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分配到职工医院。这是第一份工作。

说第一份工作是因为后来我又从事过多种工作，做过杂志编辑、当过小报记者、自由撰稿人，最后做了编剧。正应了母亲的话，我这辈子都与文字打交道，岂不知只是表面风光，其实是最辛苦最穷的职业，说不上是成功还是失败。

中年以后与同龄人谈到人生的得失，大家纷纷感慨，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总是搭错车。人家上学我们插队，人家插队推荐上大学，轮到我们又恢复高考了。我们想进领导班子，唯文凭论，当我们考了文凭，又要求注重实践经验，总之，步子永远迈不到点子上，总是与机遇擦肩而过。

但人不能太贪婪，命运垂青你一次就足够了，这就是国家给我安排的第一份工作。

“听诊器、方向盘、杀猪刀子、售货员”都是那个年代最光荣最抢手的职业，我竟然毫不费力地就得了个头彩。

这个光荣职业归功于我母亲缜密的心计，她在我和杨心红之间抛出了一根红线。待价而沽的日子里，杨心红每每从我门前走过，都忍不住频频张望，有时候故意咳嗽两声，在我的注目礼中，她把那粗糙的臀部扭成一朵美丽的睡莲。不久，我的报到函就下来了。父亲去厂劳资处取那份包含无限期待的公函时，手都激动得发抖。杨文革满含深意地对我父亲说：“小何可是百里挑一，你要叮嘱孩子，千万不要辜负组织对他的期望！”

父亲诺诺地说不出话来，什么组织期望，其实就是杨主任的期望，期望我成为他的姑爷。但我实在对杨心红没有感觉。母亲劝我，千万不要把这层窗户纸捅破，时间会淡化一切。

看来我母亲老谋深算，去职工医院报到那天，我像只撒了欢儿的驴子，连蹦带跳。但我的兴奋劲儿还没有过去，一瓢冷水就泼到头上，杨心红打过电话来，说她的爸爸兼着医院的支部书记，决定着我今后的升迁、上学或者进步之路。

我感到刚逃出一张网又钻进了另一张网，这就好比孙悟空想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他翻了七十二个跟头，行了十万八千里，结果看到根旗杆，尿了一泡尿，得意地以为到了没人管的天边，结果还是没跳出如来佛的手心去。那不是旗杆而是人家的手指头。

这个故事老少皆知，但没人知道我就是那个孙猴子。职工医院是座独立的小楼，在厂部大楼的斜对面，但医院楼地势要比厂部大楼低出来不少，从总机室可以俯看医院的全貌。连男厕的窗子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今后我掏出鸟儿来尿尿的表情，怕都要被看得一清二楚。

新工入职典礼的那一天，父亲亲自陪我走到厂部食堂的入口。新工要在那里集合，接受半个月的培训。他叮嘱我，初入社会不要做扬起尾巴的狗，而是要做夹起尾巴来的人。我不太理解其中的含义，但这句话影响了我的大半生。杨主任亲自给我们上第一堂课，主题是如何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做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话音未落，我就抢在了大家的前头，热烈地鼓起掌来，这阴差阳错地带动了整个会场的气氛。事后杨心红给予我高度的评价，她没想到我会那么主动，全会场二百多人，只有我的掌声最热烈。

我不知道这话是褒是贬，是否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但母亲警告我凡事要小心，这可是在人生最重要的十字关头，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就会影响一生。事实证明母亲的话是对的，没过几天，杨文革就在全体医务人员大会上庄严地宣布，我将赴毛县医院进修。

我彻底地被母亲伟大的智慧折服了。她不过是个家庭妇女，却能把这个世界看得如此透彻。自从她生了孩子后，从来没有被组织垂青过，最大的骄傲是庆祝三八妇女节，女民兵不够了，她来凑数。那天，年轻的妇女们背上钢枪，穿上工装，戴上白手套，在嘹亮的女声合唱《七绝·为女民兵题照》歌声中走上操场，列队从男人们面前走过。母亲精神抖擞，在一群妇女中鹤立鸡群。好几个月过去了她还沉浸在走秀里，每天嘴里哼唱着：

“飒爽英姿五尺枪，

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

不爱红装爱武装。”

出发那天我代表赴外学习的男女庄严宣誓：“我们是工人阶级的后代，一定不辜负组织对我们的信任，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重托。不学到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坚决不回来！”

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我才能说出如此慷慨激昂的话，内心充满了赴汤蹈火的意志和决心。同行的女生们兴奋得满脸通红，她们有从知青点招募回来的，有从县城弃学来的，也有从外省市通过关系进来的，满怀着感激或者崇敬的心情。杨文革慈祥地望着我们一行人，冷静地用双手压了压说：“要回来，要回来！你们这又不是去战场，学个一年半载就要回来。工厂需要你们，领导和同志们需要你们！你们是职工医院的新生力量，要为军工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

那是我经历过的最隆重时刻、见到过的最亲切领导了，在以后数十年的职业生涯里，只有在红色电影里才能重温这样的场面。我终于踏进了工厂的大门，低下了年轻而高傲的头颅，学着夹起尾巴来做人。我被一条温柔的红线栓住了，感觉自己就像一条狗，被主人用绳子牵着，想挣脱出去简直是痴心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