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终于散尽余威，慢慢落入树丛，在村庄中撒下一片片灰色的阴影。知了叫完最后一阵也安静下来。空气里微微有了些凉意。吉老师一家人吃过晚饭便留在院子里纳凉。这时生产队长的广播筒响了起来，招呼各家各户社员到队房前开会。方正、方玉就跟着吉大妈开会去了。

方良到厨房里看了看，铜盆里焐的水已经热了，他拿脸盆舀了一碗热水，又兑了两碗凉水，放进一条干鱼似的粗布毛巾，然后端给奶奶洗澡。方良又舀水给父亲洗澡，自己也洗了，然后和父亲坐在院子里乘凉。此时夜幕降临，玉兔东升，一轮圆月渐渐明亮起来。庭院里月光皎洁，树影婆娑。天空有了点微风，凉爽多了。

吉老师拿起烟袋吸烟，他想起下午的事，问方良：“你到学校找我，有什么事？”方良见父亲主动问起，连忙说：“上午张校长开毕业生会议，叫我们填升学志愿，明天就要交，所以我上完课就急着回来问你。爸，你看我的志愿该怎么填？”

吉老师立即慎重起来。他把烟袋从嘴上拿下来，注视着方良问：“有招生简章吗？都有哪些学校招生？”方良说：“招生简章没发给我们，只在校长室门前的布告栏里贴了一张。招生学校也只有县高中、淮清中学、淮清师范三所学校。县高中只在本县招；淮中、淮师在全地区招，名额有限制。其他一些中专中技学校今年都没有招生。听张校长讲，今年的招生数额较往年减少许多，估计录取分数会有所提高。”吉老师听完介绍，一时没有说话，烟袋拿在手里微微有些颤抖。他沉默良久，突然抬起头来问方良：“你的意见呢？你打算考什么学校？”

吉方良原以为父亲会立即表态叫他报考县高中的，因为父亲、母亲、奶奶一直鼓励他上大学，好光宗耀祖，完成祖上遗愿----现在不读高中，将来怎么上大学呢？于是他不加思考说：“当然是县高中了。淮清中学太远，花费大，咱们家负担不起。我们班上大部分同学都报考县高中。玉荣也报的县高中，她说她跟着我报，以后上学好做伴。”听了他的话，吉老师又吃起烟来，一袋接着一袋，辛辣的自产烟叶浓重的气味，不断从他的鼻孔和烟袋锅里喷散出来，弥漫在空气中。方良纳闷起来，极力猜测着父亲的态度。晚风吹来，他向父亲身边坐了坐，看着他，等待父亲表态。

吉老师终于停止吸烟，他把烟袋锅在桌拐上磕了磕，放在饭桌上。他看着方良，又问起刚才的话题来，不过并不是问他的志愿：“玉荣填了县高中？”方良觉得父亲的话有些奇怪：是我来向你征求升学志愿的，你怎么问起别人的升学志愿来？但父亲终于开口说话了，而且开始谈升学志愿问题--即使先谈赵玉荣的升学志愿也未尝不可，因为玉荣是父亲小学的学生，又是他的好同学和一起长大的朋友；所以他仍然很高兴，连忙回答：“是的，玉荣填的县高中。她说将来好继续深造，考大学。”吉老师点点头：“玉荣应该读高中，将来考大学，她各方面的条件都太好了。看来赵书记家要出个大学生了！”吉老师脸上露出赞美和羡慕的神色，又带着深深地痛苦和惭愧。

方良和吉老师说的玉荣，就是吉庄大队书记赵来福的女儿。赵来福原非吉庄人，祖籍河南兰考。解放前，大约在抗日战争时期，河南发黄水，赵来福的母亲在大水中丧生，赵来福带着父亲、妻子、女儿玉荣和正吃奶的儿子玉虎死里逃生，一路逃荒要饭来到吉庄，本打算继续南逃，不料赵老汉病倒了，一家人只好在吉庄西头的土地庙暂住下来，等待赵老汉病好了再走。此时，吉庄的首富、大地主吉老三的小老婆生孩子要雇奶妈，大灾之年，兵荒马乱，一时雇不着人，他听说有这么一家逃荒户，便使人来说。

赵来福眼见父亲病势沉重，无钱医治，狠一狠心便答应了，双方谈好条件：赵大妈当奶妈，赵来福当长工；先支两块大洋给赵老汉治病，治好便好，治不好，吉老三家给他一块坟地，一条芦席埋葬。但是，赵来福的孩子不得常进吉家。赵来福夫妇只得忍着眼泪把儿子给了别人。赵来福得了两块大洋，立即给父亲请医治病，赵老汉的病竟慢慢好了。从此赵来福一家在吉庄住下来，赵来福夫妇雇在吉老三家，赵爷爷带着孙女玉荣住在土地庙里。

可是不久吉庄人说赵老汉住在土地庙里污了吉庄的土地神，把他赶了出来。祖孙俩无处安身，听说吉先生家有两间废弃的看场庵子，便登门求借。吉老师心生怜悯，便答应借给他住。赵老汉千恩万谢，从此便和吉老师做了邻居。他经常帮助吉老师家做些零活，不便拿工钱，吉老师便管他祖孙二人吃饭，因此玉荣也经常来吉老师家玩。吉老师也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依次叫方良、方正、方玉。大儿子方良恰和玉荣同岁，说起出生年月，略大玉荣一个多月。虽说是地主少爷和长工的女儿，但同在孩提时代，童言无忌，两小无猜，两个常在一起玩耍，时间一长，竟成了好朋友。

别看玉荣是个小叫花子，模样倒很清秀，一双大眼睛乌黑晶亮，不停地转动，好像会说话。嘴也特别乖巧，整天赶着方良“哥哥”长“哥哥”短地叫。吉老师夫妇见小玉荣聪明乖巧，倒也喜欢，时常叫方良兄妹拿些馍饭给她吃。如此相处下来，赵爷爷和玉荣对吉老师家好像有了一种特殊关系，赵爷爷有了事，总盼望跟吉老师说说，玉荣更是离不开方良兄妹。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解放。土地改革时，吉老三划为恶霸地主，扫地出门。他的大儿子吉海清解放前做过一任滨淮县的警察局长，趁着混乱逃到台湾去了。吉老师家划了地主成分，方良兄妹都成了地主狗崽子。

相反，赵来福因为是逃荒来的贫雇农，全家无房居住，借在吉海明家废旧的场庵子里，又积极参加土改工作，很快就加入了党组织，当上了吉庄的农救会主任和村长。一家分得十多亩好地，还分得吉老三家五间大瓦房和一匹马。但是，赵来福也明白，自家是外来户，且单门独户，虽然当了干部，也不敢拿大，他上依靠上级领导，下依靠贫下中农，把村中各项工作搞得红红火火，风生水起。现在他不仅是吉庄的大队书记，还是王集公社的党委委员，连公社干部都高看他一等。

赵来福一家搬进吉老三家的五间旧宅院，算是在吉庄正式安家落户，扎下根来。赵爷爷怀念旧情，对吉老师夫妇和方良兄妹依然如故，只是住得远了，又迫于政治形势，不敢过于接近。玉荣想念方良，仍不断到吉老师家去玩。五〇年，吉老师在本村办起了吉庄小学，方良和玉荣同时入学。由于以前的关系，他们在学校里显得特别亲近，上学相邀一齐去，放学结伴一齐回，互帮互助，情同兄妹。吉老师见玉荣聪明上进，学习成绩优秀，也特别照顾和喜爱她。方良和玉荣虽然上了学，但彼此的称呼却未改变，玉荣人前人后依旧叫他“方良哥”，方良也依旧叫她玉荣。小学毕业，他们又一起考取了王集初中。这时他们都是十五六岁的青年人了，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将来。初中毕业是人生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一道重要关隘。他们约定，现在一起报考县高中，三年后再一起考大学。赵来福不太懂上学的事情，升学志愿，他叫女儿去问老师。老师告诉她：你学习成绩优秀，家庭经济条件、政治条件都好，应该报考高中；她便决定报考县高中。吉老师不同，不久前曾对方良说：“填写升学志愿的时候，一定回来告诉我，我有话对你说。”方良一向尊重父亲，所以下午上完课就冒着烈日回家向父亲请示，

方良见父亲称赞赵玉荣应该报考高中将来考大学，以为也会同意他报考高中，便说：“爸，玉荣填了县高中，你看，我也填县高中吧？我俩一齐上的小学，又一齐考取初中，现在一齐考高中，将来一齐考大学，这样不好吗？”吉老师心头涌起一阵难过，看着方良，深深地叹了口气，慢慢地说：“孩子，咱怎么能和玉荣相比？她爸是吉庄的大队书记，掌握着全村一千多口人，而且还是公社的党委委员，人家拔根汗毛比咱们的腰还粗啊！”方良这才感觉出父亲并不赞同他的志愿，不打算叫他考高中上大学了。可考高中上大学这条路正是父亲为他制定的，这些年来一直引导他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奋斗，他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并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现在到了关键时候，作为他尊敬的父亲和导师，他怎么可以出尔反尔，临时改变决定呢？他不觉站了起来，浑身颤抖着说：“爸！你怎能这么说？以前，你和妈妈、奶奶不都叫我上大学吗？你说这是咱们家祖上的遗愿，还叫我跪在祖宗的灵位前发誓，保证勤奋学习，立志上大学。你还说全家会尽最大努力培养我读书，家里可以不置地不盖房，不买家具，不做新衣裳，省下钱来培养我上大学。爸，这些话难道你都忘了？如今不算数了？你说呀！”由于着急和激动，方良拉着父亲的手，使劲摇晃着。

吉老师听方良满怀委屈地说出这些话来，又责备他说话不算数，只觉得脸发烧，心发虚。他局促不安，两手发抖，一不小心把刚刚吸着的一袋烟抖落在地，燃着的烟沫迸撒出来，在月光下闪动着点点星火。方良吃惊地看着父亲，弯腰拾起烟袋，又装满一袋递给他。吉老师的手仍在发抖，他接了烟袋并不吸，只是不住地摇头叹息，却说不出一句话来，各种事情一齐涌上心头，使他觉得痛苦和羞愧。

方良是他的长子，因此对他比方正方玉更加重视。自幼至今他倾注全力在教育培养他成长。四岁教他读诗，六岁教他习字，八岁送他上学。也不只是他，妈妈、奶奶都一直这么教育他，对他寄予极大希望，指望他考取大学，光耀门庭。此时此刻，想想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他觉得很窘，好像被儿子揭出短处来，又愧又羞。无奈他只好继续吸烟，一袋接一袋地猛抽。他倒出的烟灰在桌拐上不断地增加，不一会，堆成了一座“小山”。方良害怕了，战战兢兢站在父亲面前，心里像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他想：惹恼了父亲，这顿批评是免不掉了！

吉老师并没有批评方良。他吸了一阵烟，情绪渐渐平缓下来；不过脸色依旧是阴沉的，严肃的，借着月光看得清清楚楚。他把烟袋放在饭桌上，掸了掸身上的烟灰，然后指了指板凳，叫方良坐在他身边，慢慢地说出他如今的一番道理：

“上高中，当然好，以后可以考大学，前途远大。我也一直寄希望于你，希望你能考取大学，完成祖上遗愿。可是从去年以来，我的这种心愿动摇了，甚至改变了，因为现实发生了变化：首先，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全国一下子打了几十万右派分子，这可全是读书人，知识分子，甚至还有著名的作家，艺术家，高级知识分子！去年全国“大跃进”，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一齐放下课本，走进工厂田野，大炼钢铁，无人顾及他们的学业。今春以来，全国范围的大饥饿，人们把山芋叶子、葫萝卜缨子、花生秧子、山芋藤子、棉花种子全吃光，又开始吃野菜、树叶、水草，那么多老弱病残者死于非命，惨不忍睹！我不止一次问自己：像咱们这样一个家庭，能培养起一个大学生吗？全家人节衣缩食，拼死拼活培养一个大学生，真的能给这个家庭光宗耀祖吗？咱们家，老弱病残，又是地主成分，你奶奶长年有病，须治须养；你妈妈身体瘦弱，叫人担心。三个孩子全念书，我的这点工资，上边说给就给，说停就停，去年说实行供给制，一连四个月一分钱不发。上高中不比师范、中专，学生不能转户口，国家不供应口粮，而且以咱家的成分，你要获得助学金也很困难--国家不会用助学金来培养地主子女的。三年之间吃粮花钱之多，以咱们这个家庭怎么供养得起？即使勉强读完高中，国家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考大学要求极严，能否考取，仍在未知。即使考取大学，咱们家又怎么培养得起？把全家所有的钱粮都给了你，你奶奶还要不要看病？方正方玉还要不要上学？全家人还要不要生活？大灾之年，我不能只考虑你，只考虑你如何上大学，还要考虑全家人，考虑如何使全家人平安度荒。俗话说，家有三件事，先从急处来。上学与度命相比，度命是第一位的，首先要保住全家人的性命！你想，人不在了，家没有了，上大学还有什么意义？”

吉老师说到这里忍不住落下辛酸的眼泪。他拭去眼泪，又拿起烟袋吸烟。月亮升高了，老槐树的影子撒落在庭院里，遮掩住吉老师悲伤的面容。吉奶奶在睡梦中仍不时发出轻轻的呻吟和叹息。吉方良听父亲说出实情来，很受震撼--这些事情他见过，也想过，但并未想得这么深远周全。如今父亲这么一分析，他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不过他想，困难总会有办法克服的，为了理想，为能和最好的朋友赵玉荣一起学习、进步，比翼齐飞，他甘愿吃苦。他看见父亲吸烟，急忙上去给他点火，一边说：“困难总会有的，我会尽量想办法克服，不会让家里多花费，让父母多操心。其实，念高中也和初中差不了多少，只不过一个在县城，一个在王集，都是在学校住。三年初中，我不是这么过来了吗？”

吉老师听了连连摇头说：“以前也许差不多，如今可大不一样了！你念初中的时候，还是农业合作社，粮草分到户，社员心中有数。去年农业社并成了人民公社，几十个村庄合在一起，土地、牲畜、粮食都成了公社的，公社干部说怎么调配就怎么调配，社员只能服从，心中完全没有数，所以该省该花都没有办法。比如去年，本来是个丰收年景，庄稼长得不错。春天成立了人民公社，夏天办起了公共食堂，收上来的粮食一平二调，放开肚皮吃饱饭，全无计划，到了年底，粮食没有了，食堂解散了，家家户户一齐饿肚子，不少地方都饿死了人。你想得到吗？谁又知道今后会怎么样？你去读高中，万一家中供给不起了，你又怎么办？那时你和家人不是更痛苦吗？”方良无奈地说：爸，今后我只吃自己的一份口粮，你们别多给我。你们的口粮也不足，多给我，你们都要挨饿的。我也不忍心。吉老师说：“那怎么行？学校不比家里，主要靠吃粮食，在家，糠菜萝卜可以搭配着吃。今年春天，不是家里省些粮食给你吃，你哪能这么健康？但是，家里也不能老这么节省，你奶奶有病，方正方玉正长身体，长此下去会闹出人命的！”方良无言了。沉默了一会他又说“你们都不必节省，我自己会想办法。”吉老师说：“你一个学生，会有啥办法？”方良脸红了，忸怩了一会说：“玉荣对我说了，她可以帮助我。不过你千万别说出去，玉荣说只让我一个知道。玉荣上高中她爸每月给她五十斤粮票，三十块钱。玉荣说，她吃用不了，都拿来帮助我。”

“胡说！你难道饿晕了头，什么钱粮都敢要？”方良见父亲动怒，羞怯地说：“我又没要，是玉荣主动要帮助我的。再说，我也没有答应接受啊！”吉老师严肃地说：“幸亏你还没有接受，如果接受了，你就该倒霉了，牵连着咱们全家都要跟你倒霉！你也不想想赵书记是什么人，他会出钱出粮培养一个地主狗崽子上大学？你还记得吗--六年级的时候，玉荣因为借两块钱给你交学费，被赵书记知道，他一路骂着找来学校。那不是骂玉荣，是骂你，骂我，想借这件事给咱们家划清界限。所以现在你千万别弄到食而不能下咽，又闹出那种尴尬局面来！”

方良分辩说：“我和玉荣是好同学，同学之间互相帮助有什么不可以？玉荣小时候不知吃过咱们家多少馍饭，你、妈妈、奶奶都拿给她吃过，我和方正还偷拿上供的果子给她吃呢！”吉老师说：“你再别说这些话，以前有人说过一次，被赵书记狠狠批评了一顿，说是为地主阶级贴金。他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没有心地善良的地主，要么是张牙舞爪的狼，要么是披着羊皮的狼。”听父亲这么分析，方良才默默点了点头，相信玉荣的帮助不能接受。

方良突然扑在父亲怀里“鸣鸣”地哭起来，抽咽着说：“爸，我该怎么办呀？家庭供养不起我，玉荣的帮助又不能接受，难道叫我从此失学？”吉老师也流出眼泪来，紧紧地抱住方良，好一会 才说：“不，为今之计，你只有报考淮清师范，既解决了生活问题，又能继续读书。”“爸，我不读师范，我从来没想过读师范学校。”方良从父亲怀里挣脱出来，坚决地说。他独自坐在板凳上，垂着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簌簌地滚下来。吉老师见此情景心如刀割，他无可奈何地看着儿子，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沉默了一会，他又拿起烟袋吸烟。--也许这是他此时此刻唯一能做的事情。烟叶在烟袋锅里“吱吱”地燃烧的声音煎熬着方良的心，也煎熬着他自己的心，父子俩相对无言。庭院里月华如水，树影婆娑，轻风习习。堂屋里又传出奶奶痛苦的呻吟。

这样大约过了十来分钟，吉老师终于忍受不住儿子无言的啜泣，放下烟袋，耐心劝慰道：“读师范，历来是家庭贫困学生求学谋生的一条捷径、许多家庭贫寒又立志读书成才的有志之士都是从这条道路走过来的，反倒是有了这么一种经历，他们更加懂得人生的艰难，求学的不易，因此再读书时更加刻苦努力，更有成效，所以一些读了师范当了小学教师的后来倒成了大学问家。大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就做过小学教师、中学教师。毛主席也做过小学教师。其实，一个人有无出息，将来前途如何，也不在于他是什么学历，上没上过大学，只要他努力奋斗，行行出状元。你认真想想就会悟出这个道理来。”吉老师注视着儿子，希望他能听从他的规劝。父亲的话使方良心里略略安慰些，他不能全信，却也无可奈何。他想，眼下别无选择，也只好按照父亲说的报考师范了。他只是觉得有些对不起好朋友赵玉荣，辜负了她的一番美意。“认命吧！”他又想起母亲的话。现在他万念俱灰，茫无所措。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失去了往日的神采，鲜艳红润的苹果脸在月光下变得惨白，两行心酸的眼泪顺着两颊无声流淌。他不说也不动，只是呆呆地站着，仰望着天空一轮冷月，像木雕泥塑一般。

吉老师强忍悲痛，轻轻地拍了拍方良，拉过板凳让他在自己身边坐下，想继续劝导他。他突然觉得一阵头晕目眩，连忙用双手紧紧地抱住自己的头。吉方良看见父亲双手抱头十分痛苦的样子，想起他下午在学校里中暑晕倒的情形，不觉害怕起来，连忙上前扶住父亲问：“爸，你怎么了？要不要上医院看看？”吉老师慢慢把手放下来说：“刚才一阵头晕，像突然失去知觉似的。现在好了。大概是有些累了。”方良说：“夜深了，你身体不好，该休息了。别再考虑我的事情了。”他重新坐回到板凳上，停了停，下决心地说：“我决定报考淮清师范，回去就填写志愿。”吉老师拿起烟袋说：“也只好如此了。你先睡吧，我吸一袋烟就睡。”方良给父亲点上火，自去睡觉。他艰难地推开房门，摸着黑和衣躺在床上。想想升学志愿的事，想想玉荣，又想想父亲的话，如万箭穿心，不禁泪如泉涌。

方良的哭声隐隐传出房外，这哭声虽然极低极细，断断续续，但进入吉老师的耳朵却像石破天惊，使他撕心裂肺。他自觉无以为助，唯一袋接一袋地吸烟，让重重烟雾遮掩住他悔恨羞惭的赭颜。夜深了，丝丝凉风带着夜雾的潮湿轻轻吹来，浸润着大地万物，润湿了他的衣裳。月光被一片灰暗的云罩住了，院子里突然暗淡起来。槐树影也模糊了。只有花草的幽香从东西两面的墙头上悠悠飘过来，和烟草的辛辣混杂，构成一种莫名的气味。

月已当空，周围一片寂静，只有夜游虫不时发出“吱”“吱”的叫声，告诉人们它还没有休息，黑夜里它还幽思不断。吉老师正在遐想自责，吉大妈带着方正方玉开会回来了。她见吉老师独自一人坐在庭院里吸烟，面前饭桌上的烟灰堆起了小小一座“山”。埋怨说：“天不早了，明天还要上课，身体又有病，还不早早地休息？吸这么多烟，又该咳嗽了！”“没有事。下午我睡了一觉，这会不想睡了。”他想起生产队开会的事，问：“队里开的啥会？是不是要分第二期小麦了？”吉大妈还没回答，方正方玉抢着说：“别想第二期小麦了，队长说又要开食堂了。”吉老师有些诧异，转向老伴：“真的？队里又要开食堂？”吉大妈点点头，不无忧虑地说：“队长说，赵书记在公社开会，王书记还是要求生产队开食堂，说吃食堂社员干活整齐，又节省时间，还说这是大方向，是什么坚持三面红旗；分户吃是倒退；说还要“大跃进”放卫星。唉！”她在吉老师身旁坐下来，叹了口气说：“照这么开下去，我看今年又要挨饿了！”吉老师也有同感，只是有关国家政策，他没有说出来。他沉思了一会，说：“我上次在中心校开会，郑校长也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的，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是不可否定的，总路线的精神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三面红旗要继续高举。这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成立后“大跃进”的产物，是新生事物，自然也是不可否定的。看来是非办不行的了！”他突然警惕起来，向周围看了看，见方正方玉都去睡觉了，小声对老伴说：“公共食堂，这可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的大事情，是原则性问题，你在外头可不许胡乱说！”吉大妈从丈夫的表情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也向四周看了看，小声说“这个，我知道厉害！我也不过在家里跟你说说，在外头，打死我不敢乱说一个字。”

吉大妈又问：“方良呢？他回来有什么事？”吉老师说：“睡了。他初中要毕业了，回来问我填什么志愿。我叫他填师范。”吉大妈吃惊地看着丈夫。吉老师见她不解，就把对方良讲的话重复说了一遍。吉大妈想了想说：“这么也好，毕业就能分配工作，他有碗饭吃，家里也少作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