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陕西的政区根本不是现在这样划分的。耀州那一块儿还有一个县，叫同官。这个县名听起来有点古怪，年轻人甚至没听说过陕西居然还有这么个县份。它和东潼关同音异字，属于一个山区小县，我就是这个同官县的人。民国时期，同官并不归耀县管，属于洛川行政区专属管理。同官比铜川小点，老铜川原来的区域并不大，所管辖的两个县都是山区小县。

奇怪的是，我家所在的村名里也有个“县”字，叫故县。从现在的耀县北门直接上去，是一道大土岭，属西塬。上塬后地势较平坦，走四十里路就到我家。一个不大点的小山村，周边分别有文王山、武王山、药王山，下去就是唐陵街。经富平一直到黄河边的那道大岭，当地人称桥山。这条山脉，是由黄龙延伸过来的。我家所在的这条土岭，属于大山脉的一个山梁，梁头的地方形成了一个大塬。当时的铜川市向西到我们这里是四十里路，再向西二十里到小丘，就到了文王山下。一条大梁直到耀县，约五十里。尽管属于丘陵地带，但大多地方地势平坦，在行路难的山区，我们那儿的路还算好走。

当时的同官县是个穷县，又小又穷。县域内人口稀少，土地瘠薄，四处都是干梁，水源奇缺，当地农民基本上是靠天吃饭。我们那里是铜川有名的四大塬（石柱塬、黑池塬、梁家塬、演池塬）之一—石柱塬。在我们那一块，“四塬”还算（铜川市）最好的地方。过去，县上设行政为东、南、西、北四区，接近于现在的乡镇，我们故县村属石柱乡管理。

从历史渊源上说，苻坚时期我们那儿是陕北、关中之间汉羌地域的重要分界线，被称作岱玉。我们那个村名就很有点意思，故县——“过去的县城”。据说，在历史上，我们村曾经是个地方政权机构。岱玉护军，是北魏时期的县邑，就设在我们村那一块。史书记载的有宋代的范仲淹在此抗辽，但未留下什么值得研究的文物古迹，只留下一些无法考据的传说。到了清朝，“一州管三县，中心在同官”。三县分别是耀州、富平、同官，为耀州统管。后来，又把同官划归了洛川专区。同官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是个交通枢纽，属于很红火的地界。不知什么原因，后来官道改了路，我们那地方也慢慢变偏僻了。

我小的时候，同官县城每月有一个集会，进城的人很多，十分地热闹。那一天，周围二三十里路范围内的乡村土路上，都是来来去去赶集的人。他们的柴米衣食贸易、经济交流都集中在集会这一天。进了县城，也没有啥商业街区。平时很宽敞的地方，这天都挤得人山人海。买卖人就在土路边围着地上的农产品讨价还价，有的摆着一只鸡，一堆猪崽，有的是几把镰刀一领草席。大多是货币交易，还可以以物易物。记得那个时候，一个铜板就能买一碗油炒粉。当地居民大多都是种地过活，也有些人搞小贸易、做小生意，不过，这类人数很少。后来，市镇上慢慢有街道了。我们石柱也修了一条，约为一二里长。每到集日，周围农户赶集来，农产品、牛羊和布匹等各种交易都集中在这里。

我们故县那个村子虽不大，距离镇上却不远。我上学的时候，村上大约有一百多二百口人。全村总共有四姓人家：石、姚、马、宋。

石家和姚家为大姓，马、宋为小姓。在这四家中，石家和马家关系很亲密，他们可能为世亲。而宋、姚两家好像是两户同门，从来都不能通婚。不过，石家可以和姚家、宋家通婚。我时常想，这些同居一个村庄、不同姓氏的人群在原始社会时期会不会是一族同胞呢？于是，就有这样的奇怪规矩一代代传了下来。这也是我从少年时代开始，对我们人类自己的文化发展的最初思考。

我的第一次婚姻就是和本村姚家结亲的。逢年过节的时候，姚家和宋家在一起祭祖，石家和马家各有祠堂。几千年来，这种村庄与村庄、姓氏和姓氏之间的联姻关系，在当代中国的广大乡村依然存在。这也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