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胡金花，也曾是远近闻名的地主家大小姐。

她出生时有奶妈、有丫鬟，穿的是绸缎小袄，从小跟着私塾先生读《三字经》《论语》，还学过一点毛笔字。她那时小，对“地主”没有概念，只知道家里有很多地，收租的时候院子里会堆很多粮食；过年时父亲会一一给佃户家孩子发糖；伯伯在村里说话很有分量，连保长都要让三分。她和母亲最亲，母亲会偷偷教她认几个英文单词，给她讲外面的世界。体面的胡家在这个村子已经住了100年，听说太爷爷是清朝咸丰年间的武举人。靠军功起家，打仗回来后买了几十亩地。因为有武功在身，土匪不敢惹，他在村里很有威慑力。到爷爷那一代，他性子静，不喜欢打打杀杀，喜欢读书。把家里的地扩大到了几百亩，并且在村里修了私塾，免费让村里的穷孩子读书，他不是那种为富不仁的恶霸，相反他是远近闻名的乡绅。

也许这就是胡家“体面”的来源。

到了父亲这一代，思想逐渐觉醒，父亲敏锐的察觉到单纯靠收地租的抗风险能力很差，遇到灾年收不上租。他受过新学教育，绝不会死守着土地。他把土地作为“保底资产”，然后把大量的现金投入到工商业中。留着伯伯在乡下驻守， 年轻的父亲去县城，用收租的钱做本钱开当铺，一边利用“信息差”和“垄断”，在村里低价收粮，运到县城高价卖出，两头通吃。这让他比普通的土财主更有钱。很快就在县城买洋楼。又在最春风得意的时候迎娶了绸庄家的大女儿，完美完成了从“乡绅”到“城市新贵”的蜕变，到目前为止，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户人家。

小金花就是在这栋洋楼里出生的。

她见过汽车，踏过木地板，吃过面包。盘旋着的楼梯和留声机里的音乐相得益彰，

1937年抗战爆发，日军轰炸县城，父亲带着全家搬回了乡下的老宅避难。搬回乡下后好一段时间她都大哭大闹，对于她来说明亮、自由、有现代气息住着父母和她的洋楼才她真正的家，而不是眼前供奉着众多祖宗牌，阴森、古老、深不见底的大宅。

对乱世毫无感知，只觉得老宅“压抑又安全”，随着一天天长大，金花开始模糊认知“胡家与村民的距离”。

全家搬回老宅后，父亲把县城洋楼托付给可靠的伙计看管。老宅的高墙把炮火和战乱挡在外面，她的世界里只有青砖灰瓦、雕花窗棂和院子里的石榴树。母亲因为远离了县城的现代生活，变得郁郁寡欢，终日礼佛念经，对她的照顾有些疏忽。她主要由婶婶带着，金花在家族中排名第三，头上两个都是婶婶家的女儿；

她的童年，只有婶婶教她唱的童谣、讲《二十四孝》故事，还有父亲偶尔从外面带回来的、用报纸包着的流心糖块。到了该读书的年龄，父亲请一位落第秀才，逃难来的老夫子，在胡家老宅的厢房开馆。学生只有她 跟两个堂姐；

先生教他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再《论语》《孟子》选段，以识字、背书为主。再有就是写毛笔字，用宣纸、砚台、毛笔，唯独就是不用钢笔，先生会说“洋笔写不出民族筋骨。读圣贤书、写写毛笔字。

没过几年，父亲突然便将她转去村里里日小学，学白话文、算术，她第一次和收租的对象家的小孩们同班。她是独女，父亲完全有理由继续让私塾先生教她，甚至更愿意把她关在家里教。其实这一操作的背后有个很客观的原因：

家里没钱养私塾先生了！

是的，她9岁那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物价飞涨，农村经济凋敝。胡家虽然还有地，但佃户交不上租，甚至有些佃户逃荒了，父亲在县城的生意也中断了。请私塾先生在当死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对于当时已经开始“吃老本”的胡家来说，这笔钱越来越拿不出来了。父亲不得不辞退了周先生。一来村里的“抗日小学”是免费的，二来学校在大力推行“国民教育”和“抗战教育”。当时的舆论环境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如果一个大户人家的孩子不去上政府办的“抗日小学”，依然躲在家里读“四书五经”，会被视为封建糟粕，被视为“不爱国”、“顽固守旧”甚至“通敌”。父亲非常害怕被保长或工作队盯上。为了表明胡家是“良民”，是“拥护抗战的”，父亲必须把女儿送去抗日小学。这是一种政治表态，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每天放学，父亲都会在门口等她，迫不及待地问：“今天老师讲了什么？有没有问咱家的事？” 当她兴高采烈地唱着抗日歌曲回家时，父亲会立刻捂住她的嘴，惊恐地环顾四周：“别唱！在家里别唱！隔墙有耳！”

抗日小学的老师经常给学生讲“人人平等”“打倒剥削”的道理，教唱《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还会讲“地主压迫农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