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个喜欢打头阵的人

1956年，春天，经媒人撮合，一个叫王云花的同村姑娘走进 了王志良的家，尽管王志良这时已是觅桥村的民兵小队长和生 产突击队队长,人也长得很挺括，工作更是“一等拿摩温”，在乡 里和村里召开的各种会议上，也常常受表扬和奖励。但遗憾的 是，王志良的口袋里,这时却依然是瘪瘪的，那从祖上传下来的 一间半小平房，还是老样子。

当时滨黄:农村的小伙子结婚，有两个硬“杠杠”，也是必须 要具备的，一是320元“肚痛钱”，二是600斤稻谷。没有这两个 硬“杠杠”，小伙子再好,也只能干瞪眼，叹闷气。王志良肯定不 具备这两个硬“杠杠”，幸好云花娘慧眼识贤婿,她在收下了王 志良费九牛二虎之力凑起来的8套由“人造棉”“土花哗叽”“斜 纹雪里青”和“余姚大布”构成的嫁妆并给四个媒人吃了一碗年 糕权作答谢后，也不择良辰吉日，也不办酒水筵席,就把一个18 岁的黄花闺女送进了王志良家的门。

结了婚，有了家，一年后又有了第一个孩子，王志良的日子 便过得有滋有味了起来。这时滨觅的形势，与全国一样，也可 以说是一片大好，可是在这大好形势下,也有许多问题迫切要 解决,对滨觅乡来说,迫切要解决的就是两个字:一是涝，二是旱。用王志良的话来说:“我们滨觅人苦苦在水里，穷穷在旱 里，滨觅人要解决温饱，要走上富裕，一定要把旱涝这两个字解 决好。”

滨觅地处曹娥江中游，域内有隐潭溪、下管溪、范洋江、清 潭溪等水系汇入曹娥江，使这个地段成了洪水回旋泛流之地, 极易受灾。光绪上虞县志称:南乡诸山之水汇焉，重逢淫雨，洪 流骤涨，泛滥田畴，遂成歉岁，居民畚土伐薪筑坡坝以为捍卫, 可以堵小水而不可以御狂澜，水溢即堤倾……南宝阪、龙浦販、 八社販（滨觅販）、大浸販等虽有几万亩水田，但经常因水灾而 颗粒无收，故滨觅乡有民谣唱:“滨觅販,可怜販，十年九年要 讨饭。”

据有关资料载:地处曹娥江中游的章镇、滨觅等乡镇为何 频发水灾，与这条江中大量淤积的泥沙有关，由于洪水季节从曹娥江上游冲下大量泥沙，在经过章镇地段时,有些泥沙便沉 淀了下来,然后日积月累，越积越多,河床亦越升越高,造成一 遇洪水，就冲决和漫过堤坡,泛滥成灾。

从明代起,滨觅当地的民众为阻挡洪水的侵入，就在曹娥 江的边上修建了从石山庙至烂泥湾的上沙地埋、从烂泥湾至觅 桥小山头的宋家浦境以及从浦山头至覆船山的八社夔。其中 以光绪16年由会稽绅士董金鉴捐资修建的八社燻为最长，达 9.24公里。但由于受当时资金短缺、劳力薄弱诸因素的制约， 这些全由人工一担一担挑成的高仅2米的“狗爬境”在建成后， 只能御梅汛,无法抵秋洪。就在八社境建成的翌年秋天，曹娥 江突发大水,八社境决口数十处，虽经修复，但每遇大汛暴雨， 仍难抵御。即便在新中国成立后，滨觅乡的百姓在一年中也几 乎有一半时间在挑燻。1951年，上虞人民政府曾发动群众挑土 30万立方,并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加高了 2米,但在1962年9月 的大洪水中，中村、烂泥湾再次被冲决。

故此,要解决水灾最好的办法,唯有把江道中的泥沙彻底 清理掉。但此事谈何容易，民国11年(1922)8月6日、12日、30 日和9月2日，曹娥江连发4次大水，章镇、滨觅及嵩坝等地平 均水深2丈左右，其中章镇、滨觅一带的乡村受灾更为严重，许 多堤埋多处决口倒塌，田地、村庄均遭大水淹没，颗粒无收。大 水退后，上虞、新昌、峡县三县的士绅曾会集章镇，商议如何清 理曹娥江中泥沙淤积的问题，但士绅们议了三天三夜,最终因 工程浩大，财力不济而作罢。之后，曹娥江的河床越升越高，造 成的危害也越来越大，即便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 里,泥沙淤积的问题也得不到根本的解决。

1962年9月14号台风过境，上虞全县平均降水505毫米， 而章镇、滨觅公社等区域内的雨量竟高达646毫米。据有关资 料称:其时东沙埠水位达到15.25米,远远超出了规定12米的最 高警戒线。

章镇、滨觅等曹娥江中游各乡镇的防洪抢险全线告急，区 防洪指挥部根据洪水不断上升的态势,为顾全大局利益,避免 区域范围内更多的农田受到损失，在万般无奈之下，别无选择, 下令猫山闸开闸泄洪。泄洪造成了滨觅八社販中村地段决口， 大浸販南坡西方段决口 ,南堡坡下路廊段、西方桥头段决口……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个区域内最严重的一次水灾，也是猫山 分洪闸建闸以来第一次泄洪。

开闸那天，不少干部和农民纷纷赶到了闸口，他们的心情 十分沉重，因为此时,正是晚稻的孕穗期,望着丰收在望的稻谷 被浑浊的洪水吞没,一些人流下了眼泪。

这天下午,担任滨觅公社抗洪总指挥的王志良穿着蓑衣赤 着脚,正迎着瓢泼般的大雨，在曹娥江边检查灾情,当走到石山 庙的山脚下时，他站下了，望着越涨越高、波涛汹涌的曹娥江 水，王志良忧虑地对公社生产干事朱元瑞说:“滨觅去年、前年 都遭了大水灾,这雨再这样落下去，今年滨觅百姓的粮食又要 颗粒无收了。”

朱元瑞说:“是啊，听广播里说,最近几天,都有大雨和暴 雨,有些地势低的村庄，连房子都淹了，跨三档扶梯,就可上楼 了。”

王志良边察看堤埋边说:“今天又有几个地方决堤T，滨觅 要防洪，堤烦是关键,今年就是拼老命也要把这个问题解决。"

朱元瑞叹了口气说：“滨觅的老百姓，真是吃足水的苦头 了，水多了要受淹,水少了，就干旱,怎么办啊?”

“你说怎么办?”正在堤境边察看水情的王志良接上朱元瑞 的话头说:“靠神仙皇帝？靠老天开恩？都不可能，最后还得靠 我们自己,靠滨览的群众。”说毕,王志良爬上堤境，摺了一下脸 上的雨水后,对朱元瑞说:“老朱，你马上回去，通知各大队的书 记和大队长，晚上到公社开会，明天直升机可能要来滨觅投放 面包,各大队要提前做好准备,记住，谁也不许请假。”

朱元瑞说:“这会我来主持如何?”

王志良扭头问：“为什么？”

朱元瑞提醒王志良说:“你已经一个月没有回家了,从公社 到觅桥，炮仗长的一点路，几脚步就到家了，再说云花身体又不 好,孩子们还都这么小，回去看看吧。 ”

王志良一听,正色道:“不行，空投食物是件大事情,一定要 组织好,否则我心里不踏实，这事就这么定了。”说毕，转过身， 顶着浓密的雨帘，向堤坡的尽头大步地走去。

大约三、四天之后,满身泥水的王志良才拖着疲惫的步子 回到了家，这时大水刚退去,妻子云花正在田里忙农活,王志良 推开门，右脚刚刚跨进门槛，没料一条饥饿的蝮蛇正昂着头在 等着他，被狠狠地咬了一口的王志良这样才不得不在家里“休 息” 了几天，但这几天对王志良来说与其说是休息，还不如说是 煎熬。因为他的心里这时候只想着一件事情，那就是要想一切 办法、动员一切力量把毁损的堤坡尽快修复好,不仅仅只是修 复,而是要建得更好，更坚固。

脚上仍敷着草药的王志良是在一拐一拐中来到抗灾现场 的，妻子云花曾想极力阻止他，她的要求并不高,只希望王志良 在蛇伤治愈后再离家，并在这疗伤的日子里，能多在家里待几 天，多陪一陪孩子们。毕竟,3个孩子都还小,大儿子吉善才6 岁，中间的女儿吉英才3岁，小儿子吉尧才1岁，他们这时候最 渴望得到父亲的关爱。但是父亲对孩子们来说是陌生的，父亲 很少回家,有时一个月回来一次，住一个晚上天不亮就走了，有 时前脚刚跨进家门，连头上的那顶小阳帽还未摘下来，就被一 个电话叫走了。在孩子们的印象中，父亲似乎很少顾家里的 事:什么油、盐、酱、醋,什么有衣无衣,有米无米,包括对孩子的 教育等等，他都不管。有次夜里下大雨,家里的房子快要漏倒 了，云花在万般无奈中只好给王志良打电话，王志良当时不在 公社里,值班的同志告诉她:王主任半夜里就到各大队检查水 情去了，到现在还没回公社。于是，家里的这副重担只好全由 云花一个人挑着，可云花毕竟是个女人家，身体也不好,况且她 还担任着村妇女主任的职务，每天邻里纠纷、家长里短的事就 忙得她够呛,这样公事私事都要管,她这副柔弱的肩膀怎么挑 得动？因为婆婆去世得早，本来母亲可以帮一帮自己，但老人 家在不久前,也已过世了。有一次，王云花从田里回来，一进 门，就看到冷冰冰的家里蜷缩着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尤其是 老大，因为营养不良瘦成了皮包骨,王云花见状，心里一酸，就 忍不住搂住孩子们哭了起来。

因此这一次，王云花是无论如何也要叫王志良在家里待几 天,他可以不干活，就在家门口坐着,他也可以不给孩子们买零 食,但他得给孩子们说说话,孩子们虽然都还小,但他们希望看到父亲那张黝黑的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当然，他们最渴望得 到父亲的爱抚，哪怕是在每个人的头上轻轻地摸一下也好。

然而,像以前的每次努力都化为泡影一样,尽管王云花极 力地想挽留他,孩子们也在门口用恳求的眼神望着他,王志良 还是踉跄着站起来，黑着脸说了一句硬邦邦的话:“这次水灾这 么严重，你叫我怎么休息得了？我连觉也睡不着啊！”说毕,拖 着那条还红肿发亮的腿，向4里外滨觅公社的所在地冯村 走去。

抗灾工作千头万绪，但最重要的是要抓紧时间修复被洪水 冲毁的堤夔，以确保下次洪水来临前滨览販复顼工程的完成。 回到公社后，王志良便白天夜里连轴转,很快就拿出了水毁堤 燻修复的方案，报公社党委批准后，一场在滨觅历史上规模最 大的堤坡修复加固工程由此拉开了序幕。

目标一定下,蛇伤刚愈的王志良腰间那块搭肩布（注:上虞 农村农民在生产时常用的一块助力布，农民们在抬重物和挑担 时常缚在腰间，以增加腰力）除在晚上睡觉时，就再也没有解下 来。无论是在挑燻工地上，还是在田间地头上，身为滨觅公社 党委副书记兼社主任的王志良绝对是一个顶呱呱的壮劳力、好 劳力。他不仅精通农事，熟稔农活,而且喜欢到一线参加劳动， 农民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农民挑多少,他就挑多少，而且，在通 常情况下，他土箕中装的土,总要比旁人多一些，他认为做干部 的，就是要带这个头，就要多出点力。通过在工地参加劳动，与 现场的民工打成一片,从而能够及时发现并解决工程施工中的 各种问题,比如工程的质量问题、工程的进度问题、人员的合理 安排问题等。

有一次，工地晚上开夜工，主要用自制的木夯夯实堤壇上 刚挑来的土,王志良那天也与民工一起在夯土。没料,夯着夯 着，王志良听到旁边有几个人夯土的声音不对头,他们只是用 手在摇动着竹竿,却没有木夯沉重落地的声音,他悄悄过去一 看，原来这几个民工趁着夜色的掩护在偷懒开小差，王志良当 即对他们的行为提出严肃批评,次日早上工地开干部碰头会 时，他又提出这个问题，从而杜绝了工地上有些民工出工不出 力的问题。

当时，滨览公社只有一辆车号为1864的老永久牌自行车,当时有一句顺口溜:县委书记吉普卡,公社书记永久牌,大队干 部手招招来油揩揩。可滨览公社的这辆老永久牌自行车实在 不怎么样。牌子虽然有名，但已十分破旧，加上使用者每天超 时超强度的行驶频率,故此隔三岔五就要在半路上抛锚,使用 者只好扛着它到公社的农机厂维修,可农机厂是专修农机的， 对修自行车并不在行，加上又没有这种老式永久牌自行车的零 部件，于是只好东拼西凑,能焊的焊,能接的接,实在不行就用 铅丝扎，故被人戏称为是“万国牌”自行车。但别看这是辆拼凑 起来的“万国牌”自行车，公社的一般干部还没有资格得到它。 当时滨觅公社党委曾专门研究过,认为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兼社 主任王志良天天要跑田间地头，全公社就数他每天跑的路最 多,工作量也最大，这辆自行车理应归他去使用。这是王志良 从政以来唯一一次同意接受的“特权”。从此以后，滨觅公社的 老百姓,无论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几乎每天都会看到一个 头戴小阳帽，身着一件补丁叠补丁的旧军装,脚上穿着一双车 胎鞋的人,骑着一辆嘎嘎作响似乎随时都有可能散架的自行 车，在滨觅乡间坑坑洼洼的泥路上颠簸,在种着作物的田间地 头巡视。

复坡工程开始后，民工们发现这个骑破自行车的人，每天 在他们到达前，就早已在工地挑土了,这人裤管卷得高高的，然 后在膝盖处缚着一根细麻绳（有人曾为此问过王志良,王志良 说是为了防止裤管老是掉下来去卷，才采取这办法）,由于王志 良的一身打扮比农民还农民，有很多人一开始并不知道他就是 公社的党委副书记和社主任，以至于公社有事派人来工地找他 时,工地上的许多民工都说没有王志良这个人，没想到,旁边那 个腰缠搭肩布，扎着裤管,穿着打着补丁的旧军装在工地上与 民工一起挑土的人就是王志良。

滨觅販堤燻修复工程究竟花了多少工时，有多少民工参与 了复瘦工程？挑了多少方土？尽管年代已经久远，但一些当时 的亲历者，至今仍能说出一个大致的轮廓来。

王志良的老部下、时任滨览公社生产干事的朱元瑞老人告 诉笔者，由于滨览公社的绝大部分土地紧挨着曹娥江,加上原 先的堤埋十分单薄、脆弱，一遇曹娥江发大水,不是漫顶，就是 毁堤，因此挑坡修堤对滨觅公社来说，其实就是一项常态化工 作。每年秋收结束，公社就要组织全社近20个大队约四五千 民工，在曹娥江边奋战一个多月，最长时达三四个月，经过全社 民工的艰苦奋战,逐渐的将解放初2米多高的堤坡挑到5.5米, 又将5.5米高的堤燻挑到7米、9米……但尽管如此，堤燻还时 时受到洪水的威胁,他举1962年夏天倒塌的中村坡为例：由于 这年夏天连续干旱了 60天,造成中村埴地段埋中心开裂,还未 容公社组织民工对堤境进行抢修,9月初，14号台风过境，一场 特大暴雨突然而至,原本只有手指可插的中村坡中心的裂缝迅 速被滔滔的洪水残酷撕裂,3小时之后，中村燻决堤，汹涌的洪 水像猛兽一样，争先恐后地从十几米高的缺口落差中冲入八社 販田野，然后一路狂奔，势如破竹。那天,王志良正在组织民工 抢堵缺口，他亲眼见到矗立在田野中的一幢幢民房被洪水冲 倒，一棵棵大树被洪水折断，有一只重达数百斤的石臼在洪水 的冲击下竟像皮球一样不断地向前滚去。接着,丰收在望的稻 谷、结满果子的果树、长势喜人的蔬菜也都被浑浊的洪水淹没 了。最后，连滨觅公社的所在地冯村也被淹了,公社的一幢二 楼办公房，13档楼梯被水淹住了 12档，办公楼旁边的一间平房 也被封了顶。在不远处，一个来不及撤离的老嬷嬷正抓着一根 树枝在洪水中拼命挣扎,正在燻上组织抢险的王志良刚要组织 营救,恰好朱元瑞撑着水文站的一只小船过来了，当即就把老 嬷嬷救到了船上。

这场洪水造成的损失是惨重的，据上虞县志载：1962年9 月3日至6日，全县平均降雨量505毫米,曹娥江东沙埠洪峰水 位15.25米，章镇、丁宅、滨觅、联江、江山、杜浦、娥江、汤浦等社 镇的堤塘38处决口，受淹面积达39.72万亩，成灾面积33.19万 亩，损失粮食8375万斤,26个村庄被淹，冲毁房屋12725间，死 亡44人，重伤124人，沙压土地1.42万亩，冲失15769亩,冲毁堤 塘38条、100万方水库3座、涵洞71处。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上虞遭受的一次严重的水灾，作为曹娥江上游段的滨觅，无疑 是这次水灾中的重灾区。

灾害发生后，复埋工程随即开始，由王志良任总指挥，还是 老办法,全社20个大队，四五千民工,无论你在这次水灾中有 没有受到损失，全得扑上去，当时把这种大兵团作战叫作大协 作。在滨觅，搞大协作是老传统，解放初八社販挑坡搞过大协 作，1954年花坎建水库搞过大协作，后来60年代竹洞湖清淤挑 泥和滨觅販搬沙墩也搞过大协作。大协作的优势是能集中兵 力，一鼓作气，攻克难关。

1962年11月初的这天早晨,上身穿着一件咖啡色的破棉 袄,腰里缚着一条黑色搭肩布的王志良站在中村燻冲毁地段 上，在他前面几米远的中村坡坡脚下，是一个决堤后被洪水冲 出的深达15米的巨坑，王志良在向20个大队的负责人布置完 任务后,对其中一个大队的大队长说:“你带20个人，用一天时 间,把这个坑填满它,能不能完成任务?”

大队长说:“保证完成任务。”

像王志良向公社党委立下军令状一样，参与中村境冲毁地 段修复工程的所有大队都圆满完成了任务，尽管受当时资金及 施工条件的限制,这条挑土 55万立方、修复后埋身增高至5.6 ~ 6.5米、堤顶高程13.12-16.02米、面宽4~14米的堤坡远称不 上坚固和牢靠，但这是滨觅历史上第一条如此规模的大堤埋, 与历史上那条高不足2米单薄脆弱稍遇洪水就会漫顶的“狗爬境”相比，这样的堤顼堪称史无前例了。尤为重要的是，这条堤 埴的修复、增高和加固，为以后的滨觅公社在曹娥江畔建成高 吴淞水位17.03米、燻面宽6米、坡基宽70米的像“皇城”（当地 老百姓语）一样坚固的堤坡打下了基础，它为阻挡以后曹娥江 流域多次发生的大洪灾立下了汗马功劳,尽管它在当时也曾出 现过险情，甚至有决堤的兆头,但因为基础牢靠、扎实，最终均 化险为夷。

防止洪涝的堤燻建成后,王志良便腾出手来要解决自古以 来影响滨觅百姓生计的另一个顽症——干旱了。

可以这么说，在滨觅公社，水涨即淹，水退即旱是常态。当 地民谣这样唱:“十年九年要倒壇,三日无雨就晒煞。”故此,为 了对付旱，滨觅的百姓可以说是想尽了办法，动足了脑筋。当 然,最初的办法是原始的，一是用水桶从曹娥江中挑水,二是用 脚踏水车从曹娥江中车水,当时在石山庙庙脚和广福庵旁边有 几个专供人力水车过水的小涵洞,但这种靠人工取水的小打小 闹只能解决紧靠江边的几块小田，最多也就三五亩面积，对于 有近万亩面积的滨觅乡来说，可以说是“近水解不了远渴”。

1954年,一桩发生在滨觅的与水有关的新闻轰动全县，在 曹娥江边的石山庙旁边，一座性质为地方国营的抽水机站建成 了，抽水机站安装了两台60匹马力的柴油机，从曹娥江中抽上 的水,可灌溉滨觅販中的大部分土地。

成立那天,抽水机站两侧红旗迎风招展，广播歌声嚎亮,从 四邻八村前来参观的人可以说是人山人海，连县委副书记冯书 法也专程赶到现场前来祝贺并剪彩。滨览是上虞的粮仓，最多 时每年上缴给国家的粮食达到547多万斤，其中最多一个生产队上交的爱国粮就达70多万斤。抽水机站建成后，从曹娥江 中抽上来的水，可直接灌到宽桥村的村门口，也就是说，滨觅20 个大队，除蒋山、花坎、范洋販等几个大队的2000多亩田灌不 到水外，其他16个村都能多多少少“吃”到曹娥江的水。滨觅 乡共有土地11000亩，有85%以上的农田缓解了旱情，已经是相 当不错了。

但这种“不错”并没有维持得太久，新的供水矛盾便暴露出 来了，因为当时抽水机站的供水原则是先远后近，先高后低，但 时间一长，有些村的群众就不太遵守规则了，旱灾之年,谁不想 早一分钟把水灌到自家生产队干渴龟裂的田地里。于是，便出 现了谁方便谁得水、谁渠道近谁多得水的状况。最后,不仅远 处的田和地势高的田灌不到水，就连原本够用的水也不够了。 于是,乡里又在宋家浦安装了 2台24匹马力的柴油抽水机,总算好了一阵子，谁知过了没多久,水又不够了。

原来，随着各生产队对土地的重视,原本一些弃之不用的 尾巴田和零碎田也被他们开垦利用起来了，这些田也要水,在 这种情况下，乡里又在觅桥村和塘家桥各安装了一台12匹马 力的电动机。这样总算解决了9000亩农田的供水。

如果说,对付洪涝需要挑壇筑堤的话，那么，对付干旱，就 要准备开渠挖沟了。滨觅販约9000亩土地中，以前也挖过一些 沟渠，但都是小沟小渠，且大多各自为政，没有规划，不成系 统。为此，王志良专门带着各村的干部到相邻的峡县参观他们 的标准农田和水利系统，结果大受启发。原来峡县的不少农田 已经实现了园田化，即将原本大小不一高低不平的农田规划建 设成长80米宽30米的每亩面积为3.6亩的园田化标准田，这样 既便于统一灌溉，又有利于机械化操作,尤其可大大提升农田 的综合管理效益。

从峡县参观回来,王志良又带着10个村干部到上海郊县一 个叫梅村的地方参观地下渠道，而这正是王志良迫切需要解决 的课题。滨觅不仅土地连片，而且面积大，非常适宜实行统一 灌溉,但如果全部采用地上的明渠,土地浪费太大，如果能改成 暗渠，渠道上覆上泥土，再种上作物，这样可大大节约土地，增 加土地的利用率和效益。

但这趟上海之行，却令王志良他们吃了不少苦头,一是路 线不熟，10个人中大多没有去过上海，梅村在哪个方位？坐什 么车子才能到达那里？大家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是云里雾里 的，幸亏王志良的二哥在上海，总算问清了去梅村的车子。再 就是没钱住宿，当时出差,公社里根本没钱报销，全公社每月72 元的办公经费连一分钱都早已落实好户头，公社里为每位干部 配一顶小草帽的钱还得靠卖旧报纸来解决，因此大家只好自己 承担。于是，10个人到了上海,只好勒紧裤带，能省就省，王志 良和其他一个人，投亲靠友,在亲戚家打地铺，余下的人没钱住 旅馆,只好找到一家理发店，理发店的负责人在看了他们的介 绍信之后，出于同情,同意他们在店里宿夜，但须得等他们打烽 后才可进入,就这样，大家只好在马路上闲逛,到过了 10点后， 才哈欠连天地走进理发店,在椅子和地板上打发了一夜。

从梅村参观回来,王志良就开始马不停蹄地在滨觅販干了 起来,作为滨觅公社分管农业的主帅,王志良深知搞好规划的 重要，于是，他便带着大家,天天在販里量土地、测高低、算面 积。真可谓“出门暗蓬蓬，回家打灯笼”。当时,为在田販中规 划两条南北向的路,需要有经纬仪,公社又没钱买，朱元瑞问王志良:“怎么办?”

王志良用肩上的搭肩布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说:“你说怎 么办？没有经纬仪,我们就不搞规划了？”原来,王志良已从木 匠师傅用的角尺中受到了启发，叫人用两根杉木做了一个十字 架,又找来一个算命先生用的罗盘和5根大头针等材料，七吭 八吭用土法做了一个经纬仪。土是土了点，但用起来还顺手。

不久，两条南北向的从东沙埠到江边境涵洞长3000多米、 宽3米和从中村大队到烂泥湾涵洞长1800米的田间大道,在滨 觅販的中间建成了。接着,凤凰山也被劈开了。之后，中村山 也被打通了。与此同时,16个村的丈量、平整、划分等工作也在 紧锣密鼓地进行。这之中，有两项工作的量很大，一是田地的 平整，二是田地的划进划出。所谓平整，即指有些高的田要降 低，有些低的田要填高。这些活全要各生产队自己干。东沙 埠、洪坡、金庄、中村、广福等大队的农田紧邻曹娥江边，每次洪 水决堤后涌入皈中，水退去后便有大量的泥沙沉甸了下来，厚 的地方超过1米，在这些泥沙上不能种庄稼，农民们只好把这 些泥沙临时堆积在田的中间或一侧，叫作沙墩,多的时候有上 千个这样大大小小的沙墩。全公社被沙墩占据的土地面积最 多时达到了五六百亩。滨觅阪园田化项目开始后，王志良决心 要彻底搬走这些沙墩，为此，公社专门在金庄大队苏炳土家里 成立了“沙墩转移指挥部”，经过全乡3000多民工20多天的连 续奋战,不仅把这上千个沙墩全部清理掉,还使原先高低不平 的土地得到了平整，更腾清了 600余亩被沙墩占据着的土地。

搬掉了沙墩，接着就按园田化的标准划分土地,根据滨觅 販土地的实际情况，王志良因地制宜，把峡县每块田3.6亩，80mX30m的标准，改为每块田3.6亩，120mX20m的标准。由于 在土地划分时牵涉到补进和划出的问题,王志良专门利用晚上 时间,召开大队书记会、生产队长会和社员代表会等，提出所有 涉及土地划进划出的生产队，要树立“多补少献”的观念，即，缺 口多的补进,缺口少的就作贡献。

当时正值“文革”期间，公社的许多领导不同程度受到造反 派们的批斗和冲击,作为公社分管农业的主要领导，王志良也 一样受到了冲击,但冲击归冲击,狠抓滨觅农田基本建设的工 作步伐王志良却从未停止过。他那辆修了骑，骑了几天后又修 的破自行车几乎天天都会出现在滨览販的田间地头上。

1967年大旱期间，为了 土地园田化和抓紧建造抗旱设施, 王志良整整40天没有回过一次家,每天天一亮,在学习完政治 和接受造反派们的批斗后,他就戴上那顶小阳帽,赤着脚,然后冒着炎炎烈日奔波在滨觅販、花坎販和蒋家販搞园田化和指挥 抗旱救灾,他那原本就不白的脸晒成了像乌干菜一样的黑。尽 管这期间他曾多次路过觅桥村自己的家门口，但他却没有跨进 家门口 一步,一直跟着王志良的朱元瑞几次劝他回家看一看, 王志良黑着脸回答说:“不是我不想回家,可现在哪有时间？抗 旱设施的建设和园田化项目，已到了关键时刻，这种时候，你叫 我待在家里,我连一分钟也待不住啊!”

朱元瑞了解王志良的脾气，这人工作起来不要命,工作是 他的全部和一切，谁劝也没有用。

由于思想工作做得细，做得实，在整个园田化项目实施过 程中，全乡农户之间不仅没有发生一起冲突。还涌现出了许多 顾大局、识大体的例子。中村大队旁有座小山，叫中村山，在实 施园田化时要打通这座山，但山上有座老坟挡住了去路，工程 只好停下来,王志良知道后，就来到这坟的主人王友根家里，王友根做不了主,正好他娘在旁边,说:“你们干的是大事情,这事 我做主，迁掉。”

经过3年时间的奋战，由于构筑了坚固的防洪堤壇,修建了 纵横交错的地下渠道,使原本“三天下雨成水灾,十天无雨地开 裂”的滨觅販成了道路纵横、笔直宽敞、田园平整、大小一致的 旱涝保收的美丽园田。整个滨觅販土地的园田化率达到90% 以上。据时任滨觅公社生产干事的朱元瑞称:滨觅販在实施了 园田化项目后，发生的变化是令人瞩目的，一是土地面积增加 了，仅以中村大队为例，全大队原来只有土地600亩，园田化后 竟达到了 720亩，一下子多出120亩。其他各大队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再就是粮食亩产增加了，新中国成立以前,滨觅販 的粮食一直徘徊在三四百斤之间，“宽休休，二石九,急抖抖,三 石缺一斗”。园田化以前，滨觅販的平均亩产水稻也只有600 斤左右。实施园田化以后，产量得到了明显的提高，突破800 斤。滨觅販9000多亩土地，全年可增收粮食180万斤。

1969年早稻开镰前的一个下雨天,赤着脚,头戴一顶小阳 帽，身穿一件旧蓑衣，裤脚管卷在膝盖处的王志良站在丰收在 望的览桥販前，对朱元瑞说:“这场雨已下了 3天了，滨觅販我 已不担心了，我担心的是花坎販和蒋家山贩，这两个販的水利 设施不解决，我晚上还是睡不好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