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密斯博士。”罗山反复念着这个名字，“查1998年香山研讨班的外籍顾问名单。”

半小时后，信息传来：约翰·史密斯，美籍，当时身份是华夏与帝国友好协会学术交流部主任，在研讨班上做了三场关于“国际科技合作”的讲座。此人已于2005年因心脏病去世。

但林佳在交叉比对时发现了问题：“这个约翰·史密斯，与1997年在北京某高校担任客座教授的是同一个人吗？”

技术组调取照片比对，虽然面容相似，但耳廓形状和虹膜特征分析显示，这是两个不同的人！

“冒名顶替。”杨军一拍桌子，“真的约翰·史密斯可能早就死了，或者根本不存在。有人用这个身份长期在华夏活动。”

罗山走到白板前，写下新的线索链：史密斯（伪装身份），1998年香山研讨班，王建国等学员，长期潜伏，功勋间谍。

“如果刘慧珍的笔记本完整记录了她察觉到的所有异常，”林佳说，“那它就是一份二十多年的观察记录，可能包含了许多人的可疑行为。”

“所以必须抢回来。”罗山盯着监控屏幕上那辆逃窜的厢式货车，“通知各路口设卡，绝不能让他们把笔记本带出东阳！”

厢式货车驶上环城高速，向郊外疯狂逃窜。三辆警车紧追不舍，空中还有一架警用直升机提供支援。

“货车时速已达到140公里，严重超速！”直升机驾驶员报告，“它正在往龙山方向行驶，那边山区地形复杂。”

杨军亲自驾车冲在最前。通过对讲机，他指挥前方高速出口的民警设置路障。但货车司机极为疯狂，看到路障不但不减速，反而加速冲撞！

“闪开！”杨军对着对讲机大吼。

设卡民警紧急避让，货车撞开路障，继续逃亡。但这一撞导致货车右前轮受损，速度明显下降。

“它跑不远了，前方三公里是断头路，正在施工！”郑强在指挥中心看着实时路况。

果然，货车在施工路段前急刹，车门打开，三个黑衣人跳下车，分成三个方向往山区跑去。其中一人背着一个黑色背包，很可能装着抢来的笔记本。

.“分头追！”杨军停车，与同事兵分三路。

背着背包的黑衣人跑得最快，显然训练有素。杨军紧追不舍，两人在密林间展开追逐。对方的山地奔跑能力极强，但杨军凭着对地形的熟悉，逐渐拉近距离。

追至一处悬崖边，黑衣人无路可退，猛地转身，掏出手枪！

“砰！砰！”

子弹擦着杨军耳边飞过。杨军就地翻滚，躲到树后，拔枪还击。交火中，黑衣人肩部中弹，背包掉在地上。但他竟不顾伤势，还想捡回背包。

“放下武器！”杨军瞄准目标。

黑衣人眼看无望，突然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他掏出手雷，拉开保险，扑向背包！

“不好！”

杨军飞身扑向旁边巨石后。“轰！”手雷爆炸，黑衣人和背包都被炸得粉碎。

等烟尘散去，杨军冲过去，只看到一地碎片。笔记本显然已经被毁，而黑衣人的尸体也面目全非。

另外两个黑衣人一个被郑强带队抓获，另一个坠崖身亡。被抓获的只是个外围行动人员，对核心机密一无所知。

回到专案组指挥中心，面对笔记本被毁的结果，大家都沉默了。二十年的线索，好不容易浮出水面，却在最后一刻化为乌有。

“刘慧珍那里还有希望。”林佳打破沉默，“既然她能撕下一页，可能还藏了其他东西。”

杨军点头：“去医院，现在。”

市人民医院特护病房，刘慧珍已经恢复平静。看到杨军等人进来，她似乎早有预料。

“你们想知道什么，就问吧。”老人声音沙哑，“我隐瞒了二十多年，够了。”

“刘老师，1998年香山研讨班，到底发生了什么？”杨军轻声问。

刘慧珍闭了闭眼，缓缓道来：“那根本不是什么正规的研讨班，主办方有外资背景，筛选的学员都是各单位的业务骨干，年轻，有前途，但对国外了解不多。”

“史密斯博士，真名叫什么？”

“我不知道真名，但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他打电话，说的是日语。”刘慧珍语出惊人，“虽然他说英语带美式口音，但那些日语词汇很地道，不像是初学者。”

“日本人伪装成美国人？”林佳震惊。

“可能更复杂。”刘慧珍继续说，“研讨班结束后，有三个人陆续出国‘进修’，都是史密斯安排的。王建国是其中一个，另外两个是张明华和李静。”

“张明华现在在哪？”

“死了。2008年，北方机械发生技术泄密案，他是嫌疑人之一，审查期间跳楼自杀。”刘慧珍眼中含泪，“我当时就怀疑不是自杀，但不敢说。”

“李静呢？”

“她后来调入国家某海洋研究机构，2015年因‘健康原因’提前退休，现在...应该在海南养老。”刘慧珍从枕头下摸出一张纸条，“这是我去年收到的匿名信，让我‘保持沉默，安度晚年’。我知道，他们一直盯着我。”

杨军接过纸条，上面打印着一行字：“夕阳无限好，往事莫再提。”

“刘老师，您为什么不早点举报？”郑强忍不住问。

“我，”刘慧珍泣不成声，“我儿子1999年公派美国留学，第二年就出了车祸。对方赔了一大笔钱。三年前我才知道，那根本不是意外，是有人在刹车系统上做了手脚，他们用我儿子的命，换我的沉默。”

病房里一片寂静。老人二十多年的恐惧与悔恨，在这一刻彻底爆发。

.许久，杨军轻声问：“刘老师，除了被抢走的笔记本，您还保留了什么证据吗？”

刘慧珍擦了擦眼泪，指了指自己的脑袋：“都在这里。二十七年，每个人，每件事，我都记着。我每晚睡前都要回忆一遍，怕自己老了，忘了。”

她看着杨军，眼神突然变得坚定：“给我纸笔，我写下来。全部写下来。我儿子没了，我也没几年可活了，但那些人，那些害了我儿子、害了国家的人，不能再逍遥法外。”

窗外，夜幕降临。病房里，一位七十二岁的老人开始书写一份迟来二十年的证词。每一笔，都沉重如铁；每一画，都浸透血泪。

而在千里之外的日内瓦，钟良教授正面临人生最艰难的选择，是放弃演讲提前回国，还是冒着风险留下，捍卫自己和国家的学术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