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莫言从李强那里得到了重要线索，立刻回到美术馆，想找陆定山当面对质。可他刚走到馆长办公室门口，就被秘书拦住了：“常老师，陆馆长正在开重要会议，没时间见您。有什么事，您可以先跟我说，我帮您转达。”

“我有急事，必须当面跟陆馆长说。” 常莫言态度坚决。

“真的不行，会议很重要，是关于新馆建设的，不能打断。” 秘书一脸为难：“陆馆长说了，会后他会给您回电话。”

常莫言没办法，只好先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陆定山肯定是知道他在调查这件事，故意避而不见。他决定不再等，直接把自己发现的疑点和李强的证词整理好，上报给省文旅厅。

省文旅厅接到常莫言的报告后，非常重视，立刻成立了一个临时调查组，进驻市美术馆展开调查。调查组首先找了陆定山谈话，陆定山面对询问，表现得非常镇定，滴水不漏。

“关于一九九三年《春山伴侣图》失踪的事，当年警方已经详细调查过了。” 陆定山坐在沙发上，端着茶杯，语气平静：“我当时是藏品保管负责人，对此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年来，我一直很自责，也一直在关注相关的线索，希望能有一天找到真迹。”

“可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当年你在鉴定会上就有主观定调的嫌疑，而且在画作失踪前，你经常深夜进入库房，还让值班人员回避。” 调查组的组长开门见山。

“鉴定会上，我是根据自己的专业判断得出的结论，不存在主观定调。” 陆定山放下茶杯，语气依然平静：“至于深夜进入库房，那是因为当时库房管理还不够规范，有些珍贵藏品需要定期检查，尤其是在展览结束后，必须仔细核对，确保万无一失。让值班人员回避，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毕竟密室里的藏品都是国家一级文物，安全第一。”

“那为什么李强说，他看到你拿着卷轴打电话，说‘东西已经准备好了，按原计划进行’？” 组长追问。

陆定山的脸色不变，微微一笑：“李强身患阿尔茨海默病，记忆力早就不行了，他说的话不能当真。当年他刚入职，对库房的工作流程不熟悉，可能是把其他事情记混了。而且，警方当年也询问过他，他并没有提到这件事，现在过了三十年，突然说出来，可信度很低。”

调查组又找了其他相关人员谈话，包括当年的馆长老周的家人（老周已经去世多年）、库房管理员老李（老李已经中风，瘫痪在床，无法说话），还有一些退休的老员工。可大多数人要么记不清细节，要么讳莫如深，不愿意多说，只有少数几个人提到，当年鉴定会上，姓陈的专家确实和陆定山有过争执，后来姓陈的专家就突然退休，离开了美术馆。

调查组还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发现当年的鉴定报告确实有很多疑点，除了被涂掉的签名，还有一些鉴定数据前后矛盾。登记台账也有明显的涂改痕迹，尤其是一九九三年六月到七月的部分，有些记录被划掉，重新写了新的内容，而且没有相关人员的签字确认。

可这些疑点，都不足以直接证明陆定山就是作案凶手。没有确凿的证据，调查组也不能轻易下结论。常莫言看着调查陷入僵局，心里很着急。他知道时间拖得越久，证据就越难找到，真迹就越难追回。

与此同时，方敬之的诉讼也遇到了麻烦。法院经过审查，认为方敬之作为捐赠人，已经失去了对画作的所有权，无权要求追回，而且案件已经过了诉讼时效，最终裁定不予立案。

方敬之接到裁定书的时候，整个人都垮了。他坐在院子里，看着那张泛黄的捐赠证书，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三十年的坚持，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他觉得自己对不起爷爷，对不起那些为守护文物而付出的人。

常莫言得知消息后，立刻赶到方敬之家里。他看着老人憔悴的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方老先生，您别难过。法院不予立案，不代表我们就放弃了。调查组还在继续调查，我也在找新的线索，我们一定能找到真迹，还您一个公道。”

“常同志，我老了，没力气再跑了。” 方敬之哽咽着说：“三十年了，我找了三十年，还是没找到。我是不是真的老糊涂了？是不是那画根本就没丢，是我记错了？”

“您没糊涂，画确实丢了。” 常莫言握住老人的手，坚定地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线索，陆定山的嫌疑很大。只要我们找到真迹，找到确凿的证据，就能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也能让这件国宝重见天日。您再给我点时间，相信我，一定能做到。”

方敬之看着常莫言坚定的眼神，慢慢地点了点头。他擦干眼泪，从怀里掏出那个小本子：“常同志，这是我这些年收集的所有线索，还有一些当年知情人的联系方式，都给你。我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就拜托你了。”

常莫言接过小本子，心里沉甸甸的。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个小本子，更是一位老人三十年的执着和期盼，是对守护国宝的坚定信念。他暗下决心，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能放弃，一定要找到真迹，讨回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