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东阳市人民医院特护病房的灯光通宵未熄。

刘慧珍已经连续书写了八个小时，面前的稿纸堆了厚厚一摞。杨军和郑强坐在一旁，每写完一页就立即拍照存档，同时派专人将原件送往机密档案室。

老人的记忆惊人地清晰，时间、地点、人物、对话细节，甚至每个人的神态表情都描述得栩栩如生。这二十七年，她就像一台人形记录仪，将所见所闻深深刻在脑海里。

“1999年3月12日，王建国出国前，史密斯单独约他在香山饭店见面。”刘慧珍的笔迹有些颤抖，但依然工整，“我因为要送一份遗漏的材料，无意中撞见。他们坐在咖啡厅角落，桌上放着一个黑色公文包。王建国接过公文包时，手在发抖。”

“公文包里是什么？”杨军轻声问。

“不知道。但一周后，王建国的女儿就收到了美国某私立高中的全额奖学金录取通知，那可是每年五万美元的学校。”刘慧珍停顿了一下，“一个普通后勤干部，哪来这样的门路？”

笔尖继续在纸上滑动，越来越多的名字出现在证词中。除了已知的王建国、张明华、李静，还有七个刘慧珍认为“有问题”的研讨班学员。这些人如今分散在全国各地，有的在大学任教，有的在科研院所担任领导，有的在国企掌握关键技术岗位。

“2005年，我在燕京参加一个老年大学活动，偶遇当年的学员赵志刚。”刘慧珍写道，“他当时已经是某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谈话间无意中提及，他们实验室的某项核心技术‘意外’被国外某公司抢先注册专利。他说这话时，神色不是懊恼，而是一种奇怪的解脱感。”

杨军和郑强对视一眼。赵志刚这个名字，他们并不陌生，三年前，他所在的实验室确实发生过技术泄密事件，但最终以“管理疏忽”结案，赵志刚被记过处分后调离原岗位，现在某二线研究所担任闲职。

“刘老师，您认为这些人都是被策反的间谍？”郑强问。

刘慧珍放下笔，揉了揉酸胀的手腕：“不全是。史密斯那一套很高明，他不是直接收买，而是先‘投资’。奖学金、出国机会、研究经费、甚至解决家属工作，他给的都是‘正当帮助’。等对方心存感激、产生依赖后，再逐步提出小要求，提供一些‘不涉密’的行业动态，引荐几个‘学术伙伴’，参加一些‘国际交流’。”

“温水煮青蛙。”杨军面色凝重。

“等对方意识到不对劲时，往往已经把柄在手，难以脱身了。”刘慧珍长叹一声，“王建国后来找过我一次，大概是2008年，张明华死后。他喝醉了，哭着说‘上了贼船下不来了’。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又不敢说，只是反复念叨‘女儿，女儿……”

窗外天色渐亮，刘慧珍终于写完了最后一行字。整整四十七页证词，涉及二十九个人、跨越二十七年的事件链条。

“我能做的就这么多了。”老人疲惫地靠在床头，“杨警官，我只有一个请求，如果可能，让我见见李静。当年研讨班里，她是最有才华的一个，也是心思最重的一个。我总觉得，她知道的比王建国还多。”

杨军郑重收好证词：“我们会的。刘老师，您好好休息，外面有我们的人保护您。”

离开病房时，林佳匆匆赶来，脸色异常严肃：“杨组，刚接到日内瓦的消息，钟教授那边出事了。”

瑞士时间凌晨两点，日内瓦某酒店房间。

钟良教授毫无睡意，面前摊着明天记者会的讲稿。经过华夏代表团据理力争，大会组委会同意给钟良一个公开澄清的机会，时间定在明天上午十点。

“教授，最新情况。”周颖推门进来，手里拿着平板电脑，“我们查到了马丁·科尔的部分资金来源，三个月前，他收到一笔来自维尔京群岛某空壳公司的二十万欧元汇款。而这家公司的关联方中，有一家日本生物技术企业。”

“日本？”钟良皱眉。

“是的。这家日本企业的主要竞争对手，正是您团队合作的华夏药企。”孙岩补充道，“商业竞争裹挟着政治目的，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

钟良站起身，走到窗边。日内瓦湖在夜色中波光粼粼，远处旧城区的灯光如星点般闪烁。这个以和平著称的城市，此刻却暗藏杀机。

“数据鉴定的结果什么时候出来？”

“明天早上八点，组委会指定的三家独立机构会联合发布鉴定报告。”周颖说，“我们的技术团队已经连夜将原始实验数据、实验室日志、伦理审查记录全部翻译成英文和法文提交。证据链完整，他们挑不出毛病。”

钟良点点头，但心中的不安并未消散。对方既然敢在大会上公然发难，必然还有后手。学术澄清只是第一关，真正的危险可能还在后面。

“安保方面呢？”他问。

孙岩调出酒店平面图：“整个楼层已经清空，只有华夏代表团入住。电梯、楼梯、通风管道都有监控。当地警方在酒店外围布置了十六人，我们的人在室内。但是……”

他停顿了一下：“今天下午，酒店一名保洁员突然请假，替补的是个新人。虽然背景核查暂时没问题，但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钟良沉思片刻，突然说：“把我明天要用的PPT再做一次全面检查，每一个动画效果、每一处超链接都要查。我怀疑他们会在演示文件上做手脚。”

“已经查了三遍，技术组正在做第四遍。”周颖回答，“另外，陈立华院士建议，明天除了数据澄清，您还应该主动公布一项新成果，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华夏团队的领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