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期，厚葬之风盛行，许多贵族为了彰显自己的地位和财富，举办奢华的葬礼，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平民百姓也纷纷效仿，为了举办葬礼，不惜倾家荡产，甚至负债累累。这种厚葬之风不仅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还导致了社会财富的浪费，败坏了社会风气。

孔子决心改变这种不良风气，规范丧葬礼仪，反对厚葬浪费。他根据上古礼仪和鲁国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详细的丧葬礼仪规范：一是规定丧葬的规模和标准，禁止举办奢华的葬礼，贵族和平民的葬礼规模要与其身份地位相匹配，不得逾越；二是禁止厚葬，要求葬礼从简，不得使用贵重的陪葬品，不得浪费粮食和财物；三是强调丧葬的核心是 “敬” 与 “哀”，要求子女在父母去世后，要守丧尽孝，表达对父母的思念和敬意，而不是追求形式上的奢华。

孔子还亲自监督丧葬礼仪的执行。有一位贵族去世后，其家人准备举办奢华的葬礼，使用大量的贵重陪葬品，还打算雇佣数百名乐工演奏哀乐。孔子得知后，亲自前往贵族家中，劝导其家人：“葬礼的本质是表达对逝者的思念和敬意，而不是彰显地位和财富。上古圣贤尧、舜、禹，皆实行薄葬，却依然受到后人的敬仰。如今你们举办奢华的葬礼，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不仅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还违背了礼仪的本质。还请你们遵守丧葬礼仪规范，从简办理葬礼。” 贵族家人起初并不愿意，但在孔子的坚持和舆论的压力下，最终同意从简办理葬礼。

在孔子的倡导和规范下，中都的厚葬之风得到了有效遏制。百姓们不再为了举办葬礼而倾家荡产，社会财富也得到了合理利用。人们更加注重丧葬的本质，用真诚的孝心和哀悼之情送别逝者，丧葬礼仪回归到了 “敬” 与 “哀” 的本源。

孔子任中都宰仅一年，中都的社会风气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百姓明礼知义、互敬互爱，盗窃、斗殴等事件绝迹，出现了 “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的太平景象；贵族官吏以身作则、廉洁奉公，不再滥用权力、欺压百姓；社会秩序井然，人心安定。中都的治理成效传遍了鲁国各地，周边的诸侯也纷纷派人前来学习孔子的治理模式。《孔子家语・相鲁》记载：“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

鲁昭公得知中都的治理成效后，龙颜大悦，召见孔子，对他说：“孔丘，汝任中都宰仅一年，便让中都焕然一新，真是奇才！朕欲将汝的治理模式推广到鲁国全境，汝以为如何？” 孔子躬身行礼：“陛下，中都的治理成效，并非弟子一人之功，而是陛下信任、官吏尽职、百姓配合的结果。若要将中都的治理模式推广到鲁国全境，关键在于推行教化，让百姓明礼知义，让贵族官吏以身作则。只要上下一心，践行礼乐之道，鲁国必定能实现天下大治。”

孔子在中都宰任上的实践，是他 “以教辅政” 理念的首次尝试。通过制定乡规民约、设立乡学、规范丧葬礼仪等举措，孔子用教化的力量改变了社会风气，稳定了社会秩序，充分证明了教育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这段经历不仅让孔子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经验，更坚定了他 “教化为本” 的信念，为他日后创办私学、推行仁政，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中都的治理成效让孔子声名鹊起，也让鲁昭公对他寄予了更高的期望。鲁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 516 年），鲁昭公正式召见孔子，邀请他前往曲阜宫城，共商治国之道。此时的鲁昭公，虽名为鲁国国君，却早已被 “三桓” 架空，军政大权尽落季平子、叔孙成子、孟懿子之手。公室与 “三桓” 的矛盾已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鲁昭公急需一位有才能、有威望的大臣辅佐自己，重振公室权威。孔子的出现，让鲁昭公看到了希望。

接到召见的旨意时，孔子正在中都的乡学讲课。他放下手中的典籍，对弟子们说：“陛下召见，必有要事相商。我此去曲阜，若能说服陛下推行仁政、重视教化，便是天下百姓之福。” 弟子们纷纷为孔子送行，颜回说道：“先生，愿您此行顺利，早日实现仁政理想。我们会在中都继续传播您的学说，等待您的好消息。” 孔子点点头，踏上了前往曲阜宫城的路途。

曲阜宫城巍峨雄伟，却透着一股冷清与压抑。孔子穿过层层宫门，来到朝堂之上。鲁昭公端坐于龙椅之上，面容憔悴，眼神中却带着一丝期盼。朝堂两侧，站着鲁国的卿大夫们，其中便有季平子、叔孙成子、孟懿子等 “三桓” 代表。他们眼神轻蔑地看着孔子，显然对这位出身卑微、凭借基层政绩上位的士人不屑一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