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太白句，居亦曰长松。”傲骨凛然、挺立如松的教育家经亨颐，老枝新发。他在春晖中学创办之初提出的“反对旧势力，建立新学风”的办学主张，是对积弊沉重的旧教育制度的无情冲击和鞭挞。而他在白马湖畔的爱居“长松山房”内所创作的诗、书、画珍品，则是他人品、艺品的最好写照和诠释。

1920年1月2日，刚刚成立了一个月的春晖中学董事会在小越横山的春记大院召开了董事会，董事会的议题是正式推荐时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浙江省教育会会长的经亨颐为春晖中学的首任校长，十一位董事当然是全票通过。

此时，担子最重的，当然是经亨颐，作为名声显赫又具有丰富办学经验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经亨颐知道春晖中学应该怎么办，但此校又不同于彼校春晖中学是一所全新的私立学校，它最大的特点不仅仅是私立，而是在教育的理念上要区别于其他的公校，也就是说，要摆脱军阀势力对学校的控制，革除腐朽陈旧教育制度对学生的束缚。

至于能不能摆脱和革除，摆脱革除了以后又怎么办，而自己一贯所坚持的教育主张又是否能在春晖中学得以实施，实在还是个未知数而对于他来说，眼前最棘手的似乎还不是这些事，而是来自省城的麻烦和打压因为有人要他下台了，背景当然是省政府和保守派把持的教育厅。

这事的起因发端于去年五四运动以后的一件事，但实际却是经亨颐长期倡导革新教育主张的结果，只是上面一时找不到借口，没办法下手惩治他，后来借口终于找到了。

这事发生在1919年10月上旬。这月的10日，经亨颐应邀赴山西太原参加一个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期间还对山西的教育作了相应的考察，前后大概二十天，就在这期间，浙江一师的后院起火了，点火的是这所学校的二年级学生施存统，他在一本名叫《浙江新潮》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非孝》，说的是自己的父亲经常虐待母亲，作为儿子，常常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顺父逆母，应是不孝，如果助母忤父，亦是不孝，在万般痛苦之中，他写出了《非孝》，呼吁以父母子女间平等的爱代替不平等的“孝”，提出：“要改造社会，的确非先从根本上改造家庭不可。”

这篇文章的内容其实并没有像题目那样具有爆炸性，它只是反对片面的伦理道德，而且对人情也没有明显的非议和鞭挞。但有人开始拿它大做文章了，当然有两方面的人，说文章好的人，几乎要把它捧上天，比如陈独秀，他在《随感录：〈浙江新潮〉——〈少年〉》一文中称赞《非孝》一文为“天真烂漫，十分可爱，断断不是乡愿派的绅士说得出的”。说它坏的，自然要把它打入地狱了，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一个叫“凌独见”的人，他的真名叫凌荣宝。据说此人是个独眼龙，眇其一目。取“独见”为刊名，自有其双关的意思。他也是一师的学生，他自己发行了一本几乎与《浙江新潮》同型的《独见》周刊，针锋相对地大骂《非孝》，大骂《浙江新潮》。而且连篇累牍，连骂数期。

虽然他声称所有文章均出自他一人之手，但据当时已是《浙江新潮》杂志发行员兼编辑的夏衍回忆，认为“凌独见”绝对不是凌荣宝一人之称，而是有着杭州各中学校长中的旧派人物，即所谓“校长团”的背景。这样就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因为得罪了这个“校长团”，就意味着得罪了这个“校长团”的后台省政府、省议会的议员老爷们以及教育界的卫道士们，他们认为《非孝》是一篇离经叛道向圣贤之教挑战的信号，是有教师作后盾的向学生宣传异端邪说的毒文，是该出手惩治的时候了。

于是他们把目标锁定在经亨颐身上，虽然经亨颐当时在山西开会，可作为一校之长，学校中出了这样的学生，当然难辞其咎。因为，在他们看来，施存统只是一个以叛逆者姿态跳出来的出头橡子，而在浙江的教育界，最大的叛逆者其实就是经享颐，尤其自五四运动以来，此人越发变得激进而新潮，为了支持学生运动，他甚至可以上街与学生一起大呼万岁，为了贯彻和推行他的“新教育”方针，他竟提出：“主张尊重学生人格，反对强迫命令和他律束缚”，并且在自己学校率先实施教学改革。

所有这些，抱着陈腐旧教育制度死死不放的保守派们是看在眼里、怒在心里的，但他们一时又没有办法，因为经亨颐毕竟还任着一师校长和省教育会会长之职，在浙江的学界，也算是身居要职。但这次机会来了，因为连省长齐耀珊也拍案而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