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庄死于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

至少大家都是这么猜测的，这成了宝盒子多少年来心中一块不能愈合的伤疤。

他时常向我抱怨，他脑袋里潜藏着一只老鼠，经常半夜三更地出来嘶咬神经，他动用了所有的手段想赶走它；喝酒买醉、抽烟装睡、手淫搞累，但是这只老鼠总是驱赶不走。它行踪诡秘，有时候非常温顺，伏在暗处不动，有时候性格暴躁、行为怪诞地在大脑里跑来跑去。他试着和脑子里的老鼠做朋友，但这只老鼠品行恶劣，总是左右着他的思想，让他处于舆论和道德的中心，这让他很难堪也很无奈，所以他宁愿跟我们这些童年伙伴渐行渐远，这样他心里的压力会小一点儿。

我当然不信他这套狗屁理论，他纯粹拿我当傻瓜。那时候我不仅小雀儿蜕变成黑色的大鸟了，周围还垒了厚厚的鸟窝，思想上也成熟了许多，但是，我总是在同其他男人争宠中落败。痛定思痛，原来是人的成长并不完全和身体的成长成正比，年龄是一回事，阅历又是一回事。杨心红曾形象地把我比喻成小公鸡，鸡冠红红、羽毛丰满，也会打鸣了，但是离女人心目中的白马王子还差十万八千里。

庄宝盒也好不到哪儿去。七十年代中期的那年夏天，我即将高中毕业走上工作岗位，这一年，我俩成了最要好的朋友和孽债最深的冤家，原因是我俩同时爱上了牛玉琴。

牛玉琴已经转到水磨头公社高中读书了，兵工厂自己办了子弟学校。既然是子弟学校，农村孩子就不能来此上学了，我们为此失去很多乡下的好朋友、好同学。

不过那年头特别强调军民鱼水情，部队是鱼，老百姓是水，水离了鱼能行，鱼离了水不行。学校经常心血来潮，联合地方举办运动会或者诗朗诵比赛。

我和牛玉琴在公社的读毛选积极分子朗诵大会上合作过一次。会场选在一块正在兴建的农田里。那块农田是全公社最大也是最平整的山地，地头儿插满了红旗，站在上头四下看，到处红旗飘扬，广播喇叭歌声阵阵，足见人民群众是多么地扬眉吐气。

牛玉琴代表水磨头公社中学朗诵老三篇中的《为人民服务》，我代表职工学校朗诵《纪念白求恩》，庄宝盒则夹杂在部分社员中朗诵《愚公移山》。我和牛玉琴尚好，在万人注目中倒背如流，庄宝盒却当众出了丑，当他背到“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时，误说成“自己的孙子是没有一样的啊”，惹得全场哄笑不止。这让带队的老师既尴尬又紧张，好在只是一场普通的比赛，没有人上纲上线，否则老师一定倒霉。

比赛过后不久牛玉琴也退了学。当时社会上有一种说法，农村女孩子学上得再好，最后还是回村修理地球，但我相信，牛玉琴的父亲不会糊涂到这个程度，反而更相信庄宝盒打听到的确切消息。水磨头村正在物色一名赤脚医生，牛玉琴的爹在村里当支书，这个名额非她莫属。爹早为姐妹俩设计好了一条通往幸福的康庄大道。在村子里干上两年，然后从公社讨个指标，再经贫下中农推荐，堂而皇之地上大学，到那时，她就真正成为从农村广阔天地走出去的大学生，从深山里飞出去的金凤凰。

那一年我也面临着重要的抉择，高中即将毕业，是上山下乡还是留城举棋不定。我姐姐两年前已经下乡了，她去了新疆建设兵团。为了一个要好的男同学不辞而别，我爸妈都很伤心，发誓与她断绝关系。

我表姨从年轻就没有孩子，姐一直跟着她生活。母亲说我姐后面她又怀过一个孩子，却因为年龄隔得太近狠心流掉了，待引下来一看是个男孩，十分后悔，心里就对姐产生了疙瘩。母亲的心结不止这个，有一年，她带姐去表姨家串门，人家桌子上摆着一碟子咸鸭蛋，表姨应付地让了一句“坐下来一会吃吧！”母亲虚荣心极强，就说吃过了。我姐心里馋，嘴上却不敢说，站在那里眼泪汪汪的。出门后母亲很生气，就吓唬她道：“你若想吃咸鸭蛋，就跟着你表姨过！”没想到我姐竟然真的点点头，第二天，就一个人去找表姨把这事儿说了。表姨喜出望外，上门找我母亲。那天，她整整提了一篮子咸鸭蛋，我母亲全让她提回去了。当表姨左手提着那篮子鸭蛋，右手牵着我姐的手走远的时候，母亲差不多哭昏了过去。

那一年社会上谣传很多，知青的思想也比较迷茫。我姐来信说，很多下乡的同学都遇到了问题，或不适应，或遇到了生活困难、遭遇到不公。她还好，有男朋友的家人照顾，但是很多内地去的知青，特别是大城市去的忍受不住那种冷落和孤寂，跟当地青年谈开了恋爱或者相互恋爱，这影响到他们返城或者就业上学。稍晚的时候，从知青点流传过来一些歌，都是那种非常消沉的内容，其中一首就是还流传至今的《远飞的大雁》：

“远飞的大雁，

请你快快飞嗯嗯嗯，

捎封信儿到北京……”

知青们把后面的歌词改了，改成捎封信儿给亲人。带队的知青组长和地方革委会派工作组去查，但查来查去查不到源头，再翻看那些手稿，觉得歌词并不是那么反动，相反，婉转流畅，在寂寞的夜晚哼唱，简直是一种精神上的解脱。压反而不如疏，因此，也就雷声大雨点儿小。姐手抄了一份寄给我，我几天就学会唱了，转抄给其他同学，大家觉得并没有什么不好，相反还挺有文学品位。

我姐何书香属于家庭的叛逆者，父母从来不让我提起她，但是，母亲会背着家人拿出姐的照片流泪。姐信里所透露的下乡情况很有普遍性，我们这些即将高中毕业同学的家长都十分担心，孩子再下乡会不会吃苦？今后有没有出路？厂筹建主任杨文革身兼数职，其中一个职务就是知青下乡领导小组的组长。

杨文革原来不姓杨，也不叫文革，有了解他身世的人说，他本姓焦，但具体怎么改名换姓没有人说得清。他模样看上去比我父亲还老，但是户口上的年龄却小。那时已经是处级班干部了，平时总穿着工装，戴着近视眼镜，看上去看温文尔雅。但是谁若把他看作成是温和善良的人就大错特错了，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说他心狠手辣。他是我们厂的筹建处主任兼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组长；筹建处主任自然是个肥缺，后者虽说名分有点小，但在知青家长的眼里同样重要。

那一年边疆形势不稳，大批城市知青要求返城，我姐姐也在上诉的学生之列，这使她与男朋友产生了难以弥补的裂痕。国家实际已经在关注知青问题了，他们既非农民又非军人，千里迢迢去边疆干什么？内地的政策于是出现了微调，就近下乡，并且明确表示，要选择富裕村，群众基础要好，村集体领导班子要强。知青重点是接受再教育，让这群八九点钟的太阳在大风浪里炼红心，将来好好接过无产阶级革命的班。

毕业前夕，杨文革变着法儿组织了一次野营拉练，把同学们拉到野狼沟外的大山上搞军训，实则是给我们洗脑。全体毕业生以班级为单位，背着从厂武装部借来的半自动步枪，打起背包在山里转了整整一天，后来来到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没想到这里竟是牛玉琴的家，村名叫水磨头。

水磨头这个名字挺有意思，一位村民介绍，就是灵依河发大水的时候漫过头顶，但是这位村民接着说，他在村子里住了六十多年，一次也没见过水没过头顶，连小腿都没有没过。同学们先是参观村子里的大寨梯田，又参观新盖成的知青点宿舍，那是两排崭新的大瓦房，就坐落在河畔，空气新鲜，环境优美。晚上还参加了忆苦思甜大会，大会之前大家先是齐唱 《不忘阶级苦》这首歌，它忧伤的旋律把许多同学都唱哭了。

“天上布满星，

月亮亮晶晶，

生产队里开大会，

诉苦把冤伸！”

忆苦的主讲人就是牛玉琴的爹，村支书牛得田。

这个名字起得好，牛得田就有活干，饿不死。晚饭前，牛支书特意让大队的饲养员做了一锅地瓜叶掺地瓜面的稀粥，起名叫忆苦思甜饭。同学们徒步在大山里走了一天，饿得前心贴着后背，一见有饭吃，好一顿大吃大喝。没想到很快就来了情况，肚子根本承受不了，先是腹胀难忍，后来干脆屁呲狼烟。当牛支书讲到万恶的旧社会，家里穷，结婚都没有像样的被子，两口子合盖一件破羊皮袄时，同学们窃窃私语或者掩嘴偷笑起来。庄宝盒恰在这时放出一个很大动静的屁来，立刻引起一阵哄堂大笑，本来挺严肃的会场被他搅得秩序大乱。

牛玉琴那天也在会场，对于这件事耿耿于怀，她后来虽然没有说，但对于庄宝盒态度的最终转变或许有很大的影响。

回到学校后，同学们斗志昂扬，纷纷写了血书“志愿到广阔天地炼一颗红心”。庄宝盒是其中最狂热分子之一。我在他的鼓动下也当场写了决心书，算是对上山下乡的一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