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 515 年），三十八岁的孔子辞去中都宰之职，回到鲁国都城曲阜的阙里。此时的鲁国，“三桓” 专权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季平子独揽朝政，鲁昭公形同虚设，礼乐制度彻底崩坏，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孔子深知，仅凭君主的醒悟或一己之力，难以撼动贵族阶层的腐朽根基，唯有通过教育，培养一批心怀仁德、通晓礼乐的君子，才能从根本上改变 “礼崩乐坏” 的乱世格局。（阙里有孔子故里，借指曲阜孔庙，借指儒学，衢州方言中指家或家里等含义。在今山东曲阜城内阙里街，因有两石阙故名。孔子曾在此讲学。后建有孔庙以前，教育被贵族阶层垄断，实行 “学在官府” 的制度。

贵族子弟凭借血缘关系，垄断了知识和教育资源，进入官学学习 “六艺”，为日后从政铺路；而平民百姓则被剥夺了求学的权利，目不识丁，愚昧无知，只能世代从事农耕、手工业等体力劳动，任由贵族欺压。这种教育垄断，不仅加剧了社会的阶级分化，更导致了知识的断层和文化的衰退。孔子对此深恶痛绝，他在基层任职和游历各国的过程中，亲眼看见了平民百姓因缺乏教育而遭受的苦难，也看到了贵族子弟因养尊处优而变得骄奢淫逸、不学无术。他感叹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他坚信，只要打破教育垄断，让平民子弟也能接受教育，培养出更多的君子，就能以君子之德影响社会风气，让整个社会回归秩序与和谐。

创办私学的念头，在孔子心中酝酿了许久：从十五志学，到问礼郯子、访乐苌弘，再到基层任职的教化实践，每一次经历都让他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念。如今，他终于下定决心，要在阙里创办一所前所未有的私学，向所有有求学之心的人敞开大门，无论出身贵贱、贫富、地域。

孔子的家位于阙里的一处普通院落，院墙由泥土夯筑而成，院内有几间简陋的茅屋，还有一块不大的空地。为了创办私学，孔子亲自整理院落，将空地平整出来，作为教学的场所。他在空地上栽种了几棵杏树，筑起一座土坛，这便是后来闻名天下的 “杏坛”。杏坛周围，摆放着几张由粗木制成的案几和座席，这些都是孔子请乡邻帮忙打造的，虽然简陋，却透着一股质朴与庄重。

教学用具更是匮乏。孔子将自己多年来珍藏的竹简典籍，如《诗经》《尚书》《礼记》等，全部拿出来作为教材，这些竹简有的是他求学时抄写的，有的是他游历各国时搜集的，每一卷都凝聚着他的心血。他还自制了笔墨，用木炭烧制墨块，用竹片削成毛笔，让弟子们能够在竹简上写字、记录。

消息传开后，阙里的乡邻们议论纷纷。有人指出：“孔先生学识渊博，品德高尚，若能开办学校，让我们的孩子也能读书识字，真是天大的好事！” 也有人质疑：“自古以来，只有贵族才能读书，平民子弟哪有求学的资格？孔先生这是要违背祖制啊！” 还有人担心：“私学没有官府支持，条件这么简陋，能教出什么像样的学生？”

面对乡邻们的议论，孔子毫不动摇。他对前来询问的乡邻说：“天地之间，人人平等。贵族子弟并非天生聪慧，平民子弟也并非天生愚笨。‘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的本性是相近的，只是因为后天的教育和环境不同，才产生了差异。只要给予平民子弟学习的机会，他们同样能成为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的君子。”

为了扩大影响，孔子还亲自前往曲阜及周边的乡村，宣传自己的办学理念。他走到田间地头，对正在耕作的农民说：“你们终日劳作，却依然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何也？只因你们目不识丁，不懂礼仪，容易被贵族欺骗、压榨。若让你们的孩子读书识字，学习礼仪，将来就能明辨是非，保护自己和家人。” 他来到集市上，对经商的商人说：“经商之道，在于诚信。若你们的孩子能接受教育，懂得‘仁’‘义’‘礼’‘智’‘信’，将来就能以诚信为本，生意才能长久。”

孔子的诚意和理念，打动了许多平民百姓。有一位名叫颜路的平民，家境贫寒，却深知教育的重要性，他找到孔子，恳求道：“孔先生，我想让我的儿子颜回跟随您学习，可我家实在贫困，拿不出学费，还请先生收留。” 孔子看着颜路真诚的眼神，又想到颜回虽然年幼，却聪明伶俐、品行端正，便笑着说：“只要孩子有求学之心，品行端正，我便收他为徒。学费并非关键，关键是求学的诚意。”

除了平民子弟，也有一些出身低微的士人、商人子弟前来求学。子贡是卫国的商人之子，他听闻孔子创办私学，打破门第限制，便带着货物来到鲁国，找到孔子，说道：“先生，我听闻您‘有教无类’，愿以货物作为学费，跟随您学习。我不仅想学习知识，还想学习如何做一个有道德的商人。” 孔子见子贡言辞聪慧，态度诚恳，便收下了他，说道：“商人重利，但若能以仁道为根本，‘富而好礼’，便能成为受人尊敬的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