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情形对拥护经亨颐和“四大金刚”的学生们已十分不利，因为教育厅长夏敬观趁学生放寒假之际，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一方面企图用一个虚职慰留经亨颐，以平息学生的不满，另一方面着即委任一师的教务主任王锡镛继任校长，王是经亨颐的老部下，他哪里会接这只从天而降的烫手番薯，坚决推辞不干，教育厅三送聘函，他三次拒绝。无奈，夏敬观只好改聘省视学金布代理一师校长金布倒是肯干，但学生们不欢迎这位校长，教育厅数次护送这位新校长到校接事，都被学生自治会坚决拒绝。

由此，一场在浙江教育史上曾留下了浓重一笔的“驱经”和“留经”的拉锯战，便揭开了序幕。这场看起来只是为一个校长的去留之争，而实际上则是新旧文化、新旧教育观之间的胶着搏斗，在1920年初春的浙一师所在地……那所略显斑驳而陈旧的前清贡院里，闹腾得沸沸扬扬，天昏地暗，几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一方面，由强大的省议会和顽固的旧势力作靠山的省教育厅，“驱经”之意已决解聘四位老师的成命已定，不容更改。另一方面，“挽经护校”之心已铁的广大一师师生，却是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他们连发六次宣言，要求挽留经校长，其理由是：一为“贯彻本校改革精神”，二为“巩固浙江文化运动的基础”。因此，不仅要求留任经亨颐，还要求收回解聘四位老师的成命。

省教育厅当然不答应，而新校长又进不了一师的门，没办法，教育厅又想出一个缓冲之计来，竟颁发了一个“休业令”，要学生们先回家。可学生们没一人听他的。教育厅再祭一个手锏，竟派了荷枪实弹的四十名警察，守在校门口，限制学生们出入。这一招把学生们激怒了，数天后，杭州学生联合会发动了四千多名学生去省公署请愿省长齐耀珊躲在省衙不出来，只答复学生说：“我对于四大金刚-一陈、夏、刘李四国文教员，实在有不满意的地方，这四位难以一律允许，至于对撤销休业令撤退警察，取消代校长任命还须商酌。”而“商酌”的结果是齐耀珊趁师生们不备，抛出最后一张“王牌”，下令停办浙一师，目的是要趁机彻底解决这个大麻烦，就如他说的：“我是为着浙江的教育着想，才停办一师的，停办一师就是爱护一师。”

话已说得十分明白了。可一师的师生们这时还蒙在鼓里，直待消息证实后，已是3月29日了。这时更为激烈的冲突开始了，一方是省公署悄悄派来的六百余名警察，他们包围了学校，以便一个一个把学生捉出来，然后遣送回家里最后将学校封起来，谁也进不去。另一方是数百名手无寸铁的学生，这些被愤怒和绝望包围着的学生被警察们从学校宿舍里赶出来，在寒冷的春夜里聚集在操场上，有的仰天大哭，有的瑟瑟发抖，有的蹲在地上拼命地扯着草坪，也有的在大声与警察做着无谓的抗辩。

而更多的学生则在沉默着，眼睛里流露出可怕的怒火忽然有一声刺耳的警笛响了起来，嘈杂声暂时平息了下去，一个领头的警察大声说：“现在督察长已经奉了省长几次催促，诸生如再不走，我们就要执行了。”他的语音刚落，学生中就有人高喊起来：“我们坚决不去，情愿死在这里。”那个领头的警察道：“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说毕一挥手，就呼啦一下上来一批警察像老鹰抓小鸡似的，将前面的几个学生提了起来。

正要拖出校门，忽然有一个精瘦、脸色苍白的学生冲到前面，从一个警长的腰间抽出佩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要引颈自刎，吓得旁边的警察连忙上来，将他手中的刀夺下。这时已到了早上九时，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这还得了，于是住在校外的教师赶过来了，冲进校内声援学生，省城各校的两千多名男女同学也浩浩荡荡涌过来了。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谁也不肯让步，这情况若再僵持下去，万一惹成血案，就更难收场。

齐耀珊深知其中的利害，在万般无奈中，他在连连的叹息数声之后，只好下令收兵，另作计较。当日下午四时，他费了好大周折，总算请到了蔡元培的弟弟、杭州中国银行行长蔡元康出来调停危局，结果学生自治会大获全胜。当局同意立即撤回警察，即日定期开学，并同意以后任命校长须经学生自治会同意以后方能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