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所后来被称为小春晖的学堂是陈春澜不久后捐建的“大春晖”的前身，也是他一生中的第一个得意之作，更是他从一个腰缠万贯的大富商蜕变成为一个热心桑梓的慈善家的重要转折和起点。

开学那天，陈春澜望着横山脚下这所由自己出资建办起来的春晖学堂，真是感触良多。他不会忘记四十几年前那个寒冻彻骨的傍晚他差点饿毙在这里的情景。那时这里还是一处野狗出没的乱葬堆，他为了拾狗屎来到了这里，但当他拾完最后一坨狗屎准备跨过一堆白骨时，他却因过度的饥寒而晕倒了，幸亏一个刚死了亲人来这里烧纸钱的哑巴救了他，这个哑巴后来成了大富商陈春澜身边最亲近的人之一。

现在，在当年他每天拾狗屎的地方，在他差点倒毙的地方，在一处荒草没膝遍布着白骨和时有野狗出没的地方，一所造型别致、粉墙黛瓦的春晖学堂平地而起。学堂虽然并不大，可以说是小巧而精致，但却是他心血的结晶。他渴望学堂能早一天开学，就像他渴望自己的儿子能早一天降临一样。他怀着急切和激动的心情等待着这天，现在，这天终于到来了。

陈春澜在春晖学堂的开学典礼上讲了话，虽然已是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大富商，可对于在公众场合发表言讲却不是他的强项，对此陈春澜曾产生过忧虑，倒是夫人的一句话，使他开了窍：“不能讲就少讲点，我看你常说的那几句顺口溜就不错。”陈春澜一听，便捋着下巴上的那绺稀疏的短须，咧开嘴笑了。于是他在那只油漆未干的讲台前就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你们叫我讲，我没什么好讲的，我只记得小时候横山陈家有一首顺口溜，叫做：横山陈家大地方，有庙有祠堂，庵里当学堂……意思是说横山陈家因为穷办不起学堂，农家子弟只好到庵里去读书。我呢，小时候连到庵里读书的钱也交不出，所以，成了个睁眼瞎。现在，我总算有了一点钱，就建了这所小学堂。我又听到了一首顺口溜，叫做：杨家溇梅花夹吹打，后曹泥水夹木匠，马家桥阿林开牛场，徐家牌九夹麻将，横山陈家一门心思办学堂。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陈家的人有眼光、有出息、有前途。”

绍兴名宿薛朗轩是陈春澜邀来的执教者之一，在春晖学堂的教员中，薛朗轩可谓博学多才、名气很大。这个以经学和舆地学闻名学界的看上去有点迂腐的教书先生不仅与蔡元培是同里、同学，二十岁那年又同中了秀才，而且两人还是连襟兄弟。但与蔡元培不同的是，蔡元培中举后一路春风，取进士、点翰林、授编修，薛朗轩却无意仕途，不再应试。民国成立后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曾请薛朗轩出山、薛朗轩宁可饿死，决不“变节”。后来陈春澜邀他到春晖学堂来执教，尽管绍兴城到小越横山足有百里之遥，薛朗轩却高兴地应了聘。1913年，丰惠的胡愈之因读的杭州英语专科学校停办而回家，父亲胡庆皆要他拜一位老师把国文的根底打好，就找到小越横山，与薛朗轩商量，获得允许，于是就有了胡愈之与薛朗轩的一段师生情缘。在薛老师那里，胡愈之得到了“和一切私塾和学校里教过我的老师都不同”的教育，他在1946年写的《我的老师》一文里，曾这样回忆说：

“薛老师教我读书，从没有半点老师的架子。每次薛老师在面前，我觉得他是一个大孩儿。……老师教我读书，是让我自己选择的。他只是指导我应读什么书，读哪一篇，哪一节，但要我自己准备，或者向老师讲解，或者写笔记，只有讲解和笔记有错误时，他才加以改正。……在当时，白话文运动还没有开始。我的老师虽不主张用白话写文，但他反对用古典堆砌成文。他时常要我学习把古代文译成平易通俗的今代文。”

薛朗轩有时也教胡愈之写作：

“他出的题目很古怪，你要写滥调，洋八股，党八股，都有无从写起。……举一个例，有一次的题目是‘煤油灯记’，他指着放在我的案头的一只煤油灯，说是你要把这煤油灯全部拆开，查看里面的机件，有多少式样，每一部分多少长多少宽，多少高，并且说明每一部分的构造和功能。为了写这篇文章，他要我把《考工记》细读几遍。他说，要叫一个生平没有见过煤油灯的人，读了我的这篇文章以后，能够制造出一只煤油灯，至少能够想象出煤油灯的实物来，这样，这篇文章才算是通得过去。”

从胡愈之的回忆录里，可以窥见当时春晖学堂教育之一斑：重视自主学习：重视学以致用，重视启发诱导，重视能力培养。这些生机勃勃的显露着民主和进步幼芽的教育方法后来便成了春晖中学整体教育方针中的一部分。虽然它是稚嫩的、柔弱的，但却是健康的、向上的，充满着朝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