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王集小学上完两节正课，师生们正准备上课外活动，学校却打集合铃放晚学了。郑国胜解释说：文教局的视导检查结束了，要做检查总结，要求全校教职工都参加听会。老师们的心又紧张起来，不知视导组如何评价自己上半学期的工作，等待自己的是表扬还是批评。

视导组的刘科员终于做完了总结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他喝了一口开水对郑国胜说：“可以开始了。”郑国胜立即站起来，拿拳头捶了捶面前的办公桌，室内立即安静下来。他说：“视导组是代表局领导来检查我们的工作的。半个学期下来了，我们学校的工作做得怎么样？每个班级的工作做得怎么样？每个同志的工作做得怎么样？自己说了不算，我们要认真听听视导组检查的意见。有了成绩和优点，你们也不要骄傲自满，就给我继续发扬光大；查出来的缺点和错误，你们就给我坚决改正。缺点和错误好比毒疮，好比敌人，你不除掉它，它就会坑害你，坑害我们学校，坑害整个教育事业！”

刘科员在老师们的热烈掌声中开始做检查总结。他首先肯定了中心校的工作成绩，赞扬说：“王集小学不愧是全县小学教育战线上的一面红旗，滨淮县的南大门！”他列举了十条优点，每说一条优点，都要根据检查记录，列举若干事例加以说明，显得他的总结有观点，有材料，很有说服力。刘科员表扬了王德全老师六年级算术课的演示教学法，说这种教学法有推广价值，还说回去后向局领导具体汇报，建议向全县推广。他还对一年级刘老师的识字教学、六年级张景文的语文备课、四年级宋老师、王老师的班务计划和作文批改等提出表扬。对于教学改革，刘科员特别提出吉方良，对他的备课和课堂教学，评价说：“有革新精神，大方向是对的，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刘科员表扬王德全、张景文、宋老师、王老师、刘老师，大家都认为是预料中的事情，但是，吉方良刚刚走出校门，走上讲台，就受到文教局视导组重视和好评，而且是在教学改革方面，全校独一无二，老师们都感到很意外，认为王集小学教师中又要出现一名后起之秀，他的启发式教学法和王德全的算术应用题演示教学法一样受到文教局重视。吉方良也感到很兴奋，很激动，因为他的教改方案终于得到领导的重视和肯定。

刘科员又喝了一口开水，脸色变得严肃起来。他开始批评学校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说：“成绩优点不说，跑不了，但是缺点和错误不说不批评，就不得了，它会毁掉王集小学这面红旗，这块金字招牌的！”他严肃认真地指出了学校工作中的三点问题。

第一，刘科员指出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文”与“道”的结合不紧密，不自然，突出政治思想教育还不够。他说，“文”与“道”的关系应该是水与乳的关系，要相互融合、渗透，成为一体；不应该是水与油的关系--虽然合在一起了，仍然相互分离。古人也提出要“文以载道”，说明了对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视。只不过古今提倡的“道”有所不同罢了。我们要把共产主义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贯穿在科学知识和技能技巧的教学中。

对于刘科员提出这样一条缺点错误，李文清和老师们都认为是想象中的事情；但郑国胜却认为这是个大问题，今后要认真抓一抓。他的理由还是：共产党的学校不突出共产党的政治，那不成了资产阶级的学校了吗？

刘科员接着讲业务上的具体问题，态度更严肃了，他批评说：“有些教师的备课、计划都是搞形式主义，只求应付检查，不求切合实用，甚至出现差错，闹出大笑话！”他举例说：“有一个教师的语文进度计划，封面写的是一九六二年九月，而内容却是一九六一年九月的，把去年的计划仅仅换了个封面。此人的语文备课笔记更是别具一格，胡写一通！从形式上看，每一课五大环节一个不少，从内容上看，每个环节都是简单概括的几句话，似是而非，好像放到哪一课都未尝不可。更加错误的是，他还把这一课的问答题写到另一个课上，指出的答案却又是一课，驴头不对马嘴！真不知这样的备课他是怎么写出来的？”

刘科员说：“教师作计划、备课，就像战士备战一样，那是为实战的需要，不是唱戏的摆摆花架子就行了。希望学校领导要重视这个问题，认真纠正错误，尽快拿出整改意见来。”刘科员看着郑国胜和李文清说：“尽管这样的同志不多，仅此一人，但作为中心小学，作为全县小学系统的一面红旗，有一个这样的教师，有一份这样的计划和备课，都是羞耻和污点！”

郑国胜、李文清和大部分老师也都清楚，刘科员批评的这人就是魏光明。这位魏老师全公社六所初完小，他都跑遍了，在每所学校教不上一年，总要出点差错，名声臭了，蹲不下去了，只好再换一所学校。一个公社就这么点地方，这么几所小学校，他很快就跑了个遍，有的学校还去过两三次。上学期在王家沟小学，群众反映他有猥亵女学生的行为，反映到中心校，可是却没有查出证据来。郑国胜怕他犯错误，就把他调来中心小学。他想：在我眼皮底下你总要老实点吧？再者中心校教师多，素质高，纪律严，有个别差的，促一促，带一带，就上来了，也不至于影响全局。没想到魏光明恶习不改，“一粒鸡屎坏缸酱”。

魏光明是王集公社魏家庄人，土改时在乡里当了财粮委员，后来经管的钱粮出了问题，乡里就不用他了。经过活动，又被村里推荐当了教师。因为他思想有个“混”字，再加上原来文化底子不厚，教错字，解错词，讲错题，在他都是家常便饭。比如有一次，他“旅”字教成了“派”字，于是王震将军领导的“三五九旅”也就成了“三五九派”。后来个别学生从他们家长哪里知道了此字应该读“旅”，就去找他。他灵机一动，说这个字在古时候读派，现在读旅……

魏光明凭着他的社会“经验”，解放十几年来，多少次政治运动，他都能安全过关。他的口头禅是：“水平不高不必理，工作差些没关系，生活小节不算问题，政治思想要警惕！”他对政治问题警惕性很高，常常守口如瓶，不妄言妄语。比如，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大鸣大放、大辩论，他从来不发言。领导敦促他，同志们启发他，他总是谦虚地笑着说：“我文化水平低，说不好。还是好好听听大家的高见，多学习学习。”就这样，多少文化水平高的，工作表现好的，就像张丙寅、刘凤启那样高水平的教师，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而魏光明依然是魏光明……

大家继续听刘科员批评学校工作。

第三条，刘科员指出很多教师，特别是数学教师和老教师，教学不说普通话，满口地方腔。他表扬说：“一年级的刘老师普通话就说得很好嘛！所以，一年级小学生课堂上也能运用普通话认字、读书。可是到了二年级、三年级……其他老师不用普通话教学了，学生认字、读书又恢复了地方腔，刘老师的工作就前功尽弃了。全体教师都要向刘老师学习，坚持用普通话教学。”

刘科员对运用普通话教学的问题讲了很多，也很认真，但由于他自己也说的地方话，而且风和哄、阴和英、人和仍，他自己也费了很大劲才勉强分辨清楚，老师们都笑了，郑国胜也笑了，刘科员觉得不好意思，也跟着笑了，说：“看来我也不是一位合格的教师，要加强普通话学习”。

刘科员扬扬洒洒讲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又对学校领导和教师提出了许多要求和希望，有政治方面的，也有业务方面的，有教育教学方面的，也有教研教改方面的，德智体美劳，面面俱到。

吉方良是第一次经受这种工作检查，又受了表扬，所以对于刘科员的许多意见，他觉得新鲜，因此他都认真做了记录。吉方良想，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他想起在师范学校校长对‘师范’二字的解释，又想起老师经常告诫的一句话：“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必须有一桶水。”听了刘科员的检查总结和对教师的要求，吉方良度今后的工作默默拟定了计划。

吉方良对于魏光明有辱师表的行为难以理解，甚至感到吃惊：教师队伍里竟也有这种“混世魔王”！他又想起听父亲介绍的右派分子张丙寅、刘凤启的情况。他们在做教师时都是很优秀的教师，有德有能，尽职尽责，领导群众皆有公论。可是五七年寒假的一场突如其来的整风“反右”斗争，使他们从此跌下圣坛，陷入泥潭，一蹶不振。他们的才气、锐气，在每天无休止地挑水、扫地、打扫厕所中消耗殆尽！

吉方良从他们不同的人生态度和人生遭遇中又想起两句话来：“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好扁担易断，弯扁担不折。”一句是最雅的，一句是最俗的，但两句话说的是同一个道理。他问自己：是做张丙寅、刘风启这样的峣峣者、佼佼者呢？还是做魏光明这样的弯扁担呢？他想即使做不了张丙寅、刘凤启那样的峣峣者、佼佼者，也决不做魏光明那样的“弯扁担”，为了一己之私、一得之利、一日之安、一时之闲，而丧失人性道德，欺人欺心，害人害己。他觉得做一个郑国胜那样的人，自己没那样的历史和功劳，做一个李文清那样的人，自己没那样的能力和口才。还是做一个像父亲那样的老实人：无论何时何地，凭良心做事，凭本领做事，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凡事但求不欺天，不欺人，不欺心，容于国，容于家，容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