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下午第二节课，是王集小学五年级两个班的劳动课，代课的是右派分子张丙寅和刘凤启。

张刘二人原是王集小学的教师，张丙寅还是教导主任，他们是在一九五七年底的那场反右派斗争中一齐被打成右派分子的。那一年，王集小学二十多名教师，有八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张丙寅、刘凤启因为家在城市，按规定，右派分子不许返城，就地安排劳动改造，便留在学校。其余六人，四人被押送回家，由当地贫下中农监督改造；还有两人，结合历史问题一起处理，被投入监狱，判刑后送到农场劳动改造去了。

张丙寅、刘凤启留校劳动改造，主要任务就是给学校干些杂务活，如打扫校园，打扫厕所，打铃，给伙房挑水等。如果单是这些劳动，两个人干，也不算重；可是校长郑国生又给他们分配了一项任务：代全校的劳动课。

王集小学的劳动课原来都是由班主任代的，学生最肯听班主任老师的话，所以劳动纪律、劳动效果都很好。自从换了张丙寅、刘凤启代劳动课，情况就大不同了，学生纪律涣散，劳动效果也不好，还不时闹出些乱子来。今天下午五年级的劳动课又闹出了乱子，两个右派分子用尽办法却一筹莫展，气得郑国胜大发雷霆。

两班五年级这节劳动课，任务是给试验田的黄豆锄草。劳动前，张刘两人一人一班给学生讲了劳动的意义，又讲了锄草的技术要求及注意事项，然后带到试验田开始劳动。一开始学生还比较遵守纪律，劳动效果也比较好；渐渐地有的学生丢下手中的锄子，围在一起说笑起来；有的学生在黄豆地里乱跑，踏断了黄豆苗。张丙寅、刘凤启好言好语劝了一回，他们才勉强去干活。可是干不了一会儿又两个学生竟在黄豆地里打起架来，压折一大片黄豆苗。刘凤启一手一个把两个学生拉开，批评了他俩，并要各作自我检讨。两个不服气，其中一个指着他大声说：“一个小右派，自己还在接受劳动改造，你有什么资格管我们？”另一个说：“他还想打我们。你再敢动我们一下，我立刻报告郑校长，开你的批斗会，叫你跪着，低头认罪！”刘凤启年轻气盛，忍受不了学生的责骂，他猛地举起手来要揍这两个学生。张丙寅一个箭步跨过来，拉住刘凤启说：“刘老师，住手！”他推过刘风启说：“你去带学生锄地。这两个学生，我来处理。”

张丙寅是老教师，又做了多年的教导主任，教学经验、管理经验都十分丰富；打成右派分子前，他在王集小学，甚至全王集公社威信都很高，王集小学是滨淮县小学教育的“南大门”，这面红旗就是由他首先树立起来的。

两学生抬起头来，不屑地看着张丙寅，说：“你也配处理我们？郑校长还叫我们监督你们劳动改造呢！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两个学生推开张丙寅，继续打骂，污言秽语，不堪入耳。

张丙寅不得不到校长室去找郑国胜汇报情况。

郑国胜听说锄黄豆的同学在黄豆地里打起架来，踏断了大片黄豆苗，十分心疼，一腔怒火都发向张丙寅。他拍着办公桌吼道！“你们真是一对废物！连个劳动课都代不了，你们能干什么？想干什么？不想在学校待，干脆送你们到生产队去，交给贫下中农管制！”接着他说：“踏断多少黄豆苗，全叫你俩赔偿！你别以为来汇报了就没你们的责任了，劳动课上出现的问题，都是你们的责任！别企图推给学校，推给学生。”张丙寅不敢再说什么，只好忍气吞声离开校长室，回到试验田，找刘凤启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

张丙寅走后，郑国胜来到教师办公室，见吉方良没有课，喊过他说：“老张来说，五年级有两个学生在试验田里打架，踏断不少豆苗，他们管不住学生。我有些不相信。你去看看，到底是驴不走，还是磨不转，把问题调查清楚，给他们处理处理。我马上过去。好容易种出的黄豆，别糟蹋了！”

吉方良来到试验田，见满黄豆地跑的都是学生，地锄得乱七八糟的，踏断不少豆苗。两个打架的学生，张丙寅和刘风启一人拉住一个，他们人虽然分开了，仍在不停地对骂，有时着急了，连两个右派分子也一起骂。他顾不得详细调查情况，就大声呵斥起来。学生见来了老师，不敢再乱，立即回到自己劳动的地方，锄起草来。两个打架的学生，见同学们都去干活了，也挣脱了张丙寅、刘凤启的手，各自去劳动。吉方良把两个打架的学生带到地头，问明情况，狠狠批评了一顿。两人承认了错误，做了自我检讨，然后回去劳动。

劳动课快结束的时候，郑国胜来到试验田。他叫吉方良把两班学生集中起来，他要给学生讲话。

学生很快集中起来，在田头排成四列横队。郑国胜走到队伍前面，大声喊了几遍“立正”“稍息”，又走到排头处看了看，见四路队伍都很整齐，才回到队伍前面开始讲话。他双脚立定，双手背在身后，昂首挺胸，大声说：“劳动最光荣，这是马列主义的真理，谁都不能否认，因为劳动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人类。”他把手从身后拿出来，挥舞着说：“你们都给我睁大眼睛看看，你们吃的，穿的，住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哪一样不是劳动创造的？你们都是贫下中农的后代，不好好学习贫下中农热爱劳动的优秀品德，难道想当地主富农资本家吗？你们都给我说说看！”两班同学齐声大喊：“不想！”郑国胜又问：“想当什么？”同学们回答：“想当工人、贫下中农！”他满意了，称赞道：“好！就应该这个样，这才像我的兵。战士应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话刚出口，马上补充说：“学生就应该听校长的话，听老师的话。你们能不能做到？”学生齐声回答：“能！”他想：两个右派分子不知怎么带的，这么好的学生，怎么会不听话呢？

郑国胜走过去，看着默默站在队伍一旁的张丙寅和刘凤启，两道剑眉蹙成了疙瘩。他大声说：“站好了，别犯熊相！”郑国胜指着他们说：“你们就是这么给我代劳动课的？你们睁眼看看：黄豆踩断了多少？地锄成了什么样子？学生被你们带成了什么样子？你们安的什么心？我叫你们代劳动课，是希望你们好好劳动改造，重新做人；没想你们狼子野心，不思悔改。我警告你们：只有老老实实接受革命师生的监督改造，才是唯一出路；顽固不化，抗拒改造，只有死路一条！听到了？”张刘战战兢兢，连忙说：听到了。我们一定深刻检查错误，老老实实接受革命师生监督改造。

郑国胜又走到队伍前面，指着张丙寅刘凤启对学生说：“你们别当他们是老师，他们是右派分子，就是反党、反人民、反对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他们来学校是接受劳动改造的，就是在革命师生监督下，通过劳动，改造思想，重新做人。你们要时刻擦亮眼睛，保持高度警惕，注意他们的一言一行，发现问题，及时向我报告。这是党交给你们的一项光荣而重大的任务，希望你们像做语文、算术作业一样，坚决完成好！你们能不能完成？”学生齐声回答：“能！”郑国胜弯腰拿起一把踏断的黄豆苗，对着两个打架的学生，大声喊：“给我站出来，向大家作检讨！张丙寅刘凤启想破坏试验田，但是他们不敢，害怕革命师生批斗他们。阶级敌人不敢做的，你们却敢做，是不是他们指使你们干的？”两个学生抬头看看郑国胜，又垂下头去，小声说：“没有人。”郑国胜说：“我叫你们给黄豆锄草、松土，是为了让黄豆长得更好，秋后大丰收，让咱们的试验田放出一颗大卫星！学校光荣，你们也光荣。你们却在黄豆地里打架，踩断了那么多黄豆苗，你们锄草松土还有什么用？真是磕一个头放九个屁，幸好没有作恶多！”

郑国胜对吉方良说：“你把这两个学生交给他们班主任，把他们的错误具体说一下。就说我说的，叫班主任在班会上对他们好好帮助帮助。轻视劳动的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破坏公物的行为，要好好批判，坚决打倒！否则，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就不是无产阶级的接班人了，倒成了剥削阶级的接班人！”郑国胜态度很严肃，吉方良连忙答应。

在班会上对错误严重的学生进行集体批评帮助，先叫犯错误的学生在班会上作自我批评，然后发动全班学生对他进行批评帮助，直到该学生完全认识错误，最后还要向老师和全班同学作出保证，保证今后不再犯类似错误。保证书张贴上墙，老师同学对照检查，以观后效。如果改正效果不好，还可以在校会上对他进行帮助。吉方良是第一次听到看到这种教育方法，他既觉得新鲜，又觉得不可理解。但这是郑校长推广的教育方法，他自然不敢妄加评论。他想：这种教育方法理论根据是什么呢？或许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又觉得学校推广的这种教育方法似乎超出了民主的范围，有些像生产队的批斗会，严重伤害了学生的自尊心。可是想起面前这两个学生在黄豆地里的胡作非为，又觉得不用这种方法不足以教训他们。

郑国胜又带领学生呼了一阵政治口号才宣布下课。吉方良把两个打架的学生交给了五年级的班主任老师，具体介绍了他们的错误，并且传达了郑校长的指示。班主任十分重视。

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情，是吉方良来到王集小学后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晚上他躺在床上怎么也不能入睡。两个右派分子的形象总是在他的眼前出现，挥之不去。张丙寅走路总是低着头，遇见人先立正站住，也不管别人理不理他，总是打个招呼，却并不说别的话，等别人走过去，他依然低着头走他的路。刘凤启走路不低头，见人既不停下，也不打招呼，如果没有人跟他说话，他几乎一天都不说话，只默默地干学校分配的事情。他们之间也很少说话，虽然他们经常在一起干活，也是各人干各人的，并不交换意见。遇到必不可少的话，有时也总是用手指一指，或者点点头，摇摇头。简直像两个木偶。

张丙寅和刘凤启原来并非如此。吉方良听他父亲介绍过他们。张丙寅，滨淮县城人，家庭原是小商人。他是解放前运河师范的学生，毕业后一直在滨城小学工作，做过教师、教导主任、校长，教学能力和管理学校的能力都很强，在县城小学中颇受推崇。由于解放前他在师范学校集体加入了国民党，成为历史污点，解放后，不能再做滨城小学校长，便调到王集小学做教导主任。当时王集小学没有校长，他便以教导主任的身份主持学校工作，由于他工作认真负责，加上自身的才能，很快使王集小学的教学质量和学校管理突飞猛进，成为滨淮县农村小学教育的一面红旗，文教局领导称之为“南大门”。一九五四年，郑国胜从部队转业到王集小学任校长，张丙寅成了他的助手。五七年整风“反右”，号召群众帮助党整风。张丙寅提了郑国胜一些意见，根据领导的意思，众人一起批判张丙寅的反党言论。（少数坚持个人意见，说郑国胜不能代表党组织的教师，后来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张丙寅不服，极力为自己辩护，但是最终也没有逃脱被划成右派的命运。

刘凤启则是五七年暑假刚刚分配来王集小学工作的师范生，是新中国培养的新的一代教师。他出身工人阶级家庭，根正苗红。五七年冬，全县教师集中在县中搞整风“反右”运动，当运动讨论到三百六十五斤口粮够不够吃的问题时，刘风启抢先发言了。他说：“口粮不能搞统一定量，因为人的身材有高矮，饭量有大小，统一定量，必然饥的饥，饱的饱。”他这番话明显违反党的方针政策。大家一分析批判，立即认定他是右派言论，划成右派分子。即将结婚的女朋友也跟他分手了。刘凤启痛不欲生，几次想自杀，多亏领导小组日夜派人监视才保全了性命。只是他从此像变了一个人，沉默寡言，呆若木鸡，一天难得说几句话，如果不是郑国胜不断分派他劳动，他坐在一个地方，一天也不会动一下。

吉方良越想越觉得害怕。以前他常听父亲说，教师是个积德行善、与世无争的职业。现在看来也并非如此。如今他自己也做了教师，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会不会也有张丙寅、刘凤启这样的遭遇？世事无常 ，实在难说。但是，他又想起他父亲和李文清、张景文，他们也是从解放就参加教育工作的，经历过许多运动，他们为什么至今平安无事？他反复思考总结，觉得自己应该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为人处世，慎之又慎，有益国家的话多说，无益国家的话莫言。

晚饭后，老师们到操场上树林中散步了一会都回到办公室，点起煤油灯，开始了晚办公。张丙寅刘凤启晚饭后没有外出散步，也没有到办公室办公--办公室是教师办公的地方，没有他们的位置。此时此刻，他们正在宿舍里反复商讨应该如何向郑国胜写检查。

刘凤启拿出一张纸，在第一行上的中间写了“检查”两个字。下面的内容他不知该怎么写了，便放下钢笔看着张丙寅说：“张主任，”他依旧按照打成右派前的职务称呼他。“今天的劳动课，我们到底错在哪里？这检查到底怎么写？撒谎也要找点由头！”难道就按郑国胜那种骂法，说咱们是一堆废物，承认咱们没本事、没能力管理好学生？张丙寅点点头说：“我以为这样检查倒行。”刘凤启说：“我不那样检查。我一个堂堂的师范生，连个小学生的劳动课都不能代，那不真的成废物了？”张丙寅叹息道：“如果咱们真的成了废物，那倒好了，还能有自由。你看医院的右派赵玉洲，自从疯了也不用劳动了，单位也不管制他了，每天街上街下到处跑，倒是自由自在。”刘凤启说：“现在他是因为不清醒。听说去年好了一段时间，医院马上派人把他抓回去批斗了一场，说他是装疯卖傻，逃避改造。”

张丙寅和刘凤启商量一阵，牢骚一阵，叹息一阵，又抹一阵眼泪，最终还是要写检查。对于检查，他们既害怕写，又不得不写。害怕什么呢？错误说大了，怕郑国胜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错误说小，又怕郑国胜说他们认识不深刻，检讨不认真。最后张丙寅检查了个“疏于教育，管理不善”；刘凤启检查了个“情绪急躁，对学生缺乏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写好后，他们心里仍然惴惴不安，不知道郑国胜那里能不能通过，会不会挨一顿骂，再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