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罕达汽，还带着计划经济时代的厚重底色。

镇子东边是连绵的矿山，运煤车驶过尘土飞扬的土路时，总能扬起半人高的灰雾；西边是穿镇而过的小河，夏天时岸边长满了芦苇，风吹过就沙沙作响。镇上的中学就坐落在镇子中央，红色的砖瓦房，操场边种着几棵老杨树，每到秋天，金黄的叶子落满跑道，踩上去软软的。东方霞女对陈俊杰的记忆，就从这所中学的初三教室开始 ，那是他们成为同桌的第一年，也是她青春里最明亮又最酸涩的一段时光。

那时候的东方霞女，刚过十五岁生日。因为父亲是山东移民，她的口音里带着点山东人的爽朗，说话时尾音总不自觉地往上扬。父亲当年揣着 “淘金梦” 来到罕达汽，凭着一手过硬的采金技术，从普通矿工做到了 “技术大块头”，手下管着十几个采金工人。

矿上的人都佩服他，说他 “看一眼矿脉就知道有没有金子”。因为家里只有东方霞女一个孩子，父亲没把她当女孩娇养，小时候就带着她去矿山，教她认矿石、辨矿脉，甚至让她跟着工人一起扛过轻便的工具。久而久之，她的性格里多了几分男孩子的韧劲，走路时脊背挺得笔直，像棵迎着风的小白杨，说话也直来直去，从不绕弯子。有一次班里男生争论 “矿山里有没有狗头金”，她直接拍着桌子说 “我爸见过拳头大的！”，把几个男生都怼得说不出话。

但在书桌前，她又是另一个模样。母亲是中学的语文老师，头发总梳得一丝不苟，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说话轻声细语。家里的书架是母亲最宝贝的东西，上面摆满了《红楼梦》《三国演义》《简・爱》这些书，书脊都被摩挲得发亮。每天晚上，母亲坐在台灯下备课，东方霞女就坐在旁边的小桌子上看书，鼻尖萦绕着油墨和纸张的清香。她最喜欢读《简・爱》，总被简・爱那句 “我贫穷、低微、不美、矮小，但是我拥有灵魂和心灵” 打动，也偷偷梦想着自己能成为那样独立又优雅的人 ，既有父亲的果敢，又有母亲的温婉。

这种 “双重性格” 让她在同学里显得有些 “格格不入”。女同学课间聚在一起跳皮筋时，她要么在教室看书，要么就去操场看男生打球，久而久之，大家都觉得她 “太野”，不愿意带着她玩；男同学虽然觉得她 “不娇气”，但毕竟男女有别，也只是偶尔跟她聊几句矿山的事，很少跟她走得太近。初一初二那两年，东方霞女的校园生活几乎是 “独来独往” 的：早上背着书包独自走进教室，中午一个人坐在食堂角落吃饭，下午放学要么直接回家，要么去母亲办公室写作业。她倒也不觉得孤单，只是偶尔看到别的同学三五成群说笑时，心里会掠过一丝淡淡的羡慕。

直到初三开学，班里转来一个叫魏芳菲的女生，她的孤单才被打破。魏芳菲家是从哈尔滨迁来的，穿着碎花连衣裙，说话带着点哈尔滨人的幽默，一进教室就主动跟周围的人打招呼。她不介意东方霞女的 “与众不同”，第一天就坐在她旁边的空位上，笑着问：“你就是东方霞女吧？我听老师说你爸是矿上的‘大把头’，能不能给我讲讲矿山的事呀？”

东方霞女愣了一下，还没见过这么热情的同学。她点了点头，跟魏芳菲聊起了矿山的趣事 ，比如父亲怎么从矿砂里淘出金子，比如下雨天矿山会出现彩虹。两个人越聊越投机，中午一起去食堂打饭，魏芳菲会把自己碗里的红烧肉夹给她，她也会把母亲做的酱菜分给魏芳菲。渐渐地，她们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也是东方霞女中学时代唯一的好朋友。

那时候的中学，男女同学之间的界限分得很清。男生女生坐同桌时，桌子中间会画一道 “三八线”，谁越线就要 “罚抄课文”；课间休息时，男生聚在走廊里打弹珠，女生坐在教室里跳皮筋，很少有交集。但陈俊杰是个例外 ，他是班长，还是班里的学习委员，老师把 “班级管理”“组织活动” 这些事都交给了他，他不得不跟女同学打交道，比如收作业、安排黑板报小组，男生不会觉得他 “跟女生走得近”，女生也不会觉得他 “别有用心”。

陈俊杰坐在教室第三排靠窗的位置，没当同桌前，东方霞女对他的印象只有 “成绩好”“爱帮忙”。每次考试，他的名字总在成绩单最上面，数学几乎次次满分；班里的黑板报，他每周都利用午休时间办，粉笔字写得工整漂亮，还会画几笔简笔画，比如学雷锋时画个戴红领巾的小朋友，庆国庆时画面小国旗；运动会上，他报了 1500 米长跑，跑到最后一圈时，他的脸已经涨得通红，汗水顺着额角往下滴，却还是没停下脚步，最后得了第三名，全班同学都站起来为他鼓掌。班主任老师总在班会课上说：“陈俊杰就是咱们班的‘领头雁’，大家都要向他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