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称“三不懂”的黄坛口电站建设工程指挥部党委书记石青合上那本厚厚的《地质学》书本的时候，他听到了从乌溪江对岸一个小村落里传来的隐隐鸡鸣声，他立起身来，伸了个懒腰，又打了个长长的哈欠，白天累了一天，晚上真想睡个好觉，尽管竹床的吱吱嘎嘎声常在这间不大的草房里此起彼伏地奏响着，但是对于一个沉睡中的听惯了这种声音的人来说，这种熟悉的“竹乐”声，堪称为一种悦耳动听的催眠曲了。

但是他不行。他睡不着，至少在现在，他还不能睡安稳觉、睡大觉。尽管工程的进展是顺利的，但他的压力却依然很沉重。对于他来说，这沉重的压力并非来自工程的进度和质量，而是对面前这支队伍整体素质的忧虑。在他的麾下，虽有着一支由数千人组成的庞大军团，但对这支军团的人员构成他心里很清楚，那就是，除了极个别人在解放前参与过小电站筹建外，几乎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施工人员，都与他一样，是门外汉，是电盲。而这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施工人员的素质又是有着极大差异的，他们之中有干部、有知识分子、有退伍军人、有工人，有随部队一直打到福建的北方支前民工，当然，更多的还是衢州本地人，而这些衢州人有不少是农民工，因为工地急需人，最后竟把在樟树潭撑船的船工和木排工，也招收到了黄坛口电站的施工队伍中。这些没有受过专门训练，有不少甚至目不识丁，又不太遵守纪律的人兴致勃勃地加入到这支建设大军中，尽管他们有力气，有高昂的斗志，有不怕牺牲的精神，有一往无前的勇气，但是，作为为共和国建造第一座大型电站的工人，这支由70％文盲或半文盲构成的军团的整体素质无疑是令人堪忧的，说白了，就是说是难以胜任的。

借着昏黄的灯光，石青穿过床与床之间狭小的通道，然后轻轻推开竹榻门。黎明前的黄坛口电站工地上依然灯火通明，人来人往，施工如常。不远处，乌溪江水在哗哗地有节律地流淌着，有早醒的鸟儿开始在轻轻地歌唱，石青深深地呼吸了一下清新而又冷冽的空气，回到宿舍，桌上还摊着《水文学》、《管理学》等几本书，本计划都要看一下，但是太晚了，明天工地有一个培训班要开业，他还要去讲话，得好好作一下准备。

是啊，要驯服桀骜不驯的乌溪江单靠力气和勇气是远远不够的，而是要靠技术、靠科学、靠管理，一句话，就是要靠学习。不学习，大家一头雾水，就会出现盲干，蛮干，甚至乱干。这样不仅会影响整个电站的施工进度，弄不好，还会给国家的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这一点，可以说在黄坛口电站动工的第一天，工地的管理者们就已强烈地意识到了。为此，工程一开工，就在工地上办起了党政干部和管理人员学习班。定期请工程师分专题授课，主要结合现实施工讲解技术要领，比如配料比、水灰比、塌陷度及流量、水头、等高线、装机容量的计算公式等，党委一些领导都想方设法买来有关工程技术方面的书，进行攻读。作为黄坛口电站施工现场的一把手，石青每次下工地时总要带着一张施工图纸，可以说是一路走一路问，走一路，问一路。有一次他和潘圭绥工程师去察看坝基开挖，看见岩层中夹有粘土状物质，就说：“快好了。”潘工程师感到很惊讶，问石青：“你是怎么知道的？”石青说：“书上不是写着嘛！”潘工程师笑着说：“看来那些书你没白学。”

领导层的学习风气形成了，下面工人怎么办？当然也要学，只是学习和培训的方式更灵活，更具操作性，比如抬着水泥和挑着砂石走高架跳板，一开始许多民工不仅不习惯，还感到很害怕，上去之后，不是东摇西晃，就是腿脚发软，有的甚至还从跳板上掉了下来，摔成重伤。学习和培训开始后，工地指挥部就采用兵教兵的方法，即在工人住的工房前搭起跳板，由胆大心细的老工人作示范、授经验，然后进行反复的练习。终于使许多抬着水泥和挑着砂石的工人大胆跨上了跳板，从此，再也没有发生过有人从跳板上摔下来的事。此外，还有打风钻、打炮钎、拴石块、浇捣等技巧活及土木、机电、起重、潜水、修理等专业技术的培训，也都釆取有专人负责并在工地上现场授课的办法，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许多当年参加过技术干部培训班的学员后来成了电站的技术骨干和专家，有的当了副教授，有的当了工程师。而这所发端于黄坛口电站工地上的技术干部训练班，后来成了浙江水电技校的前身，它培养的学生，遍布在全国各地，他们为社会主义祖国的水利水电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比如后来成为乌溪江电厂安监主管的王美芳，就是其中的一个佼佼者。王美芳是义乌人，她在来黄坛口电站前，在义乌的后宅读初中，当时她17岁，因为她读书比较迟，当时义乌农村有个传统习惯，就是女孩子读书的很少，因而王美芳从8岁起就开始给家里放牛了，到12岁上，她父亲见这样下去不行，就坚持把女儿送到了学校。读初中一年级时，湖南镇电站来义乌招工，学校推荐了王美芳，从未出过远门的王美芳那天坐了5个小时的慢车，来到了黄坛口电站，当时黄坛口电站已有一台机组在发电。王美芳一进黄坛口电站就被分配到浙江水电技校学习。当时浙江有三个与水电有关的技校，分布在三个不同的地方：浙江电力技校在宁波，浙江电力安装技校在杭州，浙江水电技校在衢州，确切地说就在黄坛口电站工地上。

年仅17岁的王美芳在进入技校后的第一天所收获的知识竟然是同学们的哄笑和自己的眼泪。这事即便是在过去近60年以后，王美芳说起来仍记忆犹新，感触诸多。她说那天到技校报到后，大家就来到宿舍，她被分配到上铺，她们一个宿舍住着30几位女孩子，大多年纪都比她大。那天吃过晚饭，大家就回到宿舍，这时天已渐暗，王美芳刚爬到床上，睡在她下铺的一位姑娘说：“美芳，把灯开开。”王美芳看了看头顶上的那盏小小白炽灯，认真地说：“我没有洋火，怎么点灯啊？”她的话音还未落，一屋子的姑娘们便“哄”的一声爆笑了起来，有的姑娘还笑出了眼泪，喊起了爹妈。

王美芳那天也流下了眼泪，不过与伙伴们笑出来的眼泪不同，王美芳流下的是羞愧的眼泪，自责和丢人的眼泪，但绝不是软弱的眼泪、灰心丧气的眼泪。事后证明，眼泪并不是弱者的证明，至少并不是她王美芳软弱的证明。“洋火点灯”的笑话使农村姑娘王美芳懂得了一个很浅显的道理，那就是要学习，要有知识，不学习，没有知识，类似“洋火点灯”的丢人笑话还会出现，就会被人看不起，就会被辞退，就会再回老家去放牛，当然，令农家姑娘们艳羨的每月15元工资和27斤粮票的待遇也将不复存在。

放牛娃出身的王美芳从此以后暗暗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把知识学到手。她的师傅叫骆正寿，对一个远离父母、远离家乡而从未出过远门的王美芳来说，师傅不仅手把手教她学知识，学技术，更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心她，尤其是师母，为了让王美芳有更多的时间学习，师母就像自己的妈妈一样，平时一有空，就给她做好吃的，还帮她洗衣服、梳头。有一段时间因为学习和劳动时间特别紧，平时爱打扮的姑娘们连梳理的时间也没有了，以至于头上都长起了虱子，王美芳也一样，她本来就长着一根长辫子，头发又很密，有一次师母给王美芳洗头，用梳子一梳，虱子竟刷刷地往下掉，以至于师母只好用敌敌畏来给王美芳驱虱。

学习期间的清苦是可想而知的，学习苦、劳动苦、生活苦，连睡觉也苦，因为每天都是睡不够。每天天未亮，高音喇叭中“东方红”歌曲一放，再困再累也得爬起来，然后做早操，然后吃早饭。

王美芳对笔者说：当时农村许多地方吃不饱，学校比农村好一点，女同学27斤粮票，男同学29斤粮票。但即便这样，正当青春年少的同学们还是感到吃不饱。因此，每当吃饭的时候，同学们便像冲锋一样，率先抢占有利地形，然后先盛第一碗，第一碗通常比较浅一点，目的是为了快一点吃完，趁其他人还在吃第一碗时，她就快速地去盛第二碗，而第二碗就要盛得满满的，越满越好，然后再使劲将饭压得实一点。这是王美芳和几个女同学在实践中悄悄总结出来的成功经验，这个屡试不爽的成功经验的保密程度是很高的，应该属于“绝密级”，因为这关系到王美芳和她几个铁杆女同学的“身家性命”，在饥饿难耐的年代，谁都清楚一碗饭意味着什么。终于，有人受不住这样的饥苦，“打道回府”了，有的人通过各种关系，调走了，全班96个人，最后只剩下了6个。

1962年4月，在浙江水电技校学习了三年的王美芳毕业了，她被分配到已经竣工的黄坛口电站搞运营，一干就是17年。之后她又做了由黄坛口电站和湖南镇电站合并而成的乌溪江水力发电厂的安全监督员，作为保证乌溪江水力发电厂发电安全的把关人，王美芳在电厂运营过程中曾排除和发现了多次重大事故苗头和安全隐患，被人称为电厂安监岗位上的黑脸“女包公”。这说明，只要你肯认真学习，肯刻苦钻研，即便你曾出过“洋火点灯”的洋相，即便你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也可以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作出出色的贡献，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技术型甚至专家型的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