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支左时，清理阶级队伍，发现司令竟是曾判过刑的贪污犯。三伯烈士的亡灵终于敌不过阶段斗争的现实威胁。当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时，二哥连忙掏出某人给他的回信去找支左的营长。

营长看完信后又伸出手来说：“拿来。”

二哥连忙问：“还要？还要什么呀？”

营长说：“X副主席的回信呀？”

二哥立时傻了眼，他那里想到过这一层呀。连忙分辩说：“我没有呀，可X副主席也不直接领导我呀？”

营长突然把脸一沉，威严地说：

“可他领导我。回去！”

二哥陈红造反不予追究，仍该接受改造。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老四，早请示晚汇报、背语录听文件统统靠边站，只准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二哥陈红不服气，又给某人去了一信，但如石沉大海。二哥陈红就此再没有夺回政治生命。临到文革结束，跟他一起造反的那些人大多混了个主任、局长，最不行的也成了公办教师，都吃上下商品粮。只有他仍旧是他，大小六口人仍住在三伯曾经革过命的土窑洞里，几张嘴都靠他的工分糊口。地坑庄子因为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崖面子已显虚浮，时时有土脱落。一到下雨，泥块落入院心，溅起好高的水花，稍不注意就溅人一身黄泥巴。雨水一多，随时有灌黄鼠狼的危险。几个孩子衣着既不能与人家孩子比，学习也不上进，偷鸡摸狗，老师经常找上门来。人到中年，二嫂那细嫩的皮肤早经风吹日晒如椿树皮一样粗糙；柳眉含垢，凤眼蒙尘，昔日撩人心魄的灵醒劲儿已荡然无存；双乳因为孩子的吮咂，似两只布袋一样软塌塌地垂到了肚皮上；丰臀1也失去了弹性，且双腿外撇，走起路来像鸭子似地摆动着马桶一样的身躯。因为年轻时和二嫂亲热过了头，亏了肾肺，二哥陈红那本来就单薄的身躯逐渐消瘦了下去，成了干柴一把。二哥陈红力不从心，劳动自然就不如人，经常受到队干部的嘲笑和奚落，且时不时的还要和其他五类分子一起被训斥。而训他的人大多是当年他造反时的部下，当初给他提鞋他还看不上眼哩。渐渐地，一丝悔恨袭上了他的眉梢，从不摸烟的手也端起了旱烟袋，一抽就是几锅子。

我打记事起，就见一早一晚二哥陈红总爱一个人蹴在涝池岸边，面向田野，叭嗒叭搭地吸烟。身后的乾陵时而呈黛色，时而呈青色。在乾陵的大背景下，他看来就像是一位输了游戏在赌气的孩子。冬天，雪花落满他缀满补丁的棉袄；

吃药不见效，立时就会骂上门来，索要药钱。不骂不说，一骂就陈芝麻烂棉花一齐往外掏，把二哥的不是人处揭个全，孩子也跟着受委屈。他的医术本不高，又是出名的扶不上马的将军，大队自然就不支持他，他散了伙也是对的。

不久，二哥陈红又干了件令陵背后村人咋舌的事情，他第一个去计划生育宣传站作了结扎手术。放到现在说，男性结扎手术是稀松平常的事，可又有几个男人愿意去做这种手术呢？更何况当时计划生育才刚开始宣传，国人多半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农村人们把这和骟猪马牛相提并论。

常有人悄悄问二哥陈红：“老二，骟了，还能干不能干呀？”

其实二哥陈红是有他的苦衷。当时虽然说抓革命促生产，但革命是抓了，生产并没有促上去，二哥陈红家的生活日见拮据，他是怎样也不能再要孩子了。

手术过后的一个月，二哥陈红从乾陵背回了两块大青石。他背石的姿势很痛苦，脸几乎要贴在地面，汗湿的背心紧粘在他瘦骨嶙峋的身上，上面那块石头又摇摇欲坠，几乎随时要掉下来，这就引得许多人来看热闹。他将石头放在门旁的核桃树下，从家里拿出錾子和锤子，就叮叮噹噹地錾了起来。白石沫子乱飞，不时就落了他一头一脸，和着汗水沾在皮肤和衣衫上，很快就结成了一个人模，还呛得他不时吭吃吭吃咳嗽一阵。半天工夫，才看清他原来是在錾门蹲石（农村大门门轴下垫的石头）。从那以后，就经常见他背着錾好的石头去赶集或是从乾陵采回石坯，那形象分明就是一个蜗牛在负重爬行。晚上那叮叮噹噹的錾石头声在寂静的小山村里要响很久很久。夏季昼长夜短人们困倦，还不觉得叮叮噹噹的錾石头声的凄凉，到冬季昼短夜长人精神，晚饭后陵背后村的所有人几乎都要坐在自家的热炕头对二哥陈红叮叮噹噹的錾石头声发一番感慨，十有八九会这样说：

“听听，这就是架子陈家的老二陈红，当初叫当干部他躲在祖坟里死活喊不出来。要不，还需寒冬腊月的坐在雪地上錾石头？吃屎的东西，生生把好前程糟蹋了。”

有孩子的人家自然会接着说：

“娃呀，千万不能跟陈红学啊。”

三伯陈家良的英勇壮烈被写进了地方志，刻在了烈士纪念碑上。他将永远激励着人们为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不懈地奋斗。陵背后村的人在二哥陈红叮叮噹噹的錾石声中自然会讲起三伯陈家良文武双全的勃勃英姿；讲起半个世纪前那壮烈的一页；讲起二哥陈红的不肖与窝囊。人的口也是碑呀！

錾门蹲石这样的营生，二哥陈红也没有能够安静地干下去，大队革委会主任来找他：

“陈红，你再不要錾了，晚上这么干，白天还能有精神学大寨？再说这是资金主义尾巴，你是什么人，要清楚。”

二哥没有停锤，在暮色中他神情麻木地一锤一锤錾着。那扶钎的手上冻裂的伤口不时重又破裂，像小孩的红嘴唇一样，一张一合。錾着錾着，二哥陈红就弯下身去吭吃吭吃地咳嗽起来。

主任退后一步，向着二哥家油漆脱落、似要散架的门看了一眼，重重地叹了口气，转身走了。

那天中午二哥陈红又拿着炸药雷管导火索去乾陵采石头，祖母从家里出来让我喊住二哥。祖母是村里唯一的小脚女人，自然追不上二哥。

二哥车转身来，叫了声“婆”。

祖母说：“老二你要小心点，你看那陵后面时不时地就冒出一股白光。”

“婆，你放心，那是西河里的水气。”

“甭管他水气不水气，我最近总觉得姑婆陵在动，你能不去就最好不要去了。”

“我知道，婆你老放心。”

二哥还是去了。祖母唉地叹了口气跟我说，姑婆陵的石头采不得，那不是普通的石头，是姑婆做饭烧炕起出的炉灰。这些石头都是连在一起的而且总在长，隔个十天半个月夜深人静时姑婆就出来洒一次灰，到天亮就变成了石头。有时候她拄着拐仗洒，有时她骑着马洒。过去在那里采石头的人都遭过报应。

我听了后内心很惊恐，因为我经常到乾陵顶上玩，的确风到过马蹄印和拐仗孔。

二哥陈红果然被石头炸伤了。当时他点燃了导火索后好长时间都没有爆炸，他以为没有点着就向前走了几步（所幸只走了几步），这时就突然爆炸了。炸起的石头有一块砸在了他的大腿上，他当时就晕了过去。等孩子们把他抬回家时，大家起初都以为他被炸死了，后来才知道伤得不重。

大队主任也去了，临走时说：

“老二，停了吧 ，大队研究了，提高你的烈属优抚费。你停了吧，50多岁的人了，身体也受不了，你停了吧，别忘了你是大先生的后人。”

二哥陈红的大儿子带社上完小学就回乡参加劳动，可仍然没能帮助他摆脱家庭的贫困。二儿子建社初中毕业后，二哥陈红就经常为他的前程发急。二哥陈红下决心让建社脱离农村，吃上商品粮。恰好就在这时，三伯的一位解放初就任本省副省长的老战友得到平反恢复了工作，担任了省长，而且要来乾陵视察。省长的突然出现对于二哥陈红来说就像是溺水的人在垂死挣扎中意外地抓住了一把稻草。他相信省长一定会帮助他的，因为省长在解放前就抱过他，并给钱供他上学。黑灯瞎火地二哥陈红就起了床，天刚亮就赶到了八里外的永泰公主墓门口。乍入冬，早上天奇寒，天虽然不阴，但西北风夹着砂粒砍在人裸露的皮肤上仍如刀割一般。二哥陈红把黑棉袄的两襟一掺合，用腰带紧紧一扎，蹲在墓门前的石狮子下，鼻涕像挂面一样拉长他也懒得去擦。到了十点左右，省长还没有来。他有点饿，伸手去掏腰间二嫂揣给他的那个馍馍，触手之间就像摸着了铁疙瘩。他知道掏出来也咬不下，只得放弃了吃的打算，就这样忍冷挨饿地在那里等着。

终于几辆轿车驶入了停车场，陆陆续续地下来几位首长，说笑着向门内走去。二哥陈红缩在一旁，艰难地辨认着。因为天长日久，首长已经发福，二哥陈红又不能到近前去，直到人家将要全部进入陵内时他才依稀认出了走在中间的那位两鬓斑白的老人就是省长。但已经迟了，省长已经走过去了。他只得继续耐心等着。大约一个小时后，省长一行又走了出来。机不可失，他踉踉跄跄地跨步来到省长面前。

“李叔。”

二哥陈红怯怯地叫了一声。

所有的人都惊奇地注视这个冒失的农村老汉，好像他也是出土文物。

“李叔。”他又叫一声。没等省长醒过神来，二哥陈红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然后用哭腔说：“我是陈红，陈家良的儿子陈红呀。”

“啊？哦。”

省长迟疑地打量着他，两眼露出困惑的光。

这时，在二哥陈红和省长之间插入了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

“哎，老汉，有事去县信访办谈，首长有公务。”

二哥陈红被推搡得退后一步，几位警察也围了上来，他眼睁睁地看着省长上了车。二哥陈红看见省长临上车时，还回过头看了他一眼。

二哥陈红于是得到了鼓励。

李叔——

他大叫着去追小轿车。

小轿车驰入了乾州城那青砖灰瓦的楼群之中，可二哥陈红还是追着喊着。

他突然想到了迎春花坟地里的荒唐，仿佛不是他在叫李叔，是那些部属在呼喊着陈书记。他头晕目眩地扑倒在柏油马路上，绝望地拉长声，但明显已经力不从心地呼喊道：

“李－叔－”

也不知过了多久，迎面开来一辆轿车，走下来那位戴着眼镜的年轻人。

那人用厌恶的目光盯着二哥陈红。

“你不用跑了，首长让我来问你，有什么事情？”

“我想让儿子当兵。”

“叫什么名字？”

“陈建社。”

“眼镜”在笔记本上简单地记了一下，说了声“知道了，你回吧”，就又钻进了小轿车。

二哥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家里。他大病一场，有半个月睡在炕上没有动弹。所幸到年底征兵时，建社到底去当兵了，而且是武装部领着接兵干部直接带走的。这在村里，仍然是一个热闹的话题，只是二哥陈红，没了先前的那股子神气。

此后不久，我考进了陆军学院，父亲千叮万嘱：千万不能跟二哥陈红学。

母亲去世那年，我回家为母亲送终。在追祭母亲亡灵的“乐人”中，我意外地发现了二哥陈红。他穿着一件半新的黑直贡呢棉袄，手里举着一个小唢呐，正摇头晃脑地吹着，鼓起的嘴角如填进了两个核桃。那唢呐声时而激昂、时而低沉，显然夹杂着吹鼓手的某种情绪。我突然想起了漫长的冬夜里他叮叮当当的錾石声，便急切地想知道他的近况。吃罢饭，我简单和他扯了几句，得知他的老大招赘出去了，老二复员后被安排在县化工厂，老三已初中毕业。我委婉的问他生活咋样，他笑着说：

“现在政策好了，不愁吃不愁穿，我也没啥事干，乐人里缺写的，他们叫我我就来了。”说完便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我看他写的幡文“唵嘛呢叭谜吽”几个字的确结构紧密、运笔有神、不同凡响。听说乐人每天吃饱喝足可得10元钱，我庆幸二哥陈红又有了职业。

那次回乡我感受最深的是：全村几乎所有的人家都住进了新瓦房，只有二哥陈红一家还住在那地坑庄子里。核桃树依旧在半洞坡，那黑漆已经完全脱落，木质已朽的门依旧安在那里，竟然还没有散架。

近日，侄子从家乡来推销他们乾陵工艺美术厂的唐三彩，生意做得颇为顺手。临回家的前一天晚上，我和他扯起了家乡的人和事。望着他沾沾自喜、忘乎所以的脸，我突然想起了陵背后村的那句格言，顺口就道：

“可不能跟你二伯陈红学、呵——”

“二伯得了拘人病（气管炎），死了”侄子回答。

“死了？”我愕然：“他才60出头呢。”

望着窗外的万家灯火，听着楼下卡啦OK声嘶力竭的演唱，看着电视里第二十五届奥运会激动人心的竞技场面，我突然后悔刚才不该说那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