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被革命：打量鲁迅之身前事与身后名（五）

现在，该说说鲁迅与党派的关系了。

对于鲁迅来说，除了辛亥革命前参加光复会之外，之后不再参加任何党派。1912年5月，光复会参与组建的共和党成立，并在第一时间给鲁迅发出了信，寄去了党证及徽识，但鲁迅没有理睬，也没有加入。这是鲁迅的高超之处吧。

鲁迅的学生、许广平女师大的同桌吕云章回忆，她当年加入国民党时，曾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说：“入国民党我不反对，可是你得记住一个党有时是同志杀同志”。这个更高超了吧？吕云章为此总结说：“所以他根本不入任何党，更谈不上共产党。”但是中共为什么拉拢鲁迅呢？吕云章说：“共产党把他当做傀儡，因为他能号召一部分青年。”

倪墨炎把鲁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926年鲁迅南下之前，主要是接受党的思想影响，和一些共产党人的接触也是私人交往；第二时期是南下以后到1929年间，鲁迅在言行上同情、支持中共，和党的组织已有联系，和共产党人的私人交往大大增加；第三时期，1929年以后，鲁迅已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成了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接受党的领导，参加党所领导的各项革命活动，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走向了共产主义，组织上没有办理入党手续而在思想上早已入党云云。

你觉得这两人的言说，谁的更靠谱一些呢？

可以说，1927年鲁迅一到上海，就和国共两党1925年五卅运动后合办的中国济难会有了联系，中国济难会成立之初还是公开的组织，名义上是国共合办的，但实质领导是中共，所以“四一二”事件之后，它也不得不转入地下并逐渐消散。对于中共来讲，要团结作家，搞好宣传工作；对鲁迅来讲，就是参加了几次会动，捐了些钱而已。

1929年下半年，中共各省开始建立革命互济会，上海在年底建立了上海市互济总会，由于是中共领导的，所以成立之初就是地下性质。如果说济难会主要是济难，互济会就是济中共革命了。鲁迅依然是捐钱，革命同志去家里给他谈革命高潮什么的。据冯雪峰回忆，有次他去找鲁迅，鲁迅刚送走一个客人，于是跟冯雪峰说：“革命互济会的，来过三次了。人真老实，每次来都对我大讲一通革命高潮。”说完一通大笑，连冯雪峰都承认这笑声里有着“讽刺”的意味。

不管讽刺与否吧，中共统战下，鲁迅又先后参加了中共的三大外围组织，也就是著名的三大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0年2月13日，鲁迅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列名为发起人之一。按鲁迅的自我评价，他既不知“运动”的人，凡所演讲，也与该同盟格格不入，但既使这样，也有人看不惯。看不惯的结果，就是不久就听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他这个“堕落文人”、“反动文人”呢，所以鲁迅出去避了一段时间。事后国民党中央也没有咋着鲁迅，只是宣布取缔自由运动大同盟等几个团体，并在后面的名单里附有鲁迅的名字而已。

鲁迅跟友人解释，自己只是被自由运动大同盟请去做演讲了，演讲完就走了，没成想事后就被他们列为发起人之一了。于是友人劝他在党报上发个声明，解释一下，但他很不屑，跟许寿裳说：“浙江省党部颇有我的熟人，他们倘来问我一声，我可以告知原委。今竟突然出此手段，那么我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就算由我发起好了”。

由此可以看出，鲁迅知道共党那边对他是扯大旗，拉虎皮，纯粹的利用，但正如王晓明分析，鲁迅在上海太孤独了，所以明知道是利用，他也认了。何况他与中共共同的对手都是国民政府呢？

当然对于国民政府这边，他心里也有数，当日本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担心他的安全，劝他躲避一下时，他回的是：“不要紧的，如果是真的要捉，就不下通缉令啦什么的了。……就是说，有点讨厌，别给我开口——是那么一回事。”

恩，即使不是温馨提醒，至少是友情提醒吧。一句话，鲁迅虽然掺乎共党的事，但他对于国共双方，都心里有数的。

1930年3月2日鲁迅又出席“左联”成立大会，被选为执行委员。鲁迅虽然在成立大会上讲了话，但是激进的共产党作家们还是嫌他不够意思，讲的不够革命。鲁迅当然知道他们是利用自己的，所以在致友人的信中，自称梯子，供后起诸生爬高的。对于左联的一帮革命作家，他也并不看好：“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侫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

这期间，鲁迅还和中共当时的中宣部部长李立三会面两次。第一次会见还没啥，第二次会见，李立三就有具体任务了。

按冯雪峰的回忆，李立三的目的是希望鲁迅发表一个宣言，以拥护他的“左倾”机会主义那一套，被鲁迅给拒了。回来后跟陪同会见的冯雪峰说：“今天我们是各人讲各人的，要我发表宣言很容易，可对中国革命有什么好处？那样我在中国就住不下去，只好到外国去当寓公。在中国我还能打一枪两枪。”

按周建人的回忆，李立三跟鲁迅说的，根本不是支持他的什么机会主义政策，而是：“你在社会上是知名人物，有很大影响。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一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鲁迅的回复是：“文章是很容易写的……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了。”李立三说：“这个问题好办！黄浦江里停泊着很多轮船，其中也有苏联船，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苏联去了。”鲁迅说，是啊，这样一来蒋介石就拿我没办法了，但我还是认为应该讲究策略，坚守阵地，进行韧性战斗云云。

冯雪峰的回忆，明显是受了中共执政后对李立三盖棺定论的影响，所以只有党的政策附会，没有事实真相。相形之下，周建人的回忆才是真实可信的。但是，不管是哪个版本，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出，鲁迅之亲共还是有底线的，掂着脑袋干革命那一套，他是不干的，即使这样，国民政府还是有些穷急了——鲁迅那特约撰述员（在蒋梦麟任部长的教育部里改名为“教育部编辑费”）一职，每月月薪高达三百元，却给政府养成一个政治上的反对派，于是1931年12月底，政府把他裁撤下去了。蔡元培曾设法阻拦，但未能成功，因为裁撤的理由成立：鲁迅在此岗位上没啥成绩。

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3年1月，鲁迅接到了蔡元培邀请他加入民保盟的信，之后鲁迅加入，并当选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九委员之一。

民保盟名义上是无党无派的纯社会活动组织，但亲共亲苏才是它的宗旨与实质。事实上，民保盟的前身就是宋庆龄的“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而牛兰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秘密代表，被国民政府逮捕后，把妹夫视作流氓、轻易不屑相见的宋庆龄居然屈尊就节，亲自去求蒋介石了，说，如果蒋放牛兰一把，那么苏联那边也会放已作人质的蒋经国一把，但蒋介石拒绝了这种交易。他在日记中写道：“孙夫人欲释放苏俄共产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而强余释放，又以经国交还相诱。余宁使经国投荒，或任苏俄残杀，而绝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儿。绝种亡国乃气数也，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而犯，国不由我而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无忝所生则几矣。区区后嗣，岂余所怀耶?”

壮哉，老蒋，坚决不和二姨子交易，宁愿害死嫡长子，也不愿意害国违法。如果不是美国那边公布蒋介石日记，我们哪里知道老蒋还有这么光明的一面呢？

当然，谈判之后，老蒋就知道这二姨子是干嘛的了，共产国际派遣过来的！所以民保盟成立之后，展开了诸多革命活动与营救活动，基本上承继的是革命互济会的功能，弄得老蒋那边极端的不乐意。几个月之后，也就是1933年6月，民保盟的总干事杨杏佛被暗杀，据说有些人动摇了——蔡元培说他已辞去副会长之职，故对该会之前途，均不得而知；林语堂不但不再参加公开的活动，更建议停止民保盟的工作。据说表示要坚持斗争的是宋庆龄与鲁迅。这个可以有：

第一，鲁迅的上海分会九执委之一，不是啥具体职务，他也不会亲自去组织什么活动，何况衙门里有人，所以危险系数不大。

第二，至于蔡元培，虽然从政府手里拯救过诸多中共党员，但人家毕竟是国民政府中人，活动理念也仅是民主自由加人道主义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加共产主义。1933年3月民保盟北京分会主席胡适因理念分歧被民保盟开除后——有人猜测开除胡适是鲁迅建议的，但邵建认为，“不太可能排除的是宋庆龄的因素”——在日记里记曰，我们当初加入这个组织，“本是自取其辱”，蔡元培先生“夹在里面胡混，更好笑”。同时他还给蔡元培去了信，说自己“不愿多唱戏给世人笑”。蔡元培回信说：“君子见其远大者，甚佩，甚感。弟与语堂亦已觉悟此团体之不足有为；但骤告脱离，亦成笑柄；当逐渐摆脱耳。承关爱，感何可言!”

看到这里应该明白了吧，人家老蔡才不傻呢。知道自己被人利用，已成笑柄，但为了面子问题，正准备慢慢退出呢。具体来讲，就是三个月之后，杨杏佛被暗杀前几天，老蔡就辞职不干了。

第三，老蔡虽然不干了，但出于人道主义，更出于与杨杏佛的交情，所以出面给他主持了隆重的葬礼，并妥善安排了后事。林语党没有参加杨杏佛的葬礼，鲁迅参加了，事后跟许寿裳说“语堂太小心了”。我猜，人家林语堂一是跟蔡一样“觉悟”了，二是因为朝中没有人吧，何况他的侄儿，时任福建龙溪抗日会常委、民众教育馆馆长的林惠元刚刚在杨案之前被由上海调往福建参加剿共的十九路军总指挥兼军长蔡廷锴谕令以“通共”之罪未加审判即予枪决了。

第四，宋庆龄是蒋介石的二姨子，当然更不怕什么暗杀了。别说暗杀了，就是掉根儿毛，宋美龄都不愿意的，并且提前跟“达令”打过招呼的。不过即使如此，民保盟的活动还是告停了。因为被杀的被杀，开除的开除，退出的退出，光剩下宋庆龄与鲁迅，能干嘛呢？

鲁迅主要的革命活动，被简称为“三盟一会”，也就是说，除了上述三大盟，他还有一个重要的活动，就是掺乎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简称反战大会）。反战大会召开的时间是1933年9月30日，迎接大会的筹备工作是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领导、宋庆龄亲自主持的。至于背景，说起来就有些模糊了。最早是1932年春天著名作家巴比塞、罗曼·罗兰等人发起组织世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联合阵线，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保卫社会主义苏联云云。你说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咋联合呵，至如今我还没见过这样的联合战线；再说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也就罢了，还加个保卫社会主义苏联算嘛意思呢？当然是中共与宋庆龄的意思了。

不管嘛意思，1932年8月，世界反战大会在荷兰召开了。大会成立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罗曼·罗兰为委员会主席，中国的宋庆龄为名誉主席。年底，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专门讨论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问题，并决定在上海召开一次反战远东会议。宋庆龄担任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上海筹备委员会主席，所以她的主持，实际上就是由民保盟主持。只不过我们弄不清，民保盟到底是中共的外围机构呢，还是苏联的外围机构，或者是共产国际的机构。这一切，都取决于宋庆龄当时之复杂的身份。一句话，自从1925年孙中山死去，1927年她出访苏联之后，这女人到底干嘛的，我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呢。当然，好多学者早已考证，甚至廖承志的回忆，都可以认定，她早是共产国际的人了。

鲁迅作为“左联”旗手和民保盟上海分会九执委之一，所参与的活动主要是：（一）为大会捐款；（二）领衔和百位文艺界人士发表《中国著作家欢迎巴比塞代表团启示》；（三）与茅盾、田汉联名发表《欢迎反战大会国际代表的宣言》；（四）出席了欢迎国际代表的会议；（五）会见了古久烈、马莱等国际代表；（六）没有出席大会，但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同时被选为名誉主席的，还有毛泽东、朱德、高尔基等人。

从这些活动我们可以看出，鲁迅也就是河边站站，湿湿手，冲冲脚而已，他不会陷入其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