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条约，至少广州领事进入广州城是不存在任何歧义的，但是广州绅民坚决不同意。广州绅民越不同意，英方就越坚持－虽然英方也认为它无关乎商业利益，但是面对广州的敌对情绪，英方就把它当作原则性问题了：你不叫进俺偏进！某种程度上，英国与中国一个德行：出门混世界，要的就是一个脸面嘛！双方就这样较上劲了。从1843年到1857年，一直较到英法联军直接出兵侵占了广州城，广州绅民才开始服劲儿。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表面上中英之间停战了，但实际上新的战争却一直在酝酿中：英国方面，时刻准备再次战斗。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在广州人民反入城最高昂的时候向英国政府汇报说：“我们不能奢望我们自己或是中国皇帝的努力能够立刻改变一国人民，抑或仅仅是一个城市人口的性格和习惯；不过，上次战争曾经表明，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把中国统治者们的自负心理贬低到与他们的军事力量相接近的水平”。阿礼国的意思很明白，中国的军事力量很落后，自负心理却很先进，所以需要英国出面帮助它调整心态，否则它一直弄不清它是老几。至于中国方面，广州绅民干脆并没有休战，他们从一鸦一直抗战到二鸦，期间的自负心理可能达到了与英国的军事力量相接近的水平。这是一场怎样的不对称较量呢？

（一）耆英与璞鼎查：恳求与哄弄

英国方面第一个提出进城的，是耆英的干亲家、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侵华全权公使璞鼎查爵士（Henry Pottinger，耆英想用人情笼络璞鼎查，降尊纡贵，给璞鼎查的大儿子做了干爹），时间是1843年。当时中国的钦差大臣耆英正与自己的干亲家璞鼎查在虎门的谈判桌上商订通商章程，璞鼎查时不时的想进城谒见自己的干亲家，原先是恳求来着，后来不耐烦了，改为责备。看来璞鼎查也太不理解自己的干亲家了：干亲家签订了这么多卖国条约，容易吗？

耆英深刻地明白，他的前任－伊里布同志就是因为夷务问题而被气死的。时间是1843年3月。气死的原因很简单，谁在广州办夷务，谁就注定沦为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一头是民情汹涌、坚决反对英人入驻广州城的广州人民；一头是根据《南京条约》条款、坚决要求进城的强悍的英夷。

临死前伊里布老头曾向他的谈判助手黄恩彤密授机宜：“洋务只可粗枝大叶去画，不可细针密缕去缝。”说得对，问题是夷务之初咱可以粗枝大叶地画，一直这样乱画，哄得了自己哄不了外人，至少英夷就不答应。伊里布死后，耆英被皇上任作了夷务钦差并于1843年6月到任，这刚到任，干亲家就叫唤着要入城。啥亲家么，也不给亲家一点时间。无奈之下，耆英答应在城内宴会干亲家，也算变相准其入城一次吧。但是他没想到，消息一出，民众大哗，在籍内阁中书何有书更是联系八十名绅士直接上书耆英：你可不能这么干，俺们不愿意！二百年间，夷人从没进过城，大家都习惯了。现在突然让他们进城，还可以排着仪仗、坐着小轿前去拜见地方大吏，民间闻所未闻，见所创见，震慑人心，惊骇耳目啊！到时候观者定如堵墙！广州各县团民十万，可能不会因此滋事，可是省城之人五方杂聚，良莠不齐，有那烂匪凶徒，从中起衅，惹着了夷人，夷人会反过来跟咱找事。咱本来是跟夷人和好，结果不反而与夷人有结了吗？不能小看这封信，字里行间，何有书软中带硬，连吓唬带提醒的，耆英可不敢不慎重对待。因为按黄宇和先生的统计，当时广东人口2100万，士绅只有38638人，占很小的一部分，但他们能量很大，是各宗族领袖，也是宗族械斗的策划者和指挥者，养成了好勇斗狠的性格和非凡的组织能力。所以广东历任督抚都不敢对他们等闲视之。总之，何有书不让璞鼎查入城，璞鼎查的干亲家耆英就不敢批准。他给璞鼎查写了一封可怜兮兮的信，说：城内城外本没有什么差别，问题是广州民风与它处不同，面谕开导，仍然不行。我跟巡抚商量了，让地方官接着开导，广州开关贸易后，咱再商量入城的事儿：“如有一语相欺，上帝鉴之”。

璞鼎查一看干亲家都指天发誓了，就不好意思再拿进城相逼了：既然你已经承认城内城内无差别，算是承认俺们的进城权了。那就往后拖一拖吧。

（二）德庇时的叫板之下，耆英与黄恩彤弄了个灰头土脸

英国方面第二个提出进城的，是1844年继任驻华公使的德庇时。这家伙是个中国通，1813年就在广州商馆里任职，1816年做过阿美士德使华使团的翻译，1933年起历任英国驻华商务第三、第二监督和总监督。1845年，他开始向耆英交涉入城问题。耆英回答曰广州人民众志成城，请德庇时体谅。德庇时不是他的干亲家，当然不屑于体谅他，反而向英国外交部呈文，提出：如若不让进城，即使清政府付清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赔款，咱也不能交还它的舟山岛。对耆英这边，德庇时扬言要动兵侵占广州。无奈，耆英伙同他的助手、广东巡抚黄恩彤开始了两面忽悠：

一方面，向道光上奏：其它四口都让外国人进城了，广州再这么坚持，没有借口啊。虽然舟山与广州比较起来，后者为重。但是舟山之退还与广州之进城，则是前者为重，两害相较取其轻，咱还是准人家入城吧。

另一方面，跟德庇时煽情：不退还舟山，俺这位置就不保了；进城问题，俺一直在尽力以期对得起您这位知己。黄恩彤给德庇时的信，更是忽悠得厉害：当时两国讲和，朝中大臣有异议，都是耆大人一力承担下来的，吃水不能忘挖井人啊；舟山若不交还，皇帝肯定认为耆大人说话不算数，皇帝治他的罪，你不心疼？况且中国的大臣中，像耆大人这么老实的，没有几个啊。他一旦下了，接办的不知啥人呢；有那黑社会，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专跟官府作对。官府使劲儿禁，可能激成事端；不使劲儿禁，禁不动，无颜对外人。大家都是出来混的，得互相体贴不是？

耆英与黄恩彤说的都是老实话。道光那里还好糊弄，问题是德庇时不把他俩当知己，逼迫更甚了。两个人无奈，只好于1846年1月13日贴出准许英人进城的告示。告示一出，众哗。有人遍贴小广告：夷人敢进城者，诛！甚至有小广告上还写着“先杀勾通卖国之奸臣”的豪言壮语，矛头直指耆英等人。据说百姓一下子就封了“八大汉奸”，耆英、黄恩彤和广州知府刘浔占了前三名。

1846年1月15日下午，传闻广州知府刘浔与英人密订进城日期回署了，广州民众数千人冲进了他的衙门－放火，不但烧了人家的衙门，连人家的朝服也给烧了。这就叫爱国有理，咋都有理。放平日，百姓咋敢这样与官府作对啊。即使敢作对，也铁定算谋反。所以，啥事一沾民族气节与爱国感情，就成瘟神了，谁都不敢惹的。可怜的汉奸刘浔，从后门狼狈逃出。

众怒难犯之下，耆英与黄恩彤将刘浔撤职，并贴出布告，说13日那个告示是考察民情的，既然大家不愿让英人进城，那咱就不让他们进。耆英虽然顺应了民情民意，但是他的处境更困 难了。北京那边，帝国政界渐起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派；广州这边，士绅民众掀起了强烈的排外高潮。大家拒绝接受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局，批评战后所签的条约，拒绝执行其条款。耆英身处中西夹缝中，首先失去的是国内的支持与同情，失去的是一个总督大员所应有的权威。按马士所言：“他本来可以用他的政治家才能挽救这个帝国，但是他觉察到他自己已经孤立无援。”

中国这边不理解耆英的苦处，英国那边则理解了。刘浔事件，让德庇时确认了耆英与黄恩彤的诚实。他发现，耆英是中国官员中罕见的例外－偶而不照条约行事，或许是因为他的处境困难，而不是由于他天性偏狭。德庇时还发现，欧洲国家派驻中国的代表接触过的人物中，耆英不但是品级最高，为人也是最值得尊敬的。这个时候，担任英国外相的托利党人阿伯丁（G.G.Aberdeen ，1828-1830年和1841-1846年两度任外相，1852-1855年任首相）也同情上了耆英，他通知德庇时：关于开放广州城的问题，无论作什么可能损害到耆英地位的事，都应仔细考虑，因为广东人对于所有的外国人仇深似海，倘若耆英被迫去强制他们采取顺从的态度，他的处境将是十分困难的。有鉴于此，德庇时遂有所退步。他提出，在清朝皇帝同意英人拥有广州进城权及舟山退还后不再另给他国的前提下，他可以推迟进城时间。能推迟就推迟，解决燃眉之急嘛，耆英当然没啥可说，双方于1846年4月4日签订一个《英军退还舟山条约》。关于进城条款如此规定：“进粤城之议，中国大宪奉大皇帝谕旨，可以经久相安，方为妥善等因。此次地方官难管束粤城市民，故议定，一俟时形愈臻妥协，再准英人进城。然此一款，虽暂迟延，断不可废止矣”。

进城问题虽然暂时不提了，但是广州的民夷冲突却一波高过一波：

1846年7月，英商因为广州商馆附近水果贩子的叫卖声与华民冲突，群众包围商馆扔石头，英商开枪射击，中方死三人。

1846年10月，两名英国水手私行进城，被居民殴打受伤。幸亏中国官兵护送出城，否则小命不保。

1847年3月，两个英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前往佛山，被多人用石块殴击，幸亏中国官兵保护，否则小命不保。

广州英商向政府汇报并申请武装保护，这个时候，英国外相已由好战的辉格党人巴麦尊担任了（1830年-1834年、1835年-1841年、1846年-1851年三度出任英国外相；1855年-1858年、1859年-1865年两度出任英国首相）。这些冲突，当然会引起巴麦尊的暴怒。巴麦尊堪称那个时代的英国的代言人，他有一句名言：“英国臣民，不论他在哪块土地上，也应当确信，英国警惕的眼睛和强健的臂膀将保护他不受侵害和虐待”。总之，给英国人做外相，不是那么容易的。臣民在外面受了欺负，外相不暴怒、不替臣民向对方讨个说法，那这外相就不合格，也没脸继续当外相呢。但是这外相不知道，中西文化差别太大了。从政府方面来讲，如果说清国政府在臣民面前象二大爷的话，那么英国政府正好颠倒，在臣民面前就象二孙子，其存在的全部理由就是为臣民们提供公共服务；从百姓方面来讲，境界也不在一个层次上，比如中国的水果小贩，午睡时间到住宅区大声叫卖什么的，到今天还是中国的常态。英国百姓不接受，可中国百姓却没有恁娇情：中国人不参与公共政治－既没那想法又没那可能；中国人对个人空间也很含糊－含糊到几千年的时间内没有搞清啥叫个人权利与个人自由。这外相还不知道，俺们大清国人就是不喜欢外国人，虽然条约规定，外国人私自到乡下及内地游玩算是违禁，中国官民只可以交送当地领事，不得侮辱和殴打，但是，中国百姓一是不知道这等条约，二是知道这等条约也不愿意执行，见了外国人不歧视一下殴打两下，那还叫中国人吗？连孩子们都知道当面喊个红毛鬼背后扔个小石子的，这叫民族气节！别说1847年了，就是半个世纪之后，外国人在中国依然遭白眼。1890年前来中国考察的英国著名远东社会与政治研究专家亨利·诺曼认为，中国人敌视洋人，见到洋鬼子无不露出轻蔑与不屑，他描述说：“在一个早晨，你出去到北京的街头瞎转悠。你与你遇到的中国人之间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首先，无论何时你停下脚步，他们就会围在你周围。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成为一大群中国人围观的中心。这些中国人嘴里吃着非常可怕的东西，身上长满了寄生虫，散发着令人无法抵挡的臭气……你遇到的行人对你没有一点友好的表示，孩子们冲着你大喊洋鬼子，魔鬼。他们还用其他无法形容的更坏的方式来侮辱你。有一次，一个外国公使骑着马走在城墙下，有一块砖头从半空中落下来，砸到马身上，只差一点点就砸到这位公使的头。此外，中国孩子能从捉弄洋鬼子的恶作剧中获得极大的乐趣。他会找来一个巨大的爆竹，然后坐在门口耐心地等待，直至他看到你骑着马远远地走过来。这时他就飞也似的跑出来，用一根火柴棒将爆竹的纸捻点着。之后，他就躲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静观事态的发展。一般来说，他都可以做到让爆竹刚好在你的坐骑的鼻子底下爆炸。他们的这种早熟真是一种罪恶。如果你能够不摔下马来，并在你不想去的方向上狂奔了大约一英里之后停下来，他会认为他的实验仅仅取得了小小的成功。而如果你折断了脖子，立毙在马路中央，这将给他和他的家庭与邻居带来无上的荣光。”问题是这种大义，姿式不好看－外国人凭此断定咱特野蛮，效果也很不好－容易引来外辱。比如巴麦尊外相，认为英国政府就是英国国民在全世界的保护人，他指示德庇时：跟中国人交往，不能采用卑下的口气，否则他们就不把咱英国人当同等人。中国当局若不愿行使他们的权力来处罚和制止类似的辱英暴行，那么我们将不得不自行处理。跟中国人交涉，道义的手法不行，那就必需动用武力，必需让他们看清楚咱使用武力的决心。德庇时本来觉得，治安是中国方面的事，不应由英国政府亲自出面，但是现在也只好执行上级指示了。他给耆英发出照会：阁下如不纠正这些事件，那么我负责任地告诉你，你将造成中国人民的灾祸。这算是给耆英最后一次机会吧。问题是耆英对广州的民夷冲突无能为力，回了一个支吾其辞的照会。德庇时认为，不动手不行了。

1847年4月1日至4月3日，900英军用36小时的时间进攻并占据了虎门、珠江的主要炮台，把所有的栅门拆除，把所有的火药炸毁，把所有的炮眼给堵上了。

也不知广州的爱国贼们都干啥去了，德庇时的军事行动竟然没有遭遇任何抵抗，他们从炮台一直行进到广州商馆，并声言要亲往佛山泄忿。这个时候，耆英出场了，他扮演的角色，类似后来的李鸿章大人。一句话，他得给爱国贼们擦屁股了。谈判桌上，德庇时提出惩凶、租地、进城等七项条件。耆英回说：除了进城，其它六项都好说。德庇时回说：不好说，俺就要攻城了。耆英无奈，只好与德庇时签约：以1847年4月6日为期，两年之后，为英国官民进粤城之时。此约为道光所批准，于是，德庇时在职期间，英国人获得了1849年4月6日进入广州城的权利。

英国人获得了权利，耆英则获得了臭名声。在他签约之前，广州百姓就掂着石头与广州商馆前的英兵冲突上了，待耆英一签约，他们就把石头对向了耆英。有小广告云：“选定弓箭手，埋伏射耆英；破了黄烟筒，自后不劳兵。”黄烟筒乃广东巡抚黄恩彤。黄恩彤，山东宁阳人。1826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1840年任江南盐巡道，后迁江苏按察使署江宁布政使，期间参与《南京条约》的议定。签约后赴广州办理善后事宜，因功升任广东按察使、广东布政使，1845年2月任广东巡抚，一直协助耆英在广州搞夷务。搞多了，就成了明白人，关于广州的民夷冲突，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指出三点：

第一点，广州民夷犹冰炭，相爱而相忌。现在广州富甲诸省，关键就是通商通夷。别说我绝关闭市了，就是夷商突然全撤了，羊城若干万人就会马上失去生计。现在他们所争的，就是个贸易旧例而已。上海等地开口以来，待夷颇宽，夷转觉粤人相待之薄。粤官欲执新章，粤民转怪待夷人过厚。粤官夹在中间不好办哪。千回百折，搞得人心力俱疲！

第二，粤人根本不是真的与夷为仇。夷来中国贸易，一切皆仰给于内民。如果众心坚一，既不与之交易，又不给其打工，不出三天，不烦一兵，夷人已坐困矣。

第三，一二粗通文墨、不安本分、不晓事体、不知谁何之人，徒欲假忠义之名，自快一时之笔舌，今日标红单，明日出白帖，刊刻张贴，欲以空言吓夷胆，不知区区伎俩，早为夷人窥破－说起来雄兵百万，实际却是个乌有先生，没任何益处。

不得不承认，黄恩彤也是清国当时难得清醒者，他反对反入城。问题是他这明白只能处于背后发牢骚的地步，不能说给皇上听。何况此时已经罢兵息战，雨过忘雷，好了伤疤忘了痛，“剿夷派”有所抬头，道光帝因为《南京条约》对天朝尊严的伤害耿耿于怀，加上广东反入城斗争的气势导致他认为民心可用，对黄恩彤这样的“抚夷派”开始不满，1847年1月借故将黄恩彤的巡抚之职革去，连降三级，以六品顶戴留粤委差，于是，黄恩彤就跟耆英一块儿臭了。

说句老实话，清国的“抚夷派”是出力不讨好。“剿夷派”高叫着打打打，打又打不过，在前头只管捅漏子、屙裤子。“抚夷派”嘀咕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不能打非得打，在后头给剿夷派补窟窿擦屁股。前者屙得痛快不说，还能屙出个青史留名；后者擦得不爽不说，最后却给自己擦个遗臭万年。也不知中国的历史咋搞的，思维竟然如此的简单－主战就叫爱国，主和就叫卖国！似乎不明白，他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不管是主战还是主和，顶多是策略不同，而目标与立场却永远一样：第一，吃皇上的饭，给皇上干，皇上叫和咱就和，皇上叫战咱就战；第二，维持现任政府的稳定，保持现任政府的最大利益，只有这样，自己的官位才能稳定，官俸才能维持！

抚夷派当然也不傻，也知道自己出力不讨好，不如站一边学爱国人士，站着说话不腰疼。所以耆英的心腹－另一个抚夷助手、已革盐运使赵长龄给耆英出主意了：别在广州做钦差了，中外这架势，咱招架不住，运动一下，内调吧。两年期一到，咱已置身事外了。耆英一听，对头，这地方儿不好呆，咱为什么不离开呢？运动谁不会啊，天朝大吏的基本功。

运动的当口，广州民夷还在冲突中。耆英这次老实多了，对于冲突处理得很及时。问题是，他越及时，越是加深广州人民对外夷的仇恨，并减损他本人维持治安的力量。甚至，他越处理，广州民众越给他找事儿。1847年12月，冲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六个英国人前往黄竹歧散步打雀，遭遇村民拦阻，双方发生冲突。中国村民死一人，伤一人，六个英国人全部被杀，大部分尸体被切成了碎块。耆英审判结果，当天斩掉四人，另有十一人从斩首到流放呈报给了刑部，等候刑部最后确定。

此事过后，耆英的内调活动终于成功。1848年2月他被道光召回了北京。干了这么长时间的夷务，总算安全着陆了，躲离了广州这个是非之地，代替他的，是新的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徐广缙和广东巡抚叶名琛。黄烟筒则仍被两人留用。问题是黄烟筒也想躲开了。一者是黄烟筒与这两个二百五上级的夷务理念不同；二则，黄烟筒早就不想干了，适逢其兄病故，遂以侍养双亲为借口，告退回家了。时间是1849年3月。这是大清恶制下劣币驱逐良币的又一例子。如此体制下，大清能有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