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意藏了起来。你拿走吧，留个纪念。”那是一份《燕山劳动日报》。孔绍峰说，这报纸有什么可作纪念的？李云霞说：“这上面有你写的稿子啊。”孔绍峰拿过报纸，翻开，果真在第二版找到了孔绍峰写的一篇小通讯。自从孔绍峰担任“村级记者”，采写的稿子最高只是在县广播站播出，在地区报纸上发表，还是头一回。这对孔绍峰来说意义非凡。哪个写稿子的人不梦想钢笔字变成铅字？怪不得李云霞要孔绍峰留着这张报纸作纪念呢。她肯定也意识到了在报纸上发表稿子是多么不容易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孔绍峰很是仔细地把报纸折起来装进上衣口袋，没忘了跟给李云霞一声道谢。李云霞说：“将来当了作家可别忘了我。”孔绍峰不知道李云霞的这句“可别忘了我”有多深的含义，孔绍峰很是庄重地跟她说，忘了谁也忘不了她。这话让孔绍峰自己都觉得有点虚假，李云霞却挺当真：“真的？”孔绍峰说：“天地良心，我要是说假话，天打五雷轰。”李云霞说：“谁让你起誓？”

孔绍峰和李云霞一起，把她的办公桌办公椅从办公室搬到了门楼下，两个小时后，又把桌椅从门楼下搬回到办公室。两人走在回家的乡间土路上，让孔绍峰想起了上一次他们走到胡同口聊着天，因为听到胡同里传来脚步声，李云霞撇下孔绍峰匆匆离去那回事情。她为什么会匆匆离去？这个问题孔绍峰翻来覆去想了好多遍，就是想不出所以然来，孔绍峰甚至有了直接向李云霞问清楚的想法。只是这一次相伴而行，一出大队部李云霞就跟孔绍峰聊起了初中同学。她似乎很关注昔日同学混得怎么样，说某某初中毕业接了父亲的班到城里当了工人，说某某高中毕业后当上了村妇女主任，某某男生当兵入伍，当上了排长，口气中满是羡慕。孔绍峰恭维她说，你也混得不错，高中毕业没到生产队上一天班，直接当上了大队干部。李云霞说，你不是说我当上大队干部，是因为孔支书想让我当他的儿媳吗？孔绍峰说，我啥时候这么说过？我是说，村里头好多人这么认为。李云霞说，得了吧，是你自己这么认为吧？孔绍峰就把藏了多天的疑问提了出来，没有直截了当，而是转了个弯：“你知道那一天从胡同里走出来的人是谁不？”李云霞说：“你是说上次夜校上课那个晚上？谁呀？”孔绍峰告诉她，那天从胡同里走出来的人是高文化，孔支书的独生子。李云霞说：“是他呀，那又怎的？”孔绍峰问：“你是不是知道高文化那个时候下夜班，怕他从胡同里出来看到你和我在一起，所以，才……”李云霞说：“你可真能想象，我怎么会知道他会从胡同里走出来？就算他看到我们在一起，跟他有啥关系？”孔绍峰说：“人家不是惦记着你呢吗？看到你三更半夜跟一个男的在一起，他肯定起疑心。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便他看清楚你是跟我在一起，也不会担忧啥。如果他看到的你是跟另一个男人在一起，比如郑宏，那他心中怎么想，会发生什么事情，就不好说了。”

故事讲到这里，得交代一下孔绍峰当时的心态和跟李云霞说这番话的背景。在这之前，孔绍峰已经看过一些有爱情描写的文学作品，比如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记住了“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那段保尔在家乡烈士墓前的独白，更被保尔和东妮娅儿时纯真的爱情所感动；比如作家柳青写的《创业史》，记住了“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更吸引孔绍峰读下去的是梁生宝和徐改霞的感情故事。孔绍峰也正是从这些文学作品中得到了爱情启蒙。

自打知道了世界上有爱情这宗事，知道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无边的苦恼就如影相随。为啥？小学二年级的一个礼拜天的下晌，孔绍峰提着篮子去村北挖野菜，走进一块玉米地，十几名男女社员在那里间苗薅草，孔绍峰奔着几簇曲曲菜走去，却被外号叫“南霸天”的一个中年人叫住：“小拐子，你过来，我问你个事儿。”孔绍峰讨厌别人叫他“小拐子”，但出于礼貌，孔绍峰还是走到那中年人跟前：“大叔，你问我啥事？”“南霸天”问孔绍峰的问题是：“你长大了干什么？”这个问题不难回答，那时候孔绍峰还没有初中毕业上高中回村当会计或者小学校老师的具体规划，一心想的是“长大了要当科学家”。孔绍峰很是自豪地回答“南霸天”大叔的问题：“我长大了要当科学家！”孔绍峰以为大叔会表扬孔绍峰人小志气大，哪知道大叔却哈哈大笑起来，老半天才止住了笑，一本正经地告诉孔绍峰：“我看你呀，只能当造粪的机器！”“造粪的机器是柳树营那地方形容一个人最无用时用的语言，是说这个人除了吃饭和排泄之外，什么也干不成。孔绍峰年龄虽小，但也知道“士可杀而不可辱”，当着十几名社员，送给“南霸天”一句国骂。那家伙站起来，嘴里说着脏话，说要替孔绍峰爹管教管教孔绍峰。好在有人拉住了“南霸天”，孔绍峰才得以脱身。

不管孔绍峰自己怎么要强，在世人眼中，孔绍峰长大只能当“造粪的机器。”这也就决定了，成家立业，对孔绍峰是一件何等艰难困苦的事情。孔绍峰甚至不止一次悲观地想过，这辈子只能打光棍了。这也就是孔绍峰为什么会认为即便有人看到孔绍峰和李云霞三更半夜在一起，也不会产生“他们俩个怎么会在一起”的迷惑。在柳树营二大队，李云霞是女生中的佼佼者，而孔绍峰，是男生中的最次品。无论谁都不会相信，李云霞跟孔绍峰在一起的原因跟所谓的搞对象有关联。但如果李云霞跟别的男人比如团支书郑宏三更半夜在胡同口聊天，十人会有九人加一人认定这两个年轻人在谈恋爱。

这就是孔绍峰跟李云霞说那番话的背景和心态。也不知道李云霞是不是听明白了孔绍峰那话的意思，还是听明白了故意装作不明白，说了句：“莫名其妙”。又撇下孔绍峰独自朝着她家的方向走去。孔绍峰站在原地，看着她渐渐消失在夜色中的背影，也感觉到她的举动有点莫名其妙。

那是个政治狂热的时代。

也是从小靳庄传过来的经验，各大队办农民政治夜校之后，还成立了理论学习小组。学习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说白了，就是几个人凑在一起，听一个人念报纸上的社论或者“梁效”的文章，然后，谈心得体会。孔绍峰们大队的理论学习小组成员由下乡知青和在乡知青组成，理论学习小组的组长是团支部书记郑宏。郑宏念报纸上的文章，或者发表高见的时候，孔绍峰心里很是奇怪的想，这家伙真的会装相，谁能知道革命口号喊得震天响的人会是一个偷草贼？这秘密只有孔绍峰和刘国庆知晓。让孔绍峰佩服的是，这家伙面对孔绍峰时很是坦然，要么，是自欺欺人，要么，认定了孔绍峰不会把他的丑事说出去，因为时过境迁，没有了证据，他相信即便孔绍峰说他当过贼，也没有人相信孔绍峰说的话。听郑宏在那里侃侃而谈，孔绍峰心里就如吃饭时在饭碗里看到一只死苍蝇那般恶心。

孔绍峰和李云霞都是理论学习小组的成员。理论学习小组每周集中学习一次，时间是吃过晚饭。地点是大队部，也就是李云霞的办公室。一般情况下，郑宏坐在李云霞平时坐的那把椅子上，充当主持者的角色。其他组员坐在靠窗的土炕上。自然，李云霞要第一个到办公室，因为开办公室门的钥匙在她手上。她得打开办公室的门，其他组员才进得了屋子。她也得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因为她要等其他人走后锁上办公室的门。与农民政治夜校上课不同，孔绍峰不必最早到李云霞的办公室，因为用不着把李云霞办公用的桌椅搬到门楼之下。孔绍峰是二大队的人，家却在六大队地界，从孔绍峰家到二大队队部，得穿两个胡同走两条街，加上孔绍峰腿脚不利索走路慢，要是赶上理论学习小组集中学习那一天晚饭吃的晚，孔绍峰可能是最后一名到场的人。那是初夏里的一天，吃晚饭有点晚，孔绍峰推开大队部办公室的门，土炕上已经坐满了学习小组的成员。一只六十瓦的灯泡把二十几平米的屋子照得很亮，孔绍峰看到，灯泡下摆着一张椅子，正是李云霞平日里坐的那把。李云霞坐在椅子上，郑宏面对着李云霞站着，两人相距不过半尺！李云霞的头几乎挨到了郑宏的胸。李云霞的一只手捏住郑宏右手的食指，另一只手捏住一枚大头针，拨弄郑宏右手食指的表皮。却原来，郑宏右手食指扎了刺，李云霞在用大头针给郑宏挑刺。也不知为什么，孔绍峰看到这情景，心里头说不出啥滋味。用后来的网络语言，羡慕、嫉妒、恨？心想，要是孔绍峰手上扎了刺，李云霞会不会帮他挑刺？被李云霞捏住一个手指，会有什么感觉？

孔绍峰正胡思乱想，忽听有人喊了一声：“哎呀，不好！”喊话的是下乡知青小葛。人们都把目光投向他。有人问：啥不好，大呼小叫的？小葛煞有介事：“我亲眼看到一只虱子从张书记的脑袋上掉下来，落到了李主任的脑袋上。”

小葛描述的情形并非不可能。孔绍峰就经历过一件很尴尬的事情：自从当上村级记者，写了稿子，盖上大队公章后送到公社广播站。公社广播站的广播员是一位从北京来柳树营公社某大队插队的女知青。长得很是漂亮，有点像部队里的女文艺兵。姓郝，孔绍峰管她叫郝大姐。因为一件偶然的事情，孔绍峰跟郝大姐成了朋友。有一天，孔绍峰去广播站送稿子，发现郝大姐趴在放扩音机的桌子上，头埋在胳膊里，肩膀一起一伏，发出抽泣声。她在哭，哭得挺伤心！在孔绍峰的印象中，郝大姐性格开朗，说话都是笑模样，好像从来没有烦心事。是什么事情让她如此伤心？孔绍峰轻轻叫了一声“郝大姐”，郝大姐抬起头，满眼的泪水。孔绍峰问她怎么了，郝大姐不说话，把压在胳膊下的一封信递给孔绍峰。孔绍峰用疑惑的目光看着郝大姐，郝大姐说：“你看吧，对你，不保密。”孔绍峰展开了那封信。看完，知道写信人是郝大姐的男朋友。却原来，郝大姐与男朋友青梅竹马，高中时谈上了恋爱，高中没毕业，郝大姐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男朋友到新疆当兵，相隔万里，鸿雁传书，几年后，男朋友复员回到北京，郝大姐通过关系从黑龙江来到离北京较近的燕山农村插队，为得是早一天团聚。郝大姐父亲的同事的儿子看上了郝大姐，父亲的同事有能力把郝大姐办回北京，条件是郝大姐跟父亲同事的儿子结婚。郝大姐的家人找到郝大姐的男朋友，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不能把郝大姐办回北京，那就离开郝大姐。男朋友给郝大姐那封信的中心内容就是他无能力把郝大姐办回北京，更不想耽误郝大姐的前程，既然有人能把郝大姐办回北京，那他只有祝福郝大姐幸福。郝大姐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伤心。她责怪男朋友为什么如此不了解她。孔绍峰很同情郝大姐，孔绍峰跟郝大姐说要不要我给你男朋友写封信，告诉他你看了他的信后多么伤心。郝大姐点了头。结果，孔绍峰那封信挽救了郝大姐的爱情。一天，孔绍峰正在栖身的茅草屋写稿子，郝大姐来了，带来了男朋友给她的信，告诉孔绍峰说她和男朋友涛声依旧了，让孔绍峰分享他们的幸福。孔绍峰正看着郝大姐男朋友给她的信，忽觉头皮发痒，用手去挠，一个白色的小精灵从头上落下，正好落在了信纸上，两秒以后，那小精灵竟然在信纸上爬了起来……郝大姐本来是把头凑过来跟孔绍峰一起品看她男朋友的文采，突然看到了信纸上出现了一个会爬的白色精灵，像是屁股坐在了弹簧垫上，压得太实被反弹起来，身子往后一退，惊叫一声：“虱子！”

这是孔绍峰的亲身经历。当时，孔绍峰有多么尴尬，无法用语言和文字来描述。因此，孔绍峰确认小葛的那番话不是玩笑，很可能他真的看到了一只虱子从郑宏的脑袋上掉下来落在了李云霞的脑袋上。孔绍峰甚至可以想象，李云霞会像当初的郝大姐那样，身子从椅子上反弹起，大叫一声后后退两步。孔绍峰，也许还有坐在土炕上的男女知青，都期待着接下来上演的一幕，李云霞会有怎样的反应？从椅子上跳跃起来？扔掉手中的大头针？

出乎孔绍峰的意料之外，也许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李云霞仿佛没有听到小葛那番话，依旧把目光专注于郑宏的右手食指和她手中的那枚大头针。就在大家为李云霞的沉着镇定而觉得无趣的时候，事情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郑宏食指上扎的那根刺终于被李云霞手中的那枚大头针给挑了出来，李云霞把那枚大头针放在办公桌上，把椅子挪回到办公桌旁，面对着土炕，确切地说是面对着土炕上坐着的人，说了一句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话：“掉下一只虱子无所谓，要是掉下两只虱子，一公一母，那我的头发非成虱子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