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母亲从老庄家回来，破例没有多说话，只是不断地哀声叹气。到后来我也没弄明白，母亲态度为什么反常，但我渐渐感觉到了老庄一家的不同。

我不清楚，庄宝盒一家是如何从青藏那么遥远的地方搬到内地的。庄宝盒说，光火车就坐了一个月，还要不断地倒车。老庄临走前，从藏民那里淘了些结实好看的家具，有一个藏柜、一个藏桌和一个藏箱，本想到内地的时候换些钱，但是在车上倒来倒去，到终点站的时候，不但外包装散了，连家具表面上的彩绘都磕碰坏了。

杨主任安排车去省城接站，听说有好几个木箱子，便派了辆板挂车。车到厂里的时候，安排厂民兵小分队的人卸车，但民兵小分队临时要参加誓师大会保卫，于是野蛮装卸，等到拆开包装箱看时，已经面目全非了，我清楚地记得老庄守着那堆木头脸上绝望的神情。

这次野蛮的接站和装卸，成为老庄和杨文革结怨的开始。

老庄曾找杨主任要求赔偿，他说这些家具可以称得上文物了，价值不菲。杨文革却不买他的账，说如果是文物老庄就涉嫌违法了，它就是几件普通的木器。如果老庄愿意，他可以让木工房照原样做几件，但条件是原件要上交。他作为这个厂的负责人，不能让国家财产受损失。老庄当然不能接受，为这事他没少往杨主任的办公室跑，俩人一见面就吵，后来冲突升级，动了手，积怨到你死我活的程度。

我爸待的兵工厂建在三省交界处，厂部在一个省，生活区在一个省，生产区又在另一个省。我家住的地方叫野狼沟，是一条纵深数十公里的峡谷。野狼沟地势险要，一条山路曲折贯穿山中，沿着山路行走时，无论是春夏秋冬，总会感觉到阴风阵阵，即使是烈日当头的中午，谷中的风也总是凉凉的。

厂房和车间就建在这条峽谷的深处，是这座峽谷的最开阔地带，地势平缓。这里海拨很高，一般树木不喜欢生长，只有一些奇形怪状的杂木。整个厂区依山而建，厂房鳞次栉比，在两旁陡峭山体的映衬下显得十分矮小，这让来自平原、且住惯了宽敞房子的母亲十分不习惯，她从进山第一天起就分不清东西南北。

我家住在东山坡上，三面环山，一面临河，每天早晨睁开眼，我第一眼就看到连绵起伏的山梁和那条进山的大道。山口耸立着一座数十米高的钢架，上面画着一幅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年轻的伟人身穿蓝布长衫，手持雨伞走在布满荆棘的小道上，他身后风卷残云，脚下江山如画。我之所以喜欢这幅画，是因为它是我父亲的杰作。我父亲从小就学画，画这样的油画当然不在话下。

庄家和何家算是有缘，有缘在于我家搬来不久老庄家就也搬来了，老庄宿舍的钥匙还是父亲替他领的。先前一天，我母亲就带着我为老庄家打扫卫生。房子虽然不大，但父亲很满足地对老庄说，在这之前职工是住不上这么好的房子的，党中央号召先生产后生活，同帝国主义抢时间，全家老少都睡帐篷。老庄当时瞪着眼问我爸，都睡账篷，想跟老婆亲热怎么办？我爸又是甩手又是瞪眼地说：“这是该问的话吗？往后守着孩子不能开这种玩笑！”

老庄进厂的时候厂领导刚刚换了说法，先生活后生产，大家热情空前高涨。我家是最早享受待遇的一批，分到了靠东山坡的三间房。这里一年四季朝阳，每当早晨太阳升起来，第一缕阳光就照进我矮小透明的玻璃窗，映得屋子里明晃晃的。而老庄家的房子没有这种优势，阳光不但照不到窗子里去，连半边院子也照射不到，全被背后的高山挡住了，春秋还好，冬天十分阴冷，墙壁总是湿漉漉的。

但这毕竟是能克服的困难，再说大家都是宣誓来建设“新三线”的，这样的苦都吃不了那还算什么军工人？

老庄一家来时情绪也空前高涨，不管怎么说从寒冷的高原来到了温暖的内地是件幸运的事。青藏那地方一年到头下雪，想洗个热水澡都奢侈，现在好了，只要高兴，光着屁股跳进深水潭里，卵蛋泡成海茄子都没人管。

老庄来的那天下起了蒙蒙细雨，这种雨在野狼沟相当普遍。当载着老庄一家子的卡车缓缓开进山里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杨主任打着雨伞，站在画像前等他。那里有一盏路灯，就挂在扯起的钢架上，摇摇晃晃，照得山体和周边的树木惨白。雨水仿佛密织的网从天而降。杨文革伸出像女人一样雪白的手，满脸微笑地说：“欢迎你们全家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从遥远的大西北来到野狼沟，成为祖国骄傲的军工战士！”

说完他把雨伞伸过去，替老庄老婆遮挡住雨水，女人的身子和半个脸立刻被罩在阴影里，表情模糊。老庄晃动庞大的身体挤过来，一把推开他，嘴里骂道：“你少来这一套！我上好的家具全让你这帮人给毁了，我千里迢迢运回来容易吗？你们得陪我！”

老庄的这句话破坏了现场的气氛，杨主任黑着脸把伞收回去，那些跟来帮忙的人扭头都走了，把老庄一家晾在那里。雨下得越来越大了，卡车上的篷布因为淋了雨而特别沉重，想重新盖上几乎不可能。那些破损的木器看上去不堪一击，辗转千里运回来的东西，在离家门不足一百米时被当作劈柴一样泡在雨里。

我父亲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他把身上的雨衣披到了老庄的身上，晃了晃手电筒扭头走了，原来他是挨家挨户喊人去了。大家听说来了新邻居，杨主任又扔下人走了，个个义愤填膺，拼足了力气把篷布重新盖好。老庄显然被感动了，自我安慰地说，大不了重新找木工拼装一下，这些都是上好的实木，不怕风吹雨淋，即使是沉在水里也千年不腐，只可惜上面那些彩绘，有些是描金的。我父亲笑了，说：“既然不怕水，干脆就趁着人多赶紧卸车。木工你也不用到处找，别看我是电工，但木匠活一样干得好！”

说出的话就要兑现，整整一个冬季，每天吃完晚饭后我父亲就到老庄家里替他修理那些破损的家具，半夜前隔壁总会传来“噼噼啪啪”的木匠工具声，到过年四处响起“噼噼啪啪”的鞭炮声的时候，老庄家的声音葛然而止，损坏的家具簇新地立在眼前。老庄感激地说什么也得请我父亲喝酒，他有原汁原味的青稞酒，我父亲则神情坚决地推掉了，他说也就是占用点儿业余时间。要说喝酒，等年三十晚上，让我妈多做两个菜，两家一块儿热热闹闹地过个年。

那是在大山里过得最有意义的一个年，大人们坐在矮桌上喝酒，我和孩子们则跑到外面放鞭炮。鞭炮声在山里的夜空里格外响亮，群山回荡。后来，小伙伴都聚集到厂部的空地上看焰火。所谓焰火，其实是厂民兵小分队朝着山上打枪。打的都是曳光弹，织成一面火网，偶尔有流弹四处乱蹿，像一只只不听话的萤火虫，既震撼又好看。我第一次看到会场上摆了那么多的真枪，有转盘机枪、手枪、冲锋枪、半自动和全自动步枪，民兵最后把楼顶上的高射机枪都搬来了，射击声震耳欲聋。我和庄宝盒用手掌堵着耳朵，弯腰四处抢弹壳。

老庄带回来的家具被磕坏了，大家并不同情他，因为那看上去像封建迷信品。大家反而怪他小题大做，赶跑了帮助搬家的人。但如果仅冲着老庄对杨主任发脾气，就说明他脾气坏也是冤枉了他，他是个军人，军人有军人的作风。做事干脆利落，从不拖泥带水，也从不小肚鸡肠，他就是个炮筒子，放过炮之后就风平浪静了。

乍从从高原回到内地，他和家人充满了喜悦与感动，那点损失并不算什么。记得头一次我跟着母亲去他家串门，居然被这一家人的喜悦所感染。起初，我以为庄宝盒就兄弟一个人，但是从他母亲的身后一下子钻出三个脑袋。庄宝盒站在兄妹中间其貌不扬，兄弟和妹妹长得又结实又好看，只有他像个病秧子。他母亲穿着斜襟镶着边儿的老土布衣裳，头上戴着绿围巾，面无表情；更古怪在于她长着一只红鼻子，乍一看上去像挂着只红辣椒。我母亲说她的红鼻子是高原长期缺氧的结果，但我半信半疑，人家高原缺氧面颊发红才对。后来事实证明，她的鼻子红是鼻炎造成的，也有中医称是胃热的表现，但不管怎么样，这个叫榆叶的红鼻子女人，一下子赢得了我和母亲的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