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篇被刘志文批的一无是处的《“铁公鸡”二三事》让孔绍峰寄给了报社，发表了，这很让刘志文没面子。他能忘记那件事情吗？肯定忘不了。看他高兴甚至有点忘乎所以的样子，估计是卷子答的不错，也就大人不计小人过了。孔绍峰倒是挺佩服高小菊，这个当面斥责他“卑鄙”的女人，这会儿很坦然地坐在他的对面，还面带微笑。估计也是卷子答的不错。

等着服务员上饭，总得找个话题聊，高小菊问刘志文：“刘老师，你听听我的作文离题没有。我是这么写的：从现在到本世纪末，正好是二十三年，我们国家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到那时候，我就是四十五岁的人了。不管将来从事什么工作，都是祖国建设的中坚力量，我是用的假如，假如我成为一名人民教师，我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在三尺讲台贡献一生；假如我成为一名地质工作者，我会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假如我成为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我会怎么怎么样……您说，我这么写行不行？”刘志文没回答高小菊的问题，扭头问孔绍峰：“雷震，这篇作文你是怎写的？”孔绍峰本不想跟这两个人有多深的交流，既然刘志文问到这里，也只有敷衍两句，说：“我没有高小菊那么崇高的理想和志向，也没有她那么伟大的奉献精神，我也没说什么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我说我就是要考大学，考上大学后好好学习，将来有一个适合我的工作，跟所有人一样，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孔绍峰刚说到这里，就被刘志文打断了：“完了，完了，你这篇作文肯定得不了及格分。立意也太差了，太庸俗了。相比之下，高小菊那篇作文就强多了，不但立意好，而且语言也美，有点像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写法，得分肯定低不了。”

这时候，服务员端来了三碗牛肉拉面，刘志文问服务员：“有辣椒没有？”服务员说：“有”。刘志文说：“拿点来。”服务员端来了小半碗捣碎的辣椒，递给刘志文，刘志文问：“你们两个要不要？”孔绍峰摆手，高小菊也摆手。刘志文往碗里倒了辣椒，搅和了搅和，大口吃了起来……孔绍峰想，人，都有阳光的一面，这刘志文吃面的样子，一点也不像小心眼的人。

第二天下午，考完最后一科，天已经黑了，刘志文和高小菊结伴回家。十华里的路，两个人边走边谈。交谈的核心人物是孔绍峰，从孔绍峰的那篇作文谈起。刘志文问高小菊：“你说，孔绍峰真的会在作文中写什么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吗？”高小菊说：“我觉得不会，他又不傻，在高考作文中写那么低俗的事情，不是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吗？”

刘志文说：“你别说，不得不佩服孔绍峰，不管他把卷子答得怎么样，一个初中生，敢跟高中生一道进考场，这就很了不起。”

高小菊说：“不过，做事情总要看结果，他这样做，除了让人知道一个初中生上了高考的考场，还有什么意义？”

刘志文说：“别说他了，说说你吧。你如果考上了，打算报哪所大学？”

高小菊说：“这我还没有想好，总得四科考完估计一下自己的分数，再选择报哪个级别的学校吧？刘老师，你是不是胸有成竹了？”

刘志文说：“胸有成竹说不上，但把握应该说是有的吧。我分析过考场上的那些人，即便是那些应届毕业生，这些年来也是混过来的，更不用说社会青年了，谁正经八本看过几本书？再怎么说，这些年来，我先是教书，后到公社工作，基本上没有丢下书本。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我虽然没有预料到高考制度会改革，但我没有丢下书本，也就等于这机会是冲我来的。当然，还有你。”

高小菊说：“我怎么能跟你比呢？你是老师，我是学生，你在公社工作，我在大队上班，你始终是我的领导。”

刘志文说：“不管怎么说，今天这两科卷子答完了，我心里就有底了。说到这儿，我挺纳闷，孔绍峰怎么会那么早出考场？你说，他是把题都答完了才出了考场，还是根本就不会答在考场坐着没意思干脆出来？”高小菊说：“我也挺纳闷。我们那考场三十人，语文，他第一个交卷，比规定的事情提前了一个来小时；今天的历史地理，他都是提前一个小时交了卷。你说他不会答吧，为什么不是发卷子半个小时后就出考场？你说他会答吧？也不可能答得那么快吧？”

刘志文说：“那就是他没有把卷子答完。”

高小菊说：“我倒真希望孔绍峰能考上大学。一个初中生，自学高中课程，多不容易呀？”

刘志文说：“你还挺有同情心的，可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北京也不相信眼泪呀！”

高小菊想到了自己脑海中闪过的那个问题：“刘老师，我能问你一个敏感的问题吗？”

刘志文说：“你问呗，我这里没啥敏感的问题。”高小菊说：“我是说，你考上了大学，嫂子和孩子怎么办？”刘志文反问高小菊：“你怎么想起问这个问题？”

高小菊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咱们公社发生过好几起这样的事情。你也知道吧？比如说前几年被保送上了外国语学院的高家庄的高红军，在家有女朋友，入学前都跟女朋友那个了，可入学没有几天，就用红笔给女朋友写来了绝交信。女朋友腆着个大肚子去了学校，问高红军是想继续上学还是回家种地。高红军问女朋友啥意思，女朋友说要想回家种地，她就腆着肚子去找校领导，说高红军道德败坏，把她的肚子搞大了，却要甩了她；如果想继续上学，就得写下保证书，毕业后跟她结婚。高红军真的写了保证书，保证毕业后跟女朋友结婚。可结果怎样，毕业后是跟女朋友结了婚，不到一年又离婚了。奇怪的是女人没吵也没闹，独自抚养孩子。我听说，嫂子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现在，你们的差距就挺大，你上了大学，差距就更大了。还有，长期两地分居，生活啊，教育子女呀，有好多不便呢。这些，你考虑过吗？”

高红军的事情刘志文听说过。高红军当过兵，复员后回到村里 ，跟同村的一个姑娘谈了对象，几年前，大中专招生，高红军虽然连初中都没有上过，能把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算成四分之二，但因为在部队立过功，加上老爹参加过抗美援朝，被保送上了外国语学院。同班有个燕东市的小姑娘，比他小了七八岁，被他经历过的沧桑和传奇的部队生活所感动，死活要嫁给他。即便是高红军跟小姑娘说了他有女朋友，小姑娘仍然不改初衷。高红军权衡利弊，决定与乡下的女朋友分手。哪知道女朋友挺有主见，腆着大肚子去了学校。虽然争来了与高红军一年的婚姻，但最终高红军还是离开了她。刘志文还真的想过这个问题。在决定报考大学前就想过了。他的情况和高红军的情况不一样，他已经结婚好几年了，孩子都三岁了，即便老婆瞧不起他，以为他的一切都是她那当县委常委的哥哥给的，但刘志文不能仅凭这就跟老婆离婚。与老婆离婚和与女朋友分手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刘志文告诉高小菊：“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个问题。夫妻本应同甘共苦，跟我考上考不上大学没有关系，更何况我已经是一个三岁女孩的父亲。离婚，对大人而言，也许没有什么，但对孩子而言，那是很大的伤害。我想好了，如果我能考上大学，毕业分配时要求分到燕东市或者燕南县，那样，离家近一点，等我评上了职称，或者当上了一定级别的干部，组织上会给我解决两地分居困难的。”

高小菊从心底升起对刘志文的敬佩之情。上初中时，高小菊就崇拜刘志文。刘志文那一表的人才，在讲台上的风度，那幽默的语言，都让情窦初开的高小菊神往，只是那时候的高小菊还很封建，不敢把感情表露出来。刘志文的讲义夹里曾经出现过一封情书，刘志文拿起夹子时那封情书落在了地上，他没有发现，刘志文走出教室，前排的一个男生检起了那封情书。情书没有信封，男生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念了那封情书：亲爱的刘老师，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一个愿望在我心里埋藏了很久。几次想当面告诉你却没有勇气。你在讲台上神采飞扬时，你知道课堂上有一个女孩已经听不进你说了什么吗？你知道从你一进教室，她的眼睛就飞到你身上了吗？我如果不告诉你我爱你，我很快就会崩溃了。刘老师，救救我吧，让我爱你！男生带头鼓掌，女生们互相张望，谁都想知道信到底是谁写的。那时候高小菊很看不起自己，连给老师写封信的勇气都没有。高小菊曾经在心里想过，等自己高中毕业，就向刘老师表白自己的感情。遗憾的是，还没有等到自己高中毕业，就听说刘老师跟县委宣传部长的妹妹结了婚。刘老师在高小菊心目中的形象大大打了折扣，中国那么多好姑娘，刘老师为什么偏偏跟县委宣传部长的妹妹结婚？还不是想攀龙附会？后来，刘老师从学校调到公社，高小菊越发觉得刘老师其实也是一个不能免俗的人。再后来，听说刘老师在老丈人一家人跟前挺没地位，高小菊又对刘志文有了同情感，也相信了那么一句话：什么都有代价。

高小菊半天没说话，刘志文忍不住问：“高小菊，你是不是觉得我太虚伪？或者认为我刚才说的都是大话？”

高小菊说：“不，你是个有责任心的男人，嫂子嫁给你，是她的幸运。”

考试结束后，刘志文仍然当他的公社通讯报道员，高小菊仍然当柳树营第一生产大队的通讯报道员。

高小菊写了一篇纪实性的稿子，拿着稿子去大队部找大队会计盖章。会计往稿子上盖了章，并签上了“情况属实”四个字。高小菊正要离去，会计办公桌上那台摇把子电话响了。会计拿起话筒，也不知电话那头的人说了什么，会计说：“巧了，她就在这里。”会计把电话给了高小菊：“找你的。”高小菊接过电话，问：“哪位？”

找她的人是刘志文。刘志文在公社上班，先前又当过老师，在教育口认识的人多，消息灵通。相对而言，高小菊的消息闭塞一些。刘志文给高小菊打电话，是向高小菊通报他听到的有关高考方面的消息。比如在什么地方评卷，什么时间出成绩，初选和录取的比例会是多大……高考后，高小菊每隔两天就去一趟公社，跟刘志文打探消息，哪天去公社没见到刘志文，就觉得会少了什么似的。

公社电话员姓高名丽丽，原先也是柳树营中学的民办教师，之所以丢下教师的岗位到公社当了电话员，跟刘志文有点关系。在公社中学教书时，高丽丽跟刘志文一个教研室，后来，刘志文调到公社，高丽丽很不理解，问刘志文，书教得好好的，为啥跑到公社伺候当官的？刘志文说，这叫士为知己者死，校长看不起咱，公社书记看得起咱。人活着为啥，还不是为了让人看得起？教书匠，说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谁把你当工程师待？到了公社就不同了，大小是个干部，宰相门前七品官，在公社大院，就是做饭的，扫地的，也比当教书匠都让人高看一眼。高丽丽说，要这么说，你把我也调到公社呗。刘志文说，那得等机会。

高丽丽本来是那么随便一说，并不真想离开教师岗位去公社当一名半脱产干部。哪知道刘志文却把高丽丽的话当了真，公社原先的电话员是一名从燕东市来的下乡知青，按政策回城后，公社急着找一名电话员。刘志文觉得这是个机会，鼓动高丽丽到公社当电话员。高丽丽起初不愿意，说当民办教师，熬到三十四十，说不定就转为国办教师，吃皇粮，当电话员有啥前途？刘志文笑话高丽丽鼠目寸光，只看眼前这一小点。高丽丽问刘志文这话什么意思。刘志文问高丽丽：“是在学校当老师接触公社书记的机会多，还是到公社当电话员接触公社书记的机会多？”高丽丽说：“那还用说，当然是在公社当电话员接触公社书记的机会多。”刘志文又问：“你知道在你之前的三个公社电话员现在都干什么吗？”高丽丽说：“一个回了城，一个被保送上了中专，一个当上了公社妇女主任！”刘志文说：“这不就得了吗？让谁回城，保送谁上大学，让谁当妇女主任，谁说了算？还不是公社书记？”

高丽丽想了想，还真是这么个道理，可还是有点犹疑，有点犹疑不是因为舍不得民办教师这个岗位，而是舍不得身体上的投入。那个当上了公社妇女主任的电话员，就是因为身体上的投入才转为国家干部的。

在柳树营一带，流传着关于现任公社妇女主任和前公社书记桃色故事，说公社刘副书记深更半夜想起一件挺重要的事情要跟正书记汇报，穿上衣服，走出自己的办公室，来到正书记办公室兼宿舍门前，正书记办公室黑着灯，估计书记已经睡了，刘副书记刚想举手敲门，忽听屋子里有妇女主任的笑声。这么晚了，书记的屋子里黑着灯，妇女主任在里面，两个人在搞什么勾当？刘副书记想踹门而入，又一想，自己那一脚踹下去，就毁了屋子里两个人的政治前途，说不定还毁了两个家庭。刘副书记心说，算了吧，管这闲事干啥？扭头回自己的宿舍。走了两步，心说不对，碰到这样的事情不管不问，还算共产党员吗？不管不问，任其发展，那才是对同志不负责任呢！刘副书记又返回到正书记宿舍门前，压低声音说了一句：“你们犯错误了！”刘副书记以为看在自己用心良苦的份上，屋子里的一男一女应该感激他。哪知道从屋子里传出的妇女主任的声音让心地善良的刘副书记不知说什么好。妇女主任说：“我跟书记汇报工作，有你什么事？”刘副书记心说，好良言难劝该死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