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但我认为，刘老师提到了那几点，恰恰是这篇稿子的闪光之点。比如说把老保管比喻为“铁公鸡”，大家注意，“铁公鸡”三个字是挂引号的。刚说到这里，李为民说话了：“高小菊，刘老师又没让你念这篇稿子，你怎么知道‘铁公鸡’这三个字是加了引号的？难道这篇稿子是你写的？

孔绍峰想，可不能让在座的人认为这篇被刘志文批得体无完肤的稿子是高小菊写的，那样，高小菊在这些人面前太丢面子了，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举起右手：“大家安静，我声明一下，这篇稿子出自鄙人之手！”刘志文摆摆手：“都坐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一篇稿子有争议，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关于这篇稿子的长处和短处的讨论暂时到此，下面，我们讨论第二篇稿子。”刘志文又从那一摞稿子中抽出一篇，递给高小菊：“云霞，你把这篇稿子念念。”高小菊接过稿子，瞄了一眼，冲孔绍峰丢了个眼色，孔绍峰想，莫非高小菊要念的，也是她自己的那篇《扎根农村的女知青》？

还真让孔绍峰猜着了，高小菊念的正是她写的那篇稿子。与评价孔绍峰写的稿子时的结论相反，刘志文对这篇稿子大加赞赏，全然忘了他自己定的只给稿子找毛病的原则。各位村级记者们也鹦鹉学舌，说高小菊的稿子写得就是好，还举出一二三点。高小菊很是认真地在本子上记着刘志文的评价和大伙的发言。大伙讨论地很是热烈，仿佛是在开高小菊作品研讨会。

孔绍峰终于忍不住了，站起来，敲了敲桌子，会场安静下来，大伙把目光投向孔绍峰。孔绍峰说了句让在场的人大倒胃口的话：“是因为有了嫁给农民的女知青这篇文章才有味，还是因为刘老师说了这篇稿子写得好你们才说了这么多的好？”孔绍峰的话犯了众怒，大伙把矛头对准了他，五大队的通讯报道员李为民首先发难：“孔绍峰，你什么意思？不是因为你那篇稿子写得差而小玲这篇稿子写得好你不服气呀？”孔绍峰说：“云霞的稿子写得好，跟你有啥关系？要说有关系，那也是跟我有关系，是我跟云霞一起采访的当事人。没有好的写作素材，玉霞能写出这么好的稿子吗？”李为民似乎有点吃醋：“孔绍峰，你是不是有点贪天之功归己有的意思啊？离开你，云霞就采访不到写作的素材了？”孔绍峰刚想反驳李为民，让刘志问文阻止了：“跑题了，跑题了，大伙接着讨论！”

从上午九点一直嚷嚷到中午十二点，孔绍峰弄不准一上午的讨论到底有多大的收获，走出公社小会议室，对自己能不能当好村级记者，能不能再写稿子，有点拿不准了。高小菊倒是春风得意的样子，安慰孔绍峰：“你听他们胡说，都是跟着刘老师瞎叫唤，别把他们的话往肚子里放。不说别人，咱俩比，十个高小菊也赶不上一个孔绍峰。”孔绍峰说：“你就别安慰我了，连刘老师都说我的稿子一无是处，我在这方面肯定没啥前途。”

高小菊上前用手摸了摸孔绍峰的头，说：“没发烧啊，怎么说起胡话来了？”

孔绍峰原本跟高小菊的关系不错。两人虽不是一个村的人吗，但从小学到初中毕业都是同学。高小菊个子高，排座位竟然排在孔绍峰后排。孔绍峰写作业，钢笔里突然没有墨水了，回过头去，拿过高小菊的钢笔，把高小菊钢笔中的墨水挤在自己钢笔的皮囊里；孔绍峰的橡皮用得用手拿不住了，也会回过头去，从高小菊的铅笔盒里拿过橡皮，用削铅笔刀一分为二……高小菊斥责孔绍峰，说你脑袋勺留胡子——随了便了。孔绍峰却没有从高小菊说话的口气中听出对他的不满。两人之所以关系不一般，与两人都喜欢看小说有关。高小菊的大哥在县一中上的初中，“文革造反，学生们抢了校图书馆，高小菊的大哥拿回家好多小说，高小菊把小说借给孔绍峰，两人看过同一本小说后会交流读后感。初中毕业，高小菊被推荐上了高中，常有因为跟老师、校长关系一般，没被推荐，成了生产队年龄最小的社员。孔绍峰挺有上进心，在劳动之余自学高中功课，喜欢文学，写了一篇破除迷信的小说，发表在县文联办的《小草》刊物上。还被邀请参加县文联举办的文学青年笔会。后来，在地区文联办的刊物上也发了稿子，孔绍峰在柳树营的年轻人中名气大了起来。公社成立报道组，当上了第二生产大队的通讯报道员。

孔绍峰与高小菊产生隔阂，跟那次上站，刘志文组织评稿有关。孔绍峰写的那篇《“铁公鸡”二三事》被刘志文评的一无是处，而高小菊写的那篇反映下乡知青扎根农村的稿子被刘志文夸得开了花，孔绍峰不服气，表面上表现地很悲观，跟高小菊说刘老师那么说，看来我不是写稿子的材料。暗地里却把那篇《“铁公鸡”二三事》寄给了县广播站和地区日报。县广播站播了那篇稿子，地区日报讲稿子的题目改成了《红管家》刊了出来。这给了孔绍峰自信。县广播站，地区日报编辑的水平不比刘志文差吧？孔绍峰有点洋洋自得，高小菊却来找他了。那天，他在栖身的小屋里写稿子，高小菊没打招呼进了屋子，把一张报纸往土炕上一甩，说：“孔绍峰，你木头脑袋呀？”

孔绍峰被高小菊的举动弄懵了。拿起高小菊甩在土炕上的那张报纸，却是刊有他那篇文章的地区日报。他看着高小菊，问：“你什么意思？谁木头脑袋？”孔绍峰以为，采访老保管，是他和高小菊一起去的，虽然稿子是他执笔，但作为朋友，发表稿子应该属两个人的名字。孔绍峰知道，高小菊是很在乎名声的人。上小学时，高小菊当过少先队的中队长，同班同学赵小玲是班长，高小菊被一个问题困惑，问过好多人，是中队长官大还是班长官大，是中队长说了算还是班长说了算。那时候孔绍峰是白丁一个，回答不出如此复杂的问题，但那时候他旧知道了高小菊虚荣心很强。像在报纸上反表稿子这样出名的事情，她肯定很在意。虽然高小菊是第一生产大队的通讯报道员，也给县广播站和地区日报投过稿子，但没有一篇被县广播站采纳，更没有一个字变成铅字。她肯定是抱怨孔绍峰投稿没属她的名字。

孔绍峰跟高小菊解释，写纪实性的稿子要盖大队公章，老保管是第二生产大队的人，稿子只能盖第二生产大队的公章，所以，才属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孔绍峰以为这样解释高小菊能理解，哪知道高小菊更生气了，指着孔绍峰的鼻子：“你以为我是来埋怨你没属我的名字？啊，呸。真要是属上我的名字，我会恶心地吃不下饭。”

孔绍峰问：“那你发的哪家子火？”

高小菊长喘了一口气，说：“亏你看了那么多的书，怎么一点人情大理都不懂？全公社的通讯报道员都知道，你着篇稿子被刘老师批地啥也不是，你倒好，把稿子寄给了县广播站，投倒了地区报社，县广播站还真的给播了，地区报社还真的给登了。刘老师能听不到县广播站的广播？能看不到地区日报？他会怎么想？他会认为你瞧不起他。你这通讯报道员还当的成吗？”

原来是这么回事！孔绍峰心说，当不当通讯报道员又有何妨？更何况大队通讯报道员由大队给记工分，当不当通讯报道员，不是刘志文说了算。高小菊为什么这件事情如此敏感？孔绍峰明白了：高小菊跟他说过，刘志文很信任她，刘志文不光写新闻稿，还搞文学创作，写了稿子要让高小菊用复写纸誊好几份。高小菊说，刘老师的水平就是不一般，通过给刘老师誊稿子，学到了不少知识呢！孔绍峰甚至想，说不定高小菊暗恋着刘志文呢！要真那样，孔绍峰很是为高小菊担忧。孔绍峰觉得刘志文是靠不住的人。不说别的，就说那次评稿子，他说的是真心话吗？就刘志文的实际水平而言，怎么会看不出哪篇文章写的怎么样？还说只对稿子不对人，说他是随意抽的稿子，不知道稿子是谁写的。骗傻子呢吧？就算稿子上没写作者姓名，谁不能从稿子上写的什么事情推断出是谁写的稿子？一个生产大队只有一名通讯报道员。写第二生产大队老保管的事情，孔绍峰不去写难道还要高小菊去写？再说，公社广播站播谁的稿子，广播员说了不算，得刘志文选稿。他会认不出哪个通讯报道员的笔迹？从那次评稿就知道刘志文不是一个诚实的人，高小菊要是真的跟了刘志文，将来刘志文发达了，会不会把高小菊甩了，很难说。作为朋友，得提醒一下高小菊。

孔绍峰心里怎么想的嘴上就怎么说：“你是不是暗恋着刘志文？”

高小菊闻听，一句话没说，抓起她扔在土炕上的那张报纸，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孔绍峰的屋子。

两天后，大队党支部书记派人把孔绍峰叫到大队部，跟孔绍峰说有人反映孔绍峰跟大队党支部部是一心，这样的人不配当大队党支部的喉舌，让孔绍峰回生产队上班。孔绍峰是私下里议论过大队党支部书记，说那家伙假公济私，把儿子闺女都安排了好差事。但对大队党支部书记有看法不等于跟大队党支部不一条心吧？孔绍峰猜测，肯定是刘志文说了他的坏话。大队党支部书记常去公社开会，跟刘志文碰到的机会较多，刘志文向大队党支部书记反映孔绍峰的言行，也算是情理之中。至于刘志文为什么跟二大队党支部书记说孔绍峰的坏话，十有八九，是高小菊跟刘志文说了什么。

高小菊在孔绍峰心目中的印象彻底改变。孔绍峰认定高小菊不仅是个好拍马屁的人，还是个好搬弄是非的人。

两人误会的升级与孔绍峰老父亲的虚荣心有关。

孔绍峰写了一篇师生恋的小说，其中多少有点高小菊和刘志文的影子。把小说寄给了县文联办的刊物《小草》。真没想到，这篇小说不仅在《小草》上登了出来，编辑还给孔绍峰寄了两个带塑料皮的笔记本和两本每页三百格的稿纸，给孔绍峰写了一封信，鼓励他创造出更好的作品。孔绍峰受编辑来信的鼓舞，接连给《小草》投了好几篇稿子。四月初，《小草》编辑部的老师给孔绍峰来信，说是编辑部要举办青年作者笔会，请来了省里和地区文联的作家给讲课，邀请孔绍峰参加。孔绍峰很想亲耳聆听省里作家的讲课，但碰到了一个问题：那时候外出得带粮票。笔会十天，住在县政府招待所，交十斤粮票。庄稼人需要粮票，一般是用粮食到粮库换，孔绍峰把编辑部老师的信拿给父亲看。父亲很高兴，跟儿子说粮票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

孔绍峰以为父亲会用粮食到粮库换粮票，要不就是跟当工人的兄长要十斤粮票。孔绍峰想错了，父亲既没有用粮食去换粮票，也没有跟兄长要粮票。而是跟乡亲们去借。

孔绍峰父亲到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家里，跟书记借粮票。说，你那不争气连村级记者都当不了的外甥，不好好听队长派活，写啥小说，还真瞎猫碰上了死耗子，发表了，要上县里开会，书记你说，在咱们柳树营公社第二生产大队，在县里开过会的也就是你了，哪想到你那不争气的外甥也要到县里开会，我家没备着粮票，书记你常出差，家里肯定有粮票吧？书记自然也能听出孔绍峰父亲是在他跟前嘚瑟。因为是他不让孔绍峰当通讯报道员的。这老家伙以借粮票为借口来向他证明孔绍峰不当大队通讯报道员也能发表稿子。

孔绍峰在四十岁不惑之年才读了美国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小说《麦田守望者》，知道了书中的主人翁是谁和作者叙述的故事。然而，知道有这么一部小说却是在孔绍峰很小的时候，大约十岁出头吧，上小学三年级，最高不过四年级。当然是从别人嘴里听到的。那家伙是孔绍峰的同桌，他有个哥哥在县一中上学，“文革”初造反，砸了校图书馆，抢了不少的书拿到家里，孔绍峰那位同学收藏了他哥哥从校图书馆抢来的书。也不知这家伙记性不好还是孔绍峰的耳朵不好，孔绍峰把《麦田守望者》记成了《麦场守护者》，而且一错就是几十年。想当然地以为这小说说的是一个看护麦场的人所经历的事情。当然这些事情都与麦场有关联。夏日里从麦田里收到麦场上的小麦穗，秋日里从大田里收到麦场上的玉米棒子、高粱穗子……冬日里从南泊草滩收到麦场上的苇草……小说《麦田守望者》的故事情节跟麦田半毛钱的关系也没有，甚至出现“麦田”这个词汇的次数也寥寥无几。但在阅读这本小说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不是几个月，也不是几年，而是从少年到青年，再从青年到中年，孔绍峰一直以为《麦田守望者》中的主人公经历的事情与麦田有关。因为孔绍峰把《麦田》记成了《麦场》，那么，也就想当然地认定主人公的人生经历与麦场有关，甚至认定孔绍峰曾经有过书中主人公的经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联想？因为孔绍峰曾经是麦场守护者。甚至可以说，守护麦场，是孔绍峰社会生涯的开端。

孔绍峰是从当一名麦场守护者开始了解社会的。

在出任麦场守护者之前，孔绍峰在生产队当一名不合格的地球理发员。“地球理发员”是庄稼人对自己职业的戏称。这戏称并非一点根据也没有，认真想来，倒是有点形象：比如在大田里间苗薅草，就有点“理发”的意味。孔绍峰之所以单单把间苗薅草这活计拿出来佐证“地球理发员”这个词汇的非虚构性，是因为在孔绍峰不算太长的“地球理发员”的生涯中，生产队的队长给孔绍峰派的最多的活就是间苗薅草。只是因为在庄稼地里的所有活计中，间苗薅草是最不用力气最用不着技术的：只须把苗秧周边的杂草拔掉，把过密的秧苗间稀疏，拔去长得弱的秧苗，留下长得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