停留，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更加伤了乡亲们的心，于是加快脚步走进一家店铺去买糖。这家铺子总共只有两斤多糖了，我让他留一半零卖，老板说：“留给谁，留给国民党？不。”他一定要把糖全卖给我。我买好了糖，又朝南街走去。几乎每月店的门口，都在同一个时间内，摆出了一个小小的锅灶，炯着又嫩又甜的苞米。顺着街一溜看去，家家户户的门前，都冒着腾腾的热气，生气勃勃，繁荣得很。

我猛然明白了，为了我们的方便，全城市民统一行动起来了。这座红色城市，就要被敌人占领，而城里的老百姓还是这样镇定，还是尽着自己的力量来帮助这支子弟兵。他们门前摆着的不只是苞米、糖、货物，而是军民水乳交融的心啊！

我有心买几根苞米回去，让病员调调口味，一摸，身上的银币没有了，幸亏肩上还挂着一条米袋。

“老奶奶，买三斤苞米。”

“同志，你是义乌来的吧！？”老奶奶打量了我一下，似乎蛮有把握地说。

“是。”我笑着点了点头。

“我一看就明白。”说着，她老人家从锅底捞出一根又大又嫩的苞米：“同志，趁热吃。”

“还没有过秤呢！”我摆摆手说。

“你看你，实在是地地道道的外路人，不懂得我们上虞城的规矩，我们这里是先尝后买。”说完了，老奶奶又抿着嘴笑个不停。

称好苞米，我把米袋解开，叫她老人家找个淘箩盛米。她怔住了，问：“这是干什么？”我说：“我用米来换。”她又叹口气，把手伸向

我说：“同志，我不缺米，拿抗币来。”

上街前，大队首长再三叮嘱不准使用抗币，因为我们离开这里后，国民党一来，持有抗币的群众不仅经济上要受损失，而且还有生命危险。因此，我就对她说：

“老奶奶，抗币不通用了。”

“管它通用不通用，我喜欢它哩！”

“不！上级有命令不准使用。”我急了。

“上级？何司令我也见过，他不能下这个命令。”说话时，老人家又把手往我胸前一摊：“拿抗币来。”

我急得没有办法，只好说，那我不买了。老奶奶也瘪着嘴，板起面孔：“我们上虞城还有个规矩，过了秤就不能退了。”

哪有这么多规矩？这不是明摆着要慰劳我们。真是情急生智，我便使了个脱身之计。说：“这样吧，大米，你一定要收下，你喜欢抗币，我就送给你几张。”

“同志，你这是说到哪里去了，难道说新四军打败了，抗币不值钱了。照我看，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值钱的钞票了。”

最后还是我认输。我宁愿受处分也不得不把二角钱的抗币交给她。老人家接过抗币，乐呵呵地说：“同志，这才像自家人。这二角钱的抗币，我要把它放到你们回来时再用。我这辈子用不到，儿子、孙子一定会用上的。”

回到家里，我的思绪还在不停地翻腾着。老奶奶要抗币这件事，反映了一个多么深奥的问题啊！好吧，就让我们带着这位慈祥的老奶奶的心北撤吧！

是日午夜，我们互相关照着：“轻一点”，“再轻一点”，然后，在蒙蒙的细雨中迈开着轻轻的脚步，悄悄地撤出了上虞城。

部队悄悄地离开了，可根据地群众为游击队做的工作还远没有结束，据一位游击队老战士回忆，那些天，一到夜里，在梁弄或其他的一些山区，就会出现成百上千的火把，像一条条火龙似的伸入高山，伸入深谷，因为各军工厂已停止生产，有些物资及设备、武器、弹药要连夜运走，有些要交由各保长保管，等候部队派员来取。有些缝纫机、印刷机、修械所的各种机器、打不响的炮弹、手榴弹，破烂了的步枪等则由当地群众帮部队埋藏到岩洞、山谷和泥地下，甚至野外的坟洞中，以免被敌人发现。在有些村落的晒谷场上，燃着熊熊的大火，那是村里的群众正在烧毁在白天回收回来的抗币，一些群众边烧边议论说：“共产党和‘三五支队’对我们老百姓真当负责啊。”

关于用粮食兑回抗币的事，朱苇回忆说，当时：“我们还没有公开宣布要北撤，群众大概是从我们的行动上，感觉到我们要走了，兑谷子的人们都带着惜别的神情望着我们，有的群众还感叹地说，‘三五支队’在这样的时候，还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当兑粮的时候，他们总是有些恋恋不舍似的捏着粮票。”那天朱苇遇到了一位60多岁的老大娘，老大娘手里捏着粮票，显然是来兑换粮食的，但老大娘却又不着急，挟着麻袋坐在一旁不过来，开始朱苇以为是兑粮的人多老大娘才不过来，后来发现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兑粮的人差不多走光了，老大娘还不过来，朱苇就叫她：“老大娘，现在人没有了，你过来吧。”没料老大娘说：“不急，慢慢来。”朱苇因为另有事情，就径自忙去了，谁知办完事回来后，老大娘还坐在那里，这时已快到吃中饭的时候了，朱苇心想：可能是老大娘年老体弱，背不动粮食的缘故吧。于是就对老大娘说：“大娘，你把粮票和麻袋给我，我给你换好背过去。”

老大娘说：“同志，我有个要求，我有100斤粮票，但我只想换90斤米，不知可以不可以？”

朱苇说：“这不行，老大娘，按规定，我们要把粮票统统收起来。”“为什么？”老大娘有些不高兴地问。

朱苇解释说：“这是为老百姓着想，你们家里藏着粮票、抗币，万一被国民党发现，会闯大祸的。”

老大娘也很固执，说：“怕啥，以前我家里还藏过传单呢。”这时朱苇的同事肖景过来了，朱苇把情况与他一说，肖景说：“大娘可能是想做个留念，就给她留10斤粮票吧。”

老大娘这才笑起来，说：“还是这位同志通达。”

朱苇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几年来，四明山人民与我们建立起血肉般亲密的关系，如今我们要走了，他们看不到我们的人了，想留张粮票作纪念，看到粮票，就像看到我们的人一样得到安慰。如果我硬是不肯给她留一张，会教老大娘伤心的。于是，我就答应了她的要求，找还她10斤粮票，替她换好谷子，又请人帮她挑回家去，这样，她才依依不舍地拉拉我的手，忍痛离去。我望着她摇摇摆摆的背影，不觉鼻子一酸，眼睛湿润了。紧张了一天，直到天黑，疏散物资的工作已经砂上结束。晚砺，我们把兑回来的抗币和粮票，成堆地放在院子里烧掉，融融的火光映照着空荡荡的庆余轩的厅堂。我在火光下写下这篇日记一已经是在梁弄得最后一篇日记了。”

当晚，朱苇和他的战友们就在梁弄镇铁帽山脚下的一个大操场上集中编队，然后向上虞县城集结。在途经梁弄时，原本冷清的街道两侧早已站满了前来送别的人群，见到队伍过来了，大家纷纷涌了过来，有的把热腾腾的鸡蛋、麦饼塞到战士们的口袋里，有的拉着战士们的手和背包依依不舍，然后，默默地陪着战士们行进。有几个老大娘，竟在街道边焚香点烛，口中不断地喃喃祈祷：“保佑三五支队一路顺风。”

突然间，有一位老大娘从人群中走到朱苇面前，问：“同志，你也要走吗？”

朱苇定睛一看，原来是前一天要留10斤粮票的那位老大娘，朱苇边走边拉着老大娘的手说：“是的，大娘，我也要走了。”

“你们一定要回来啊！”在朦胧的夜色中，朱苇看到老大娘的眼眶里，喩着亮晶晶的泪花。

“大娘，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回来的”朱苇也流着眼泪说：“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们的恩情的。"

有一位叫柳青的新四军女战士当年曾在车厩、郭姆乡做民运工作，她后来也曾回忆说：“浙东纵队奉命北撤，我也要随军离开了，在长期共同的战斗生活中，我与车厩、郭姆乡的乡亲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特别是那些朝夕相处、患难与共，待我似亲人的大娘、大婶和姑娘们更是舍不得我离开，临别时，大婶们把亲手做的鞋子放进我的背包里，有位李大娘还偷偷地将四块银圆塞入我的口袋，嘱咐我要多加保重，我也依依不舍，含泪一一向他们告别，有的还留了我的照片作纪念，听说许家希有位许大娘还常拿了我的照片，询问过路的新四军战士：有没有见到柳青……”

是啊，对共产党和‘三五支队’的似海恩情，浙东人民看在眼里，更记在心里，因此，当自己的部队遇到困难时，他们就会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甚至不惜付出鲜血乃至生命的代价。

罗瑞兴、罗长寿父子是上虞县鬆厦镇章家沥人，1943年，罗家父子一起在余姚梁弄参加了新四军，后来罗瑞兴在部队的炊事班工作，罗长寿则搞起了情报。浙东纵队北撤时，罗瑞兴因为年纪大，身体差，整编时被动员回老家。而罗长寿则留在了部队。有一天，罗长寿听部队首长说渡海的船上缺少船老大，马上就想到了自己的父亲，他父亲从小就出海打鱼，又会撑船，海上经验十分丰富。罗长寿便把自己的想法向首长作了汇报，首长当即同意。罗长寿就兴冲冲回到家里，与父亲一说，罗瑞兴说：“部队有困难，我还有什么话说，去，如果人不够，我再多叫几个船老大去。”次日一早，罗瑞兴就早早出门到雀咀村叫人去了，罗长寿就在家里等父亲的消息，没料一等二等，还没见父亲回来，心中一急，就急匆匆赶往雀咀村，一问得知父亲到鬆厦街上找人去了，便转身赶赴終厦街，没料刚进街口，就被几位认识他的便衣伪军捉住，然后五花大绑，押赴牛市街口，罗长寿边走边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沿途百姓无不掩面落泪，最后敌人将罗长寿押赴下桥头行刑，一刽子手用一箍桶店的木锯，残忍地在罗长寿的脖子上反复拉锯，致罗长寿的脖子血肉模糊，最后壮烈牺牲。

罗长寿的父亲罗瑞兴在根厦街上办完事后，很快就回到家里，见儿子罗长寿不在，便匆匆扒了口饭，与几位船老大一起，先行启程，赶往临山渡口。到了晚上，见儿子仍未到来，心中虽忐忑不安，但部队渡海要紧，罗瑞兴也就不去打听儿子下落，全神贯注掌好自己负责的船，最后圆满完成了部队交给他的任务。之后，罗瑞兴便南征北战，屡次负伤。直至解放初转业回乡，才知儿子已被敌人杀害。这位经历过酷烈战争的老战士犹如遭到晴天霹雳一般，很久没有缓过神来，最后他流着眼泪喃喃地说：“儿子死了，我很伤心，但他是为部队北撤而牺牲的，我又为他高兴。“

像罗瑞兴、罗长寿父子这样与“三五支队”军民情深的故事在浙东根据地可以说到处都有，天天都有。这种血肉般的情谊是根据地军民战胜一切困难和敌人的法宝。现在，因为形势的突变和中央的部署，原本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的父老兄弟姐妹将要分手了。

当然，要忍痛分手的除了人，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比如，脚下这块熟悉的土地、曾朝夕相处的大山和河流，甚至一头可爱的小黄牛。浙东纵队有一次在与日寇作战中缴获了一头小黄牛，牛很小，未经调教，也不会耕地耙田，时任章镇中心区委书记的钟林就把它寄养在一户农户家里，按每月3斗大米折价支付代养费，小牛渐渐长大，与人也日渐亲近。没料新四军要北撤了，那农户就把牛牵到了部队里，部队领导想，部队要行军打仗，带着牛怎么行，就做那农户的工作，可是那农户怕被人告发是新四军的牛，带来麻烦，故不愿意再养。怎么办？小牛每天要吃要喝，又不能不管它，部队领导又找了好几户人家，把小牛安顿好之后，才拍拍小牛的脑袋去追赶北撤的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