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州，施耐庵结识了一位名叫周铁星的说书人。周铁星常年在苏州的 “清风阁” 茶馆说书，最擅长讲宋江起义的故事，而且每次讲都能添上新的情节，引人入胜。施耐庵每日都来听他说书，听完后便与他交流，探讨故事的合理性与人物的塑造。周铁星告诉施耐庵，苏州一带关于宋江起义的传说很多，而且版本各异。有的说宋江是个劫富济贫的好汉，有的说他是个野心勃勃的枭雄；有的说梁山好汉们最终招安成功，有的说他们被官府剿灭。施耐庵将这些不同的版本一一记录下来，心中渐渐有了一个想法：他要创作的这部小说，不仅要记录英雄们的事迹，还要展现他们的挣扎与无奈，展现乱世之中人性的复杂。

在苏州街头，施耐庵还遇到了一位名叫沈石的民间艺人。沈石擅长雕刻，尤其擅长雕刻梁山好汉的形象。他雕刻的武松、鲁智深、林冲等人物，栩栩如生，神态各异。施耐庵与他交谈后得知，沈石的祖父曾是宋江起义军的一名士兵，起义失败后隐居苏州，将自己的经历与所见所闻告诉了沈石。沈石为了纪念祖父，也为了让更多人记住梁山好汉的事迹，便开始雕刻这些人物形象。施耐庵看着沈石雕刻的武松打虎像，心中感慨万千。他从沈石口中，听到了许多关于梁山好汉的细节故事，如武松如何在景阳冈打死老虎，鲁智深如何倒拔垂杨柳等。这些故事，为他塑造人物形象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离开苏州，施耐庵又先后游历了常州、杭州、湖州、绍兴等地。每到一地，他都深入民间，与百姓打成一片。他在常州的乡村听老农讲述当地义士反抗官府的故事；在杭州的西湖边听文人墨客吟诵诗词，探讨文学创作的真谛；在湖州的山区听樵夫讲述山林中的奇遇；在绍兴的古城听渔民讲述水上的英雄事迹。他的行囊里，装满了厚厚的笔记，也装满了对生活的感悟与对创作的激情。

旅途之中，并非总是一帆风顺。有一次，施耐庵在前往绍兴的路上，遇到了一伙劫匪。那伙劫匪手持棍棒，拦住了他的去路，喝道：“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施耐庵虽为文人，却也并非手无缚鸡之力。他自幼便跟随祖父学习过一些防身之术，加之在钱塘游学期间兼修过兵法，面对劫匪，他毫不畏惧。他镇定自若地说道：“各位好汉，我乃一介书生，游学至此，身无长物，只有几本经书与笔记。若各位好汉只是为了钱财，我这里还有几两碎银，尽数奉上。但我劝各位，莫要再做这打家劫舍之事，不如弃恶从善，找一份正当营生，也好过每日担惊受怕。”

劫匪们见他言辞恳切，态度镇定，又看他虽穿着青衫，却目光坚定，不似寻常书生那般懦弱，心中不禁有些犹豫。这时，为首的劫匪说道：“看你也是个读书人，并非奸恶之徒，今日便放你一马。但这碎银，我们却不能不收，就当是你给我们的‘劝善费’吧！” 说罢，便让手下收起碎银，扬长而去。施耐庵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心中感慨万千。乱世之中，许多人之所以沦为劫匪，并非本性恶劣，而是被生活所迫。这也让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社会的黑暗与不公，是滋生罪恶的根源。

历经三个多月的游历，施耐庵的脚步踏遍了吴越大地。他见识了江南的繁华与富庶，也目睹了底层百姓的苦难与挣扎；他收集了大量的民间传说与话本素材，也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他的思想变得更加成熟，他的创作信念也变得更加坚定。他知道，这场远游，是他人生中一次重要的历练，也是他创作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已经准备好了，要用自己的笔墨，书写一部震撼人心的文学巨著，让那些被压迫、被欺凌的底层百姓，在书中找到精神的寄托；让那些行侠仗义、为民除害的英雄好汉，在书中得到永恒的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