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山县城是我见到的中国版图上最小、最落后的县城，它蜷缩在山脚一块不足五平方公里的山坳里，比不上一个公社驻地大。同事们很快就总结出一套顺口溜：“一条马路九盏灯，电影院里满天星。东街一个理发店，西街一个大茅坑。”

我对毛山县城不熟悉，唯一的熟人就是牛金岭。

我在四月初走出了野狼沟，那个季节灵依河已经解冻了，到处溪水潺潺。山崖上的花依次开放，争奇斗艳。去县城的路上，可以看到阴坡上的冰雪还没有完全解冻，阳光底下明晃晃的像面镜子。

我们乘坐的是军绿色的崭新大巴，挂着军牌，这足以证明我们的身份特殊，让整个县城刮目相看。当车子拐进县医院大门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到站在欢迎队伍里的牛金岭。她穿着白色的隔离服，戴着护士帽，衣领里戴着一条红丝巾，有些诗意的活泼，特别鲜艳。她显然早就知道我要来，朝我会意地招手示意，那一刻，我突然发现她很美，是一种比牛玉琴更加成熟的美；我禁不住从座椅上站起来，敲打着车窗，表示对她的感谢之情。

母亲说我天生就是个被动主义者，什么是被动主义我不懂，大概就是我性格中的懦弱成分决定我向来逆来顺受。比如父母希望我成为一名医生，我就乖乖地进了医院；比如母亲说杨心红这姑娘好，将来肯定能生个大胖小子，我就整天想象着如何适应她那滚圆的后腚。母亲完小毕业，在女人中绝对算是有文化的了，她教育子女的方式也总是越俎代庖式的。而父亲受家庭礼仪熏陶多年，“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牢记于心，在教育我的方式上，也是善善诱导，这遭到母亲的无端指责，说我父亲不像男人，像个娘儿们。父亲从不上火，但他反击的理由十分准确到位，他问：“你见过谁家的娘儿们娶着媳妇养着一双儿女？”母亲被反驳得说不出话来，其实她心里明白，再也没有比我父亲更好的男人了。

父亲的确是好男人，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家务活样样都会，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还会木匠活。他在厂里也是好职工，每年都发有标兵、劳模奖状。但父亲对这一切都不看重，他看重的是要做个文化人，家庭也成为文化家庭。他说何家祖祖辈辈以文化为本，到我爷爷这辈子却沉沦下去，光想着闹革命，闹到最后连命都没了，这是何家之大不幸。他还感叹，他这辈子是不行了，他赶的时代不好，无力振兴何家，唯有寄希望于我。

“爸，你常讲我爷爷的爷爷的故事，为什么从不提我爷爷？”我带着一丝挑衅问。

这是我第一次向父亲提问，在这之前一直忌讳莫深。我的这个问题让父亲十分尴尬，他毫无招架之力或者说无法自圆其说。

何家的家谱尚在，家庭的文化传承不可谓不透彻，设计不可谓不精妙。父亲经常信口拈来，津津乐道，但是却总是忽略了一个人的存在，这就是我爷爷。父亲不说，母亲也绝口不提，即使是亲戚友人、街坊邻居也从来没有人提起过。他仿佛不是我们何家的人，仿佛从来没有这样一段血脉的传承。但是随着年龄渐渐长大，我总想探究这个问题。正如当年我沉迷于庄宝盒那幅神秘的器官图一样，我开始对何家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问题让我整个冬季都躁动不安。

我的话显然击中了父亲的要害，也最终打开了他沉重的记忆之门。他沉默许久才对我说，民国初年我爷爷曾是位讼师，就是替人写状子的那种人，相当于现在的律师。可是现在律师这个职业也废了，我爷爷其实就是个旧社会的臭文人。

我父亲特别强调旧社会，这与他先前零星透露的情况稍有出入。我爷爷怎么会是个臭文人？又是怎么当的讼师？父亲说民国初年，那有一定的历史了，怎么后来又闹开了革命？革命就革命了，为什么后来就没了音讯？地里没他的坟，家里没他的牌位。何家守着独立团团长这么个大人物，竟然夹着尾巴一声不吭，甚至连向组织要一纸证明的勇气都没有。

那天我向父亲发出一连串的询问，我思路严谨，字字斟酌，文采相当地好。

父亲有一丝噎语，脸红一阵白一阵，他最后还是嘟囔地说我爷爷其实是一个谜，全家人都不想提起他。他民国的时候真是一个讼师，后来他从家乡跑了，先是在外地教书，后来参加了八路军，还当了独立团的团长。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投降前，在老家红石岗有一场大决战，他的独立团全部打光了，他也失去了踪迹，被组织定为失踪人员。

这是我第一次完整地听说爷爷的事，而且是在运动刚过去的时期。那时候三位国家领导人刚刚离去，人们也尚未从悲痛中猛醒过来。我们家一直生活在平静里，父亲的家庭出身一栏一直写着是下中农，我的家庭出身里一直写着学生。在崇尚红色的年代里，我们家竟没有一点儿与红色有关的痕迹。而我偶然从父亲的嘴里得知，我家居然还有一个当八路而且是团长的爷爷。

我爷爷他叫什么、是哪个独立团？他带的部队还有没有幸存者？这些都让我着迷，急于想从父亲那里探出些什么。解放多年了，我爷爷失踪了，但组织上肯定有独立团的档案。退一万步说，即使他的团全部打光了，怎么组织定论只用“失踪”两个字？这其中一定有人为的原因。

凭他的职位、凭他的团长身份定性牺牲或者粉身碎骨并不困难。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那么多战场上失踪的人员，组织都毫不犹豫地给了他们应有的荣誉，而我爷爷竟然被定义为失踪人员。

除非有两个可能，不是我父亲撒谎就是组织还有隐瞒的问题。

父亲似乎对我后一个想法不愿过多的解释，他嘟嘟囔囔地说，爷爷的问题不是新问题而是老问题了，从日本鬼子投降到解放战争结束，过去这么多年了，组织上早有过结论了，仅仅是列为失踪人员。这些年他一个人在外，从来没有想到去为爷爷之死寻找些什么。经历了那么多的运动，能够平静地生活着就是一种幸福。父亲说老家也没人过多地关注过此事，毕竟他们都是农村人。那里也是山区，是一片不毛之地，荒凉至极，举目望不到边的是红色的石头和光秃秃的山岗，还有比这更可怕的，是贫穷而导致的心灵麻木与荒芜。

父亲和我的谈话到此为止，这只不过是我第一次关注成人的世界，证明我长大了。父亲说得对，在当时的环境下，还能有什么比平平安安过日子更让人欣慰，有什么比默默无闻更让我父亲母亲谢天谢地的？！那是个单色彩的年代，绝对不允许个性张扬。能做个“红五类”当然好，但既然我爷爷把这一切都带走了，我们也只能选择沉默，选择这种灰色的人生。父亲常说，人在享受权力和利益的同时就得担当同样的责任与义务。父亲的道理现实而朴实，他故意淡化上一代的功与过，就是在保护家人。爷爷失踪了，成为烈士当然好，但是如果突然有一天有人跳出来，指责他是叛徒或是逃兵，那么，我们老何家的天也就塌了。

父亲说人应该有知恩图报之心，特别应该感谢杨心红的爸爸，他为我铺就了一条金光大道。他告诫我，将来无论娶不娶人家的女儿，都不要忘记了人家，这个年代还能替别人做事的干部不多见。

这是我和父亲唯一一次公开谈论婚姻大事。那时候我初出茅庐，踌躇满志，想成为一名医生，还想成为一名作家。在人生坚定的目标面前，杨心红就微不足道了，她只是我生命之路上的一道风景，我更愿意把她当作一块垫脚石。

这块理论上的垫脚石并没有帮到我，一年后她的父亲就调走了，到另外一座城市当了一名教授。虽说职务升了，但是权力没有了，他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为杨心红谋了一个位子，校办工厂的文员。有一年我见到她，怀里抱着个瘦猫一样的孩子，一边掏出肥大的奶子哺育孩子，一边大声喝斥他的男人。她吃吃地笑着问我：“何书盒，你和牛玉琴有结果没有？要是早结婚的话，现在孩子也该断奶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