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蔡美云的娓娓道来，鹿鸣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向了大清末年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尤其是那轰轰烈烈却又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

彼时，亲政后的光绪皇帝，望着内忧外患、日薄西山的大清王朝，心中满是焦虑与不甘。在国内外各种错综复杂因素的刺激下，他终于下定决心，掀起了一场旨在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富强的百日维新运动。

回溯到19世纪末，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英、美、法、德、俄、奥、意、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迈入帝国主义阶段。这些列强为了满足自身的利益需求，加紧了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侵略步伐。古老的中国，犹如一块肥肉，被西方列强虎视眈眈地觊觎着。他们趁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偌大的中华大地，被分割成了一块块列强的“势力范围”，整个国家面临着豆剖瓜分的严峻局面，边疆地区更是危机四伏。

《马关条约》的签订，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道深深的伤痕。中国不仅再次遭受了割地、赔款的耻辱，大量的主权也进一步丧失。甲午战争的惨败，更是如同催化剂一般，加速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如同一把重锤，狠狠地敲击着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心，迫使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苦苦探寻新的救国救民道路。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却在艰难中迎来了初步发展的契机。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帝国主义的入侵虽然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在客观上也带来了一些刺激。《马关条约》中允许列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列强纷纷加紧资本输出，这使得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了进一步的破坏。然而，事物总有两面性，这种破坏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城乡的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兴起创造了一些条件。其二，洋务运动在其中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高举“自强”、“求富”的大旗，兴办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这些企业的创办，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命运，但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引导和刺激的作用，如同在黑暗中点亮了一盏微弱的明灯。其三，一些觉醒的国人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抵制洋商洋厂视为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手段。他们振臂高呼“实业救国”，并抓住有利时机，大力发展民族工业。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为资产阶级开展维新变法运动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不断壮大。他们不再满足于仅仅在经济领域发展，开始谋求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政治权利。于是，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勇敢地登上了政治舞台，为戊戌变法的兴起奠定了阶级基础。

回顾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封建统治也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先进的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救国道路的探索。林则徐、魏源等先驱者，主张“向西方学习”，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呐喊，成为了中国学习西方的先声。然而，由于受到时代和自身的种种限制，他们的思想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未能付诸实践。

随后，洋务派接过了“向西方学习”的接力棒，并将其付诸行动。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主要侧重于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希望通过引进西方的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实现“自强”、“求富”的目标。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征程，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然而，甲午战争的惨败却无情地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事实证明，仅仅学习西方的技术并不能拯救中国。

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中的许多人，亲身参与了洋务运动的实践。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后，他们深刻地认识到，洋务运动仅仅将“制器”作为学习的重点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真正需要学习的是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早期维新派针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改革方案，如主张发展工商业、改革教育制度等。然而，他们的思想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且主要停留在理论宣传层面，很少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尽管如此，他们掀起的维新思潮，仍然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康、梁维新思想的形成起到了思想先导的作用。

康有为作为维新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巧妙地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以此来宣传变法。他的思想在当时犹如一颗重磅炸弹，极具震撼力，为维新变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然而，他的思想中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这体现了他对封建顽固势力的妥协。

梁启超则进一步扩大了维新思想的影响力。他以犀利的文笔和激昂的言辞，将维新思想传播到了更广泛的人群中。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在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大增强了维新变法的声势，为变法运动的开展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另一位维新派的重要人物严复，虽然没有直接参与维新运动的实践，但他通过发表文章和翻译西方著作，对封建顽固思想进行了无情的抨击。他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维新主张，强调了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性。严复对西学的介绍和宣传，犹如一阵春风，吹进了近代早期知识分子的心中，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也为即将到来的戊戌变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正当维新变法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开展之际，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顽固派（包括洋务派），围绕着三个“要不要”，即要不要实行维新变法、要不要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要不要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大论战。这是一场维新与守旧、变法与反变法的较量，是中国资本主义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维新派利用这次论战的机会，充分阐述了自己的思想观点，使维新思想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场论战中进一步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倒向维新阵营。

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的组织发动下，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然而，由于顽固派的阻挠，这份上书最终未能送到光绪帝的手中。但“公车上书”却标志着维新思潮开始转变为一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

蔡美云稍作停顿，喝了一口茶，润了润嗓子，继续讲述着烈序章以后的情况。

在光绪皇帝锐意进取、大力任用新人的浪潮中，烈序章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能力，再次得到了擢升，被任命为司法大臣。此时的烈序章，可谓是仕途顺遂，春风得意，前途一片光明。

而孟秀廉到了京城后，凭借着自己多年积累的老关系和雄厚的本钱，迅速展开了自己的生意。起初，一切都进展得非常顺利，他的生意做得有声有色。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正处于上升阶段，孟秀廉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开始在京城办厂。然而，好景不长，很快危机就接踵而至。不知为何，他的产品开始滞销，市场份额逐渐缩小。紧接着，原料短缺的问题也日益严重，生产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更糟糕的是，商场上经验丰富的孟秀廉，竟然遭遇了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为了尽快摆脱困境，他急于签下一笔大单子，却没想到陷入了骗子的圈套。对方骗取了他一大笔钱，同时他还因为原料短缺而欠下了巨额的原料款。在这双重打击下，孟秀廉的生意一落千丈，最终破产了。

孟秀廉无法承受这样沉重的打击，一病不起，生命垂危。躺在床上的他，气息奄奄，面容憔悴。孟蛾婉守在父亲的床头，泪水不停地流淌，伤心欲绝。

孟秀廉费力地伸出手，轻轻地摸着女儿的头，用微弱的声音说道：“婉儿，先别哭了，为父有要紧的话要告诉你。再不说，只怕真的没有机会了。”

孟蛾婉强忍着悲痛，扶着父亲坐起来，喂他喝了一口茶，轻声说道：“父亲，你慢慢说吧，女儿听着。”

孟秀廉喘了口气，缓缓说道：“我们孟家，是京城世代名商，最早可以追溯到大明朝宣德年间。那时候，京城里有个出了名的大户商家，叫孟庆宇。他常年利用丝绸之路做生意，往来于西域一带，在京城的生意则由长子孟获龙主持。那时候的孟府，就坐落在京城的棒槌胡同13号。”

孟秀廉又喝了一口水，稍微缓了缓，接着把孟府的家族血案，一五一十地向女儿道来。孟蛾婉听着父亲的讲述，心中充满了震惊和疑惑，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恐惧。

孟秀廉最后说道：“咱们家这一支的高祖，就是孟庆宇的长子长孙孟耀文。孟庆宇当初带着女儿孟瑶茜、女婿曹建华，还有儿子孟耀文，卖掉了祖宅棒槌胡同13号，去了口外。他们辗转多地，最后选择了热河落户，以后就有了咱们这一支的传承。”

孟蛾婉恍然大悟，喃喃自语道：“原来高祖是孟耀文。”

孟秀廉紧紧握住女儿的手，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说道：“为父现在有一个祖祖辈辈都没有完成的心愿，要留给你。第一，生下孩子后，一定要有一个姓孟的儿子，延续孟家的香火。第二，一定要把祖宅赎回来，那是孟家的根。只是千万不要告诉序章实情，因为那是一座凶宅，里面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和危险。”

孟蛾婉含着泪，重重地点了点头，说道：“父亲，你放心，女儿一定会完成你的心愿。”

孟秀廉听了女儿的话，脸上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随后缓缓闭上了眼睛，永远地离开了人世。孟蛾婉扑在父亲的身上，放声痛哭，哭声在房间里回荡，充满了悲痛和无奈。

而此时的烈序章，还沉浸在仕途得意的喜悦中，全然不知妻子家中发生的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