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人高兴啊。

英国首相皮尔（Sir Robert Peel，托利党领袖，1834-1835年、1841-1846年两度出任英国首相）宣称：这年的好收成和中国条约的消息，把英国从困难和痛苦的可怕境遇中拯救出来。

殖民大臣史丹莱（Stanley）向维多利亚女王报告说：“把中国商务开放给英国人经营，其范围之广大，几乎不能预见。”

璞鼎查宣称： 他已为英国的纺织业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是如此的广阔，以致兰开夏全部工厂的出产，也不够供给它一省的衣料。

在公共集会上和新闻报道上，英国人也都在谈论着这个新市场的美丽远景。大家畅想，只消中国人每人每年消费一顶棉织睡帽，不必更多，那么英格兰现在的工厂就已经供给不上了。英国纺织业中心曼彻斯特的资本家们更是“一想到和三万万或四万万人开放贸易，大家好象全都发了疯似的。”

发疯的结果当然是碰头。英国一个商行，向中国输出大批刀叉；另一家商行，向中国输出了大批的钢琴，结果后来所得利润，居然不够抵偿运费。至于纺织品，除了上海，其它地方也没有什么销路。

十年之后，英国人发现中国人消费的英国产品还赶不上荷兰的一半。英国七千万镑的生产总值中，中国只接受了两百万镑。他们对中国的胃口本来是两千万英镑的。中国作为英国的一个顾客，其重要性竟然比不上西印度殖民地、意大利诸国和附近的岛屿，或是一个大一点的欧洲国家。马克思甚至认为，英国1847年的经济危机都是中国的这种需求不足导致的。他说：“1842年的条约，不但没有使美国和英国的对华输出扩大，反而只是加速和加重了1847的商业危机。”

中国人为什么对英国商品需求不足，马克思认为有两个原因。

第一，鸦片贸易的影响。马克思说：“中国人不能同时购卖商品与毒品；在现实情况下，对华贸易的扩大变成了鸦片贸易的扩大，而鸦片贸易的增大与合法贸易的发展是不能相容的。”

我觉得，老马这一点分析不是很正确。当时的鸦片贸易虽然不是合法贸易，但对中国人来讲，鸦片恰属正常的日用消费。中国人民就爱这一口，买不到鸦片，多下来的钱也不会用来买钢叉和钢琴的，更不会买睡帽和睡衣。中国人民可没有恁傻：两根棍吃饭就吃得上下翻飞，堪比功夫熊猫和他师傅了，为什么要舞叉弄刀呢？一片树叶子一个竹管子就能吹出美妙的乐曲，为什么要花钱弄家一个笨重的大怪物呢？还有，光肚肚睡觉觉，省钱又舒服，为什么要穿睡衣戴睡帽呢，那不跟脱裤子放屁一样好笑吗？

第二，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阻碍。马克思说：“除了鸦片贸易之外，对华进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障碍，乃是那个依靠着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马克思认为，中国的农业与手工业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节约，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

老马这一点比较正确。因为大工业产品在流通中增加了各种非生产费用，而中国农民们的劳动力与劳动时间根本不值一个钱。他们就用人的不值钱来抵抗机器工业品的廉价。你再廉价，抗不住我这边不值钱。典型的自己动手，自衣自食，外来商品无从侵入。

除此之外，一些英国人模糊地发现，中国人根本没什么需求：“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俭，这样代代相传，以致他们穿的衣服正是他们祖先以前所穿过的，这就是说他们除必不可少的东西外，不论卖给他们的东西多么便宜，他们概不需要”。

我觉得，这才是接近真理的发现。一句话，你工业品再便宜，捱不住我们不需要；你鸦片再贵，捱不住我们就是需要啊！

问题是，一般的英国人，既没有马克思的头脑－有此头脑也不认此理，也不认同个别英国人的发现－有此发现也要用其它法子弥补。1847年，英国下院选出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中英贸易情况。调查报告承认：“贸易上困难的发生，不是由于中国对英国制造品的需要不大，也不是由于别国日益厉害的竞争……。鸦片烟款的支付……吸收了银两，这就对中国人的一般贸易大有妨碍。”他们承认，鸦片贸易损害了中国人的正常消费能力，但是这并不构成英国禁绝鸦贸易的动力，相反，政府中一直有人主张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中国学者一般的解释是，鸦片收入占英印政府收入的很大比例，所以政府不会主动断绝鸦片贸易的。此种解释并不通情达理，当时的条件下，鸦片贸易顶多会遭遇教会组织及教会人士的道义上及舆论上的谴责，政府不会、也不能运用权力进行任何干涉。正如当时的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所言：英国既不是鸦片贩运的原始根源，也没有权力能对它进行根绝。其原因在于：第一，英国当时流行自由贸易主义，政府既使有心，也没权禁止大家的贸易自由。第二，禁毒要在很久以后才会成为全人类的共识，并为各国政府所相继立法。就拿鸦片贸易来讲，美国直到1885年才立法禁止其本土的鸦片贸易，但禁令并不严密。至于英国，1868年制定了《毒品药店法案》，对英国本土的鸦片贸易给予了一般性限制，1914才真正禁止。

英国政府权力的有限与英国人心智的有限，导致他们只能滑向如下思维－既然鸦片贩运没法根绝，那么贸易的发展问题就只有从中国方面考虑了。中国方面有什么问题呢？他们认为：《南京条约》确定的范围过于狭窄，让步过于有限。还有，英国人在中国做生意，遭遇了中国的歧视和反抗，清政府鼓励他们猜忌排外，从而秘密地间接地抗拒外国制造品的推销。

某种程度上，调查委员会对于中国供求不足的研究存在盲人摸象般的偏差，没有直接摸到根儿上。也难怪洋人，咱们改革都叫摸着石头过河，人家大老远的跑过来远征，举目无亲，人生地不熟的，更是摸着石头侵略了。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人家英国方面摸的也不算太离谱：希望在中国多开几个口子，肯定有利于贸易的增加吧？清政府官吏鼓励下的排外情绪与中国士绅天然的顽固情结，肯定不利于贸易的开展吧？

不信我们先去广州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