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被革命：打量鲁迅之身前事与身后名（六）

除了“三盟一会”，鲁迅还有一些重要事项需要我们历数一下：

第一，1931年1月，左联五烈士柔石等人被捕，由于柔石身上带有鲁迅印书的合同，鲁迅在日人内山完造的帮助下，离寓避居日人旅馆一月之久。与此同时，有关鲁迅被捕、被杀的谣言满天飞，也不知大家是担心他被捕被杀呢，还是唯恐他不被捕不被杀呢。有意思的是，国民党政府也不辟谣，不知是不屑呢，还是忙着维稳顾不上这等小事，所以避谣的倒是鲁迅本人，写信遍告亲友，我没事，活得好好的。鲁迅在信中，大骂一些无耻文人摇笔造谣之无耻，然则你干嘛要躲出去呢？你都出去躲了，大家不摇唇鼓笔又待如何？连当年经常访问鲁迅的增田涉都说，也许是自己当时不太了解鲁迅之故，反正“鲁迅对于自己的生命是慎重地警戒着的，觉得倒有些过于神经质的程度。”还说，鲁迅曾对他说过：“在政府和国民党里，有我的老朋友，大概是不会被捕的。不过地方的省政府、省党部下面的党徒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却不知道了，所以不能不警戒。”

一句话，鲁迅是有底气的，因为上面有人；但是也有没底气的时候，因为，万一下面的人不知道咱上面有人呢？

第二，1931年6月，日本皇室贵族柳原前光的次女、孙中山日本浪人朋友宫崎寅藏的儿媳妇柳原烨子通过内山完造的介绍，在日人开办的功德林酒馆宴请鲁迅等人。席间，鲁迅大说中国政治的坏话，柳原烨子遂问：“那么你讨厌出生在中国吗?”用中国现代流行语，柳原小娘子所言很有些“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的意思，但鲁迅回说：“不，我认为比起任何国家来，还是生在中国好。”

鲁迅毕竟是鲁迅，他要说，我就喜欢你们日本，就坏了菜了，日本那边更有使命感了，比如打到中国去解放全中国、大东亚共荣等等！

第三，鲁迅跟增田涉说：“中国未来，会出现沙漠。”增田涉认为这是鲁迅关心未来的表现。鲁迅为了中国不出现沙漠，又给增田涉补充说：“如果中国人再不死一些(由于饥馑和相残杀)，和平不会到来吧？变成三分之一（听说的是三分之一，又象说的是十分之一，因为说到要出现沙漠或者是说十分之一吧？)左右的人口吧。”

鲁迅这个说法让我想起了隋炀帝，小隋就一直嫌中国人多来着！杨玄感造反失败后他跟手下大臣牢骚曰：“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无以惩后。”于是大杀特杀。后炀帝被突厥人包围，李世民前去解围，把这家伙救了。没想到他回到东都洛阳还嫌人多：“顾眄街衢，谓侍臣曰‘犹大有人在！’”鲁迅这个说法还想我想起了毛泽东，叫嚣要和美国打核战，死三亿，留三亿。这都算中国特色的环保意识吧。

第四，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鲁迅全家避居内山书店。后来内山完造邀请鲁迅去日本小居，为鲁迅所拒。拒的理由很多，但有一条很有意思：“依我看，日本还不是可以讲真话的地方，一不小心，说不定还会连累你们。”

我觉得，幸亏鲁迅没去日本避难，否则有些说不清，你说日本一步一步侵略中国呢，你一个革命文学旗手却躲到日本本部去了，从哪方面都说不过去。更说不过去的是，跟人拒绝时说日本没有言论自由，似乎中国这边的言论比日本还自由呢，老蒋同志亏不亏哪！

第五，1932年，鲁迅为一个名叫林克多的留苏学生所写的《苏联闻见录》作序。从序中，我们可以发现鲁迅对于苏联的向往与好评。他说，他终于明白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要进攻苏联了，因为苏联“工农都象了人样，于资本家和地主是极不利的，所以一定先要歼灭了这工农大众的模范”。还有，苏联愈平常，资本主义国家就愈害怕，那么苏联都干了哪些平常事呢？“那就是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百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这种极平常的事情，是只有‘匪徒’才干得出来的。”同一时期鲁迅还写有一篇《我们不再受骗了》，中心意思是，帝国主义愈说苏联坏话，我们愈觉得苏联好；帝国主义的利害与我们的正相反，“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有记者告诉他，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智识阶级要饿死！他说，他才不信呢，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谁也不会饿死”。在致友人的信中，他不屑地说：“上海的小市民真是十之九是昏聩胡涂，他们好像以为俄国要吃他似的。”

老实说，看到鲁迅这些文章，我真想让他多活几年，延安的整风不说（因为我不确定他会不会去延安），至少经历一下五十年代的反右和六十年代的饥馑（这些他可躲不过），至于后来的“文革”，就饶他一码，别让他经历了吧。因为鲁迅在信里不断的跟友人牢骚同一个主题，他说：“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蛆虫”。他说：“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甚防。……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他说：“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

如果让鲁迅从四十年代一直活到七十年代，我真不知道他还咋横站！别说横站了，就连他那四大箱的手稿，许广平都没给他保住，并且为此被气死。“后方”和“友军”比国民政府、比日本人还要凶狠的，可惜鲁迅没福气享受到！

另外我想说的是，鲁迅还真有一些流氓无产者的气息，精神气息方面与毛泽东竟然是相通的。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等为大粪，扫荡一切，地狱里面建天堂，确实有一定的“匪徒”气概。还有，一个洞透深刻的文人，见识竟然不如“十之九”的上海小市民，对苏联没有任何亲见亲闻——苏联几次邀请他访苏，由于诸多原因，没有一次成行——仅仅坚执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被人骗倒在其次，首先是自己骗自己了。奈何直到今天，中国人，特别是网络上，不管极左还是极右，都是这么个二傻子站队般的思维方式！

第六，中共领袖瞿秋白夫妇几次到鲁迅家中避难，俩人不但成了好友，瞿还用鲁迅的笔名何家干发表文章。这个挺好玩，所以革命时期革命人士到底写了什么文章、或者冒用了何人名义，我们真还得睁大了眼睛看。

第七，1934年，有人骂鲁迅为汉奸，理由乃是鲁迅搜集一年来诋毁政府的文字，编为《南腔北调集》，由日本老友内山完造介绍给日本情报局，鲁迅所获稿费几及万元，所以鲁迅很乐于做汉奸云云。看来，鲁迅也是双料特务了，一方面有人骂他拿日元，另一方面有人骂他拿卢布。其实，拿不拿日元我们不知道，拿卢布则是有的，只不过不是鲁迅，而是统战鲁迅的那个组织。拿了人多少卢布，至如今还说不清楚！

第八，1935年，鲁迅给胡风去信，谈到了“左联”党团书记周扬“元帅”：“我本是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知道了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外出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里坐了。记得托尔斯泰的什么小说说过，小兵打仗，是不想到危险的，但一看到大将面前防弹的铁板，却就也想到了自己，心跳得不敢上前了。”另一封信里，还谈到萧军不必加入左联，“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看来“旗手”明白了，有些后悔给人扛大旗了。

第九，还是1935年，狱中的方志敏给党中央写报告，并把报告转给鲁迅一份，希望鲁迅联系宋庆龄、蔡元培等人以民保盟的名义向社会发起一个营救他的运动，但被鲁迅所拒。鲁迅认为，一是民保盟早已停止活动了；二是不营救还好，一营救反而刺激得人家对你早下手呢，那个，人家不是正开展劝降活动嘛，你呀，不如利用这个机会写下自己的经验与教训，以利革命呢。结果方志敏行刑前，在狱中利用劝降的纸笔写了十几万字的东西，利不利革命我就不知道了。

第十，1935年10月22日，鲁迅致友人的信件中，谈到了史沫特莱劝他出国疗养一事。他说：“我的胃病，还是二十岁以前生起的，时发时愈，本不要紧。后见S女士，她以欧洲人的眼光看我，以为体弱而事多，怕不久就要死了，各处设法，要我去养病一年。我其实并不同意。”鲁迅认为这病不必养，但他错了，他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也许是外人看得明白吧，日人增田涉也看出鲁迅的不妙来了，他说鲁迅晚年的小品，“几乎使人感到病态的可怕”，等见了晚年的鲁迅本人，他的印象是鲁迅“在肉体上也表现着一些可怕的地方”。

是有些可怕。下面，让我们以倒计时的方法，扫瞄一下鲁迅最后的身影吧：

1935年11月，日本地质学家清水三郎来访，这家伙，居然给鲁迅送了一具时钟，典型的送终来了！打倒日本鬼子！

还是11月，鲁迅应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之邀，全家出席苏联为庆祝十月革命十八周年而举办的招待会。会上，大家再次建议他去苏联游历并疗养，再次为鲁迅所拒。一者是觉得自己离不开，二者为防大家说他拿卢布。

1935年底至1936年初，由于中共要搞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指示解散左联，另建文艺家抗日协会什么的。鲁迅首先不同意解散左联，其次即使同意解散，也在解散方式上跟领导左联的中共方面的负责人夏洐、周扬等人产生了意见分歧，他对中间负责传话的茅盾说：“对他们这般人，我早已不信任了。”

是不能信任。更不能信任的是，1936年2月，鲁迅是否与茅盾合拍过致中共中央长征胜利祝贺电。据说电文中有这样的词句：“英勇的红军将领和战士们，你们的英勇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更大的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极热烈的欢迎与拥护”；“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一般的看法，鲁迅写不出这么酸的词句，这些词句不符合他的风格。确实不符合，鲁迅牙不好，这么写，连他自己的牙都要酸倒的。何况他与许广平一勾一搭的《两地书》中都没有这么酸过。茅盾说，红军长征胜利，国民党封锁消息，上海一般人直到很晚才知道，他是从鲁迅处得知的，而鲁迅是从史沫特莱处得知的，史要求他们拍发一个电报，鲁迅呢，就交给史办去了，茅盾从没见到过电文。他猜史是通过第三国际从法国转拍出去的。综上，我比较倾向于认为，这是史沫特莱那个娘们，以鲁迅和茅盾的名义拍发出去的，电文更是这个娘们自己写的。只有她，才能写出这种文字。

1936年4月，致友人的信件中，鲁迅说左联已经解体，正在筹组新协会之事，但是他觉得这里头“实做的少，监督的太多，个个想做‘工头’，所以苦工就更加吃苦”，所以“别组什么协会之类”，他是“决不进去了”。另一封信中，再次说及自己不想加入这种协会：“鉴于往日之给我的伤，拟不加入，但此必将又成一大罪状，听之而已”；还说起田汉批评自己，自己曾回函质问，没想到田汉回的是，你名誉好，乱说也无妨的。身旁的“战友”更是替田汉辩护，人家有大计画，此刻不能定论。从中可以看出，田汉自认为骂鲁迅，乃是为党服务之需要；而身旁的战友，深刻地理解这种需要。啧啧，都是一帮自认目标正确，则手腕无须计也的家伙。鲁迅在生命的倒计时中能看透这一点，也算上天对他的眷顾吧！因为与他同时代的人，活得不明不白的不少，死得不明不白的更不少，可谓死活不明白也！

还是1936年4月，冯雪峰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从延安回归上海。鲁迅给他大发左联中共负责人的牢骚，他呢，估计又给鲁迅大讲革命形势了。总之，据友人回忆，冯雪峰讲得正在兴头上时，鲁迅给他来了这么一句：“你们来了，还不先杀掉我！”吓得冯雪峰赶忙回：“那不会，那决不会的！”鲁迅这么说，固然一半是玩笑，但另一半绝对是认真。众所周知，早在日本留学时，鲁迅虽然加入了陶成章的光复会，但他与好友许寿裳背后论起陶成章来，那也是一针见血的：“假如焕卿一旦造反成功，做了皇帝，我们这班老朋友恐怕都不能幸免。”就连书呆子周作人都能看出陶成章无非是“明太祖一流人物”。待刚到上海，跟一帮革命作家争论革命文学时，他就说这帮人“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鲁迅的预言，都多么的精准啊，绝对是“革命来了，快跑”！或者“革命来了，杀你全家”！

1936年5月，鲁迅被确诊为肺结核晚期。给鲁迅确诊病情的外籍医生认为，鲁迅太能挺了，简直是“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放到欧洲人身上，五年前就死了。是的，我承认外国人太娇情，用英国人的说法，床下铺的玫瑰花瓣多了些，英国人都嫌咯吱得慌。总之，中国人的生殖能力与生存能力，是他们咋也比不上的！

1936年6月，鲁迅收到了宋庆龄的信，告知他：“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您，革命需要您！”如果大家能回忆起前述鲁迅在广州，收到学生信件，说“你现在不是你自己的了”之时的那种不屑，当会想到鲁迅收到宋女士此信，也会很不受用的：敢情为了你们的革命，我的身体、性命都不是我的，归你们了呵！

与此同时，病中的鲁迅不但得与所谓的托洛斯基派斗争，还深陷左联之后中共新成立的文艺家协会的口号之争。文艺家协会死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报告和王明宣言的宗旨，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呢，则提出一个长长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双方为此大打口水战。其实在我看来，就是比赛谁更忠于苏联，忠于国际，本质上根本没啥可争的。用李劼的话来讲，骨子里都是要遵照斯大林的旨意，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把日本军队吸引到中国来，不让他们进犯苏联。其实早在1936年5月，鲁迅就回复自己提携出来的年轻后生、左联另一领导人徐懋庸说：“好在现在旧团体已不复存在，新的呢，我没有加入，不再会因我而引起一点纠纷。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没成想你想结束，他们不想结束，到了1936年8月，徐懋庸还来信批评鲁迅，有气无力的鲁迅挺着病驱，花了四天时间作了长长的回复：《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这是鲁迅生命旅程即将结束时的文字。在这篇长文中，我认为最有意思的回复有三段。第一段：“据我的经验，那些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我甚至怀疑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第二段：“胡风我先前并不熟识，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启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汉奸，官方派来的。”第三段：“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

其一，鲁迅的经验太精准了，如果鲁迅不死，去了延安，或者活到了五十、六十、七十年代，那么他会有更多的机会观摩革命与反革命的绞肉机运动。

其二，所谓的四大汉子：田汉、周扬、夏洐、阳翰笙，经鲁迅这么一恶心，可是出名了，遇到文革绞肉机，都没有好果子吃了。中国历史真是恶作剧。

其三，鲁迅在上海与这帮“唇红齿白”的革命文学家的十年争论，就是后来文革的一场彩排，中国文人所具有的栽赃陷害、断章取义、移花接木、捕风捉影、诛心审判、正义戾气等特异功能，全都有所体现！

1936年9月，鲁迅作《死》，里面给自己列了七条遗嘱：“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别的才能，那就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此外自然还有，……欧洲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一个都不宽恕！中国民间常说，死了死了，一死百了。这得需要多大的恨才能这么掷地有声呢？

1936年10月18日，鲁迅半夜发病，10月19日晨5时25分，鲁迅拉着许广平的手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个“怨敌多矣”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