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耀东一死，留下四儿一女，长子树三十几岁，最小的女儿尚在襁褓之中。幸亏家有贤妻，郭氏撑起了整个天空。这个家族后来的枝繁叶茂，全是这个女人打理下来的。不管是贫农还是中农，在顶梁柱及男主人缺位的情况下，又要打许多折扣。所以某种程度上，其四个儿子确实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从特困优等生走向的功名富贵。前面说过，推动世界进步的手，就是推动摇篮的手。放到袁氏家里，当然是一个理，只不过，对中国这种被神诅咒的千年轮回的国度来讲，当然谈不上什么世界进步。小毛驴拉磨般的旋转中，个人出仕、家族致富就是人力的极限了，至于治国平天下，更大程度上沦为扯淡。总之，郭氏是一个非凡的女人，没有她的推动，袁家的发迹是难以想像的！而且，相对于袁家男性从袁世凯这代向上数，四代男人都活不过60岁的怪圈，这个女人居然奇迹般的“历经六朝”，于1875年（光绪元年）逝去（两年后才正式安葬），享年百岁，被人称作寿星人瑞。总之，袁家真正的发迹，应该是袁耀东四个儿子长大成人，取得功名之后。郭氏这个寡妇孵育了这一切，端的是开国元勋了！

1859年（咸丰九年）袁世凯出生时，家富到什么程度呢？

家有田地四五十顷。古代一顷百亩，那么当是袁耀东当年那八十亩地的五十倍了。据人揭发，除此之外，袁家还在北京天成亨钱庄和陈州于家典当铺等处，大量放着高利贷。21

有田四五十顷，不算什么。袁家所在的河南项城，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县。全县田地九千多顷，袁家占地比例是1︰180。与袁世凯同时代，后来甚至赞助过蛰伏安阳的袁世凯的马青霞，是我们安阳籍大清清官、人称马青天的广西巡抚马丕瑶的小女儿。她婆家河南尉氏县，仅其夫刘耀德这一门就占地两千多顷，俗称刘半县，大半个中国都有刘家的钱庄与当铺。一句话，袁家不就在银行存了俩钱，吃了俩利息么？中国现在的百姓还全民炒股呢，而且各种明的担保公司和暗的地下钱庄遍地开花，不都是想吃个高利么？而且高利贷并不意味着仅是富人的专利，《窦娥冤》里窦娥她婆婆那样的小市民也放高利贷。在让钱快速生钱方面，穷人并不比富人更淡定更从容。

1874年（同治十三年），袁世凯16岁的时候，袁家分了家。虽然是四世同堂，上下五十口，但是郭氏白发人送黑发人，眼看着四个儿子全部先她而去，眼看着十个孙子中的老大保中、老二保庆先她而去，除了老三保恒、老四保龄在外做官还比较争气外，其他诸孙不是逃学，就是抽上了鸦片。常言说，富不过三代，这个大家族也撑不下去了。于是在保恒、保龄的主持下，设计出了如下分家方案：不论老房头，也不论辈次，按当前实际情况，保恒同辈兄弟与世凯同辈兄弟，每人一等份，以后各自经理。另外留出四份作为郭氏的供给和宗族公用。而且，保恒、保龄还因自己是国家的公务员而高风亮节，把他们名下的两份让给了因兄弟少而吃亏的老房头，同时，兄弟两个还主动担负了弟侄中的读书教养及保中、保庆遗留下的诸子女的婚嫁资助等。22

袁世凯这一支，分得三顷土地。23嗣父已死，留下一妻两妾五女，外加袁世凯这么一个嗣子。虽然私房积蓄多不到哪里去，但是凭着三顷土地，怎么着也算是先富起来的人了。但是我们在袁世凯青年时期的家书中，分明看到他手头紧的意思——比如他在北京堂叔父保恒、保龄所设家塾中读书时，给二姐写信诉说：“零用积少成多，如写信向家要钱，弟甚无脸。弟在外不能养家，反在外使家养己，断不成道理。”24按照中国传统的虚岁计岁法，这个时候的袁世凯19岁。在家书中，我们还可看到他月薪四十两银子时的欣喜——初次出道，投奔的是干爹、庆军统帅吴长庆，虽然四十两的月薪对他来说“仅可敷衍”，但是相对于长年在天津任四品道员的堂叔父袁保龄每月百两银子的工资（既要支付办公费用，又要养两房妻室及七子三女），袁世凯既知足，又“惶悚抱愧”。25这个时候，袁世凯24岁。与此同时我们更可以看到，分家之后的袁世凯有了经济自主权，在家里办了“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两个文社。主要业务就是“捐资供给食用”，比如徐世昌参加顺天乡试，缺少盘缠，袁世凯慷慨解囊，奉上一百两白银。26徐世昌被这笔银子催得青云直上， 1882年（光绪八年）中举人， 1886年（光绪十二年）中进士，并授翰林院编修，从此成为袁世凯的终身朋友。我们现在的历史学家还在数说袁世凯这些举动乃“附庸风雅”、“沽名钓誉”、“博慷慨好施之美名”云云。27真搞不明白，我们现在的历史学家能堕落到如此酸得令人倒牙的程度。他们的意思，似乎袁世凯把钱全都吃喝嫖赌了才是正道。而且无视历史发展中，富人赞助科学文化产业早已是西方文明国家的主流，中国的富人也开始往这条道上走，难不成都把人家称作附庸风雅，兼博慷慨好施之美名咱才安心？

袁世凯没有识透中国传统，更没有读透中国民情，在儿子、下属及内心魔鬼的驱使下，走向了帝制，相当于在历史的大道上崴了一下脚，正如他少年时骑马崴了脚一样。人生剽悍，难免崴脚。我们怎么能因为人崴了一下脚而把人看扁？上帝固然可以俯视人群，那是他老人家的特权；但是趴着的人如何可以俯视历史伟人？这是一种如何的滑稽？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袁世凯虽然也哭穷，但是凭心而论，小伙子起点不算低了。而且，随着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得势，他的经济势力还会水涨船高。金亮、南方编撰的《袁氏家族·珍闻轶事》中列有袁家两张房产、地产统计表。一张是晚清袁氏家族房地产表，我小学数学没学好，粗略算了一下，大致是地产一万亩、房产四百八十八间。另一张是民国初期袁世凯房产、地产统计表，地产大约是六万亩，房产大约是八百六十间，外加六栋大楼和唐山一处房间。28孔乙己的茴香豆，多乎哉？我们看看其他同志就知道了，史载，袁世凯的前辈李瀚章、李鸿章兄弟六人，每人地产平均约有十万余亩。29所以我们只能说，让官员先富起来，乃是大清的国策。袁世凯比上他们，还略逊风骚。而且在中国体制下，显官大吏如果不显示一下贪污好色之类的人性，蒙着头往清官能吏那个方向走，皇帝佬儿还可能怀疑你有贰心：丫是不是想赢民心，也想称个孤道个寡啊？据《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王翦将军带兵60万前去攻打楚国，为了免除秦王的疑心，几次三番给秦王要求“美田宅院”；据《史记•萧相国世家》：汉高祖刘邦在前线灭黥布的时候，后方仅靠萧何一人。萧何为了免于刘邦的疑心，也不得不做些问舍求田自贱其名的事儿。这种传统，当然被清朝大吏们继承了。史载，曾国藩弟弟、湘军大帅曾国荃“每克一城，奏一凯战，必请假还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30一句话，中国体制下，占田置舍也是高等奴才在主子龙椅前的自保措施，人家奴才主子都能放下，我们围观者为啥愣是放不下呢？

另外，虽然公子哥儿出身，后来还做了总统甚至立宪皇帝，但是袁世凯对于金钱并不看重。据时人笔记、胡思敬的《大盗窃国记》，袁世凯“敢于用财，视黄金直如土块”。年轻时如此，比如鼓捣文社，捐助徐世昌进京赶考等。年长时更是如此，据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回忆，她的父亲做了民国总统，搬进中南海之后，曾在办公室接待过东北大土匪张作霖（时为二十七师师长），办公室放着四块打簧金表，谈话的时候，张作霖多次注视，袁大总统当场就送给了他。过后哈哈大笑不已，对家人说“他真是没有见过世面”。31

袁世凯作为富家公子哥（少时人称四公子）出身，当然见过世面。但是他不看重金钱的这一面，相对来讲比钻在钱眼、一毛不拔的那些墨官渎官可是强多了。更不像后世某些居于同样位置的人那样装13，表示终身不摸钱，一不小心手下人让其摸到了，还穷急，真能装啊。

我一直认为，在道德操持方面，出身富贵的人会更从容。理论上，中国也讲仓禀足而知礼节，但那是古代。近代以来，由于民粹主义的恶性发展，这种思维在某些人那里颠倒了一下个儿。也就是说，越穷越光荣，越富越缺德。穷人干任何缺德事都是可以理解的，富人干任何好事都是值得怀疑的。我是穷人出身，现在还不富，身边所见更多的是穷人。这里很负责地告诉大家，穷人可以有诸多美德，但是人性恶面前，人人平等。某些穷人穷急了，连道德底线都守不住，而且出卖道德的时候，要价太低，从而导致道德底线一再下移甚至一钱不值。民国议员贿选，中国一些选民，你给他几个小铜板，“一角或二角的些微代价”，他就把选票供手相让了。如果有组织放出风声，收买多少张选票就够了云云，就会有选民跑得比兔子还快，深怕人家收购够了，自己的选票卖不出去。1918年（民国七年）国会选举，安福系在江西操纵，打算只收购120票，前来卖票者竟然高达156票，多出36票来。卖票人争先恐后，竟有“百般苦求者”。32

选民百般苦求候选人买自己的票，这是一种如何的惊心动魄呢？话说回来，如果选民很富足，谁还会在乎两个铜板？他首先在乎的，就是自我提升与自我价值的实现，比如货真价实的政治的参与。总之，某种程度上，贫穷就是一种罪恶。中国国民劣根性，就是几千年贫穷的积淀与发酵。所以，消灭贫穷，是我们首要的任务。它既是历史的解决，还是未来的起点，否则我们永远走不出神的诅咒！

袁世凯出身富家，对一个具体的中国人来讲，至少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物质的富裕，至少是精神丰裕与人性健全的前提。正如我的朋友一名所言：“穷困的次生灾害比穷困本身要可怕得多。”所以袁世凯的童年是幸福的，少年是飞扬的，青年是磨砺的，壮年是做事的，最后做到最高处，有些晕高而已。其它一切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