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日战沿山渠夜战友谊江

觅桥大队女社员傅爱仙挑着两只土箕跨出门槛的时候,再 次回过头去，她看到,在堂前的那只摇篮里，刚刚喝了奶水的儿 子已经睡着了，这个昨天还在娘肚子里的孩子怎么也不会想 到,在今天长长的一天里，他的身边,再也不会有母亲温暖的身 躯偎着他了，当他饥饿时，也不会有甘甜的乳汁流入他的小嘴 了。想到这里，傅爱仙的眼泪夺眶而出，这时，外面集合的哨子 声响了，于是，傅爱仙咬了咬牙,一扭头，跟着同大队的社员，朝 4里外的友谊江工地奔去。

热火朝天、人流如织、红旗猎猎、歌声瞭亮的范洋江改道和 友谊江开挖工地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海洋，可以这么说，任何一 个来这里的劳动者，只要他一进入工地,就会被这里的气氛所 感染、所激动。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他们在这里所挑的每一 担土，抬的每一块石头，不仅是为他人,更是为自己。对此傅爱 仙应该有切身的体会,觅桥大队的土地曾有连续3年遭洪水淹 没颗粒无收的历史,当时全大队的社员连过年时蒸年糕的米也 没有了，而这是浙东一带的老百姓在过年时最重要的食物啊。 可是,对于一个连喝稀粥的米也保证不了的家庭来说,哪里还 有多余的米去蒸年糕呢？没想就在这时候，傅爱仙的母亲从联 江公社给女儿挑来了一篮年糕,这个在往年根本不值一提的小 事在当时竟引起了整个览桥大队社员的集体性羡慕。而向来 默默无闻的农家妇女傅爱仙，也着实风光了一回。这事虽然已 经过去多年了，但傅爱仙的心里却一直记着这件事，范洋江改 道和友谊江开挖工程开始后,她这样想：曾经因为水灾而经常 颗粒无收的蒋家山、花坎大队的社员为了过年能吃上年糕,开 始了范洋江改道和友谊江挖掘，别的忙我帮不上，去挑几担土 总是应该的。就这样，她在生下孩子的第二天，就挑着土箕，来 到了工地。

令傅爱仙想不到的是,她在工地上只干了两天，就被王志 良“赶”回家中。这位范洋江改道的总指挥不知从哪里得到的 消息,那天她一上工地，王志良就出现在她的眼前，连吼带斥地 说:“哪有你这样的女人,刚生完孩子就往工地上跑,孩子怎么 办？你自己身体垮了怎么办？难道这么大的工地就缺你一个 人吗? ”说着便对身后的大队干部说:“马上把她送回家,产后不 满月，不准往工地跑! ”傅爱仙想争辩几句，王志良板着铁青的 脸吼道:“难道要我送你回家! ”这是一个充满着忘我精神和献 身激情的年代，在当下这个充塞着自私、利己、贪婪和物欲至上 的年代，这种精神和激情已经很难被人理解和接受了,但这就 是那个时代的烙印,是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财富， 尽管有的人并不想继承和接受这一笔财富。

王志良无疑更是一个充满这种忘我精神和献身激情的人, 从工程开工到现在，他的身影几乎从未离开过工地,在范洋江 改道工地现场有他,在友谊江开挖工地现场有他，在建桥基的 抬石队伍中有他、在滴水成冰的夜晚跳下水去用身体堵缺口的人群中有他……他那件冬天穿的棕色破棉袄和春秋穿的旧军 装、还有那块一年四季永不离身的黑色土造搭肩布，几乎成了 他身上的标志性服饰。如果要在工地密集的人群中寻找他，不 用去看他的脸，只要见到这些服饰就定能找到他。

而当沿山渠工程开工后,王志良更成了一个像陀螺一样转 起来就停不下来的人。因为两个工程交织在一起，而且都不能 停下来,怎么办？再要增加民工又不可能，王志良说:“这样吧, 日战沿山渠，夜战友谊江，坚决把这两个工程拿下来。”就这样, 在这两个相距约一公里远的水利工程中劳动的成百上千个民 工，就像是准时的潮汐一样:在白天时涌向沿山渠工地,到了晚 上后,就涌向友谊江工地。

生活的清苦和劳动的艰辛是现代人很难想象的。一位当 年参加过友谊江开挖工程的亲历者告诉笔者:在两个工程施工 最紧张的时候,他们一天差不多要干十四五个小时。白天他们 要在约2500米长的沿山渠打洞、放炮、抬石、清渠。晚上则要 去友谊江工地上挖泥、挑土。每天吃的不是白米饭加霉干菜, 就是咸菜加白米饭，就这，还常常吃不饱，要用番薯、六谷（玉 米）等杂粮代替。如果有谁从家里带来两块咸猪头肉和一只咸鸭蛋,那在工地上,几乎可以成为一件新闻了。

身为两个工地“三军统帅”的王志良吃的与大家也差不多， 有时候，甚至还不如一般民工吃得好。王志良不喝酒，但嗜 烟。一般情况下，他一天要抽一包“新安江”，当时有句顺口溜： 县委书记“大前门”，公社干部“五一”牌,大队干部“大红鹰”，小 老百姓“伸手牌”（即买不起香烟讨的意思）。王志良当时每月 工资35元,如果抽2角9分一包的“五一”牌,每月差不多要9元 钱，如果开会时控制得不好,分发的香烟多了，一天一包的定量 还要突破,也就是说，每月抽香烟的钱要超过10元,余下的25 元,他要吃饭，要养家糊口，要交3个孩子的学费……因此，对 他来说，哪怕是多花1元钱，也是要认真考虑的。故此，他只好 抽档次低一些的“新安江”，“新安江”每包2角4分，按每天一包 计,每月约7元5角钱。但即便如此，他还是认为自己在抽烟上 花的钱太多了，于是,他只好从自己的伙食费上抠，他在滨觅公 社食堂和后来在汤浦公社食堂吃饭时，每次最后一个买饭菜的 一定是他。一是他工作忙，他不想把时间浪费在排队和聊天 上,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可以挑一些较便宜的蔬菜吃,而通常在 这时候，那些较好的荤菜,基本上已经卖光了。如果在家里吃饭时，王志良就会与妻子云花商量好，早饭和中饭吃得稀一点， 晚上稍为干一点，这一是可以省点粮食,二是也可防止小孩晚 上尿床。

在友谊江工程和沿山渠工程开工时,王志良的伙食基本上 采取两种办法，一是自己带米在工地蒸,二是到工地旁边的花 坎村的叶正金家搭伙。这一个时期，他吃的伙食似乎比在公社 时更差，因为在公社时，一是劳动强度没这么大,二是实在馋的 时候可以调节。加上有时回觅桥家里时，他的大哥，见他回家 来了，就会扛上自己编织的一只竹笼子,到村旁的小河浜里,给 他捕点河鲜回来改善生活。而在工地里,条件就差多了，只能 将就着应付，有什么吃什么。至于在叶正金家搭伙，因为王志 良这人对己极严,每当看到叶正金娘要为他炒个鸡蛋什么的， 他就会到厨房去夺叶正金娘手里的筷子,坚决不许给他加菜。

叶正金娘说:“王书记，你工作这么苦,担子又这么重，不能 老像我们一样天天吃萝卜青菜，你得增加点营养啊。”

王志良笑笑说:“人是铁,饭是钢,只要饭吃得下就行。"

然而,没多久，王志良就感到饭吃不下去了,原本肚饥时吃 一大铝盒饭还不够的壮劳力，有一天，竟感到肚皮发胀,见了饭 要恶心、想呕吐了。一开始，王志良也没在意，既然吃不下，就 少吃点,或者干脆就不吃，但“日战沿山渠”的石头还是照样抬， “夜战友谊江”堵缺口时还得带头往下跳。而当夜深人静民工 们回驻地休息时，夜里的巡逻任务还不能少，因为有一段时期 来，王志良发现工地上的有些材料有缺少的迹象,他估计有可 能被附近的村民偷走了。因此便决定每天晚上要巡逻。虽然 这种巡逻既不用挑也不用抬，但却是十分辛苦的，因为白天黑 夜干下来，人累得一躺下就再也不想爬起来,谁还有力气再到 工地上去巡逻。王志良说,我就住在工地，这巡逻的任务我来 完成。后来有其他干部要来替他，王志良说:“我这人对睡觉的 要求并不高,多睡少睡都无所谓,你们都别争了。”

但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王志良既没有药 补，也没有食补，更缺少睡补,长年累月，天长日久，加上他心计 又重，干什么事情，总想做得最好，既想受到领导赞扬，更想得 到群众满意,老是自我加压，不敢有半点懈怠。这样日积月累， 精神和体力都超负荷透支，身体就慢慢出现了状况。

而先前出现的肚皮发胀、胃口不开、吃饭恶心想吐的症状, 其实只是疾病向王志良发出的信号，如果王志良当时能及时接 收这个信号并重视这个信号,那后来的情形或许又是另一回 事,但王志良却忽视了。而如果说在疾病确诊之前王志良是无意忽视这个信号的话，那么，当医生明确告诉他得的是肝炎，而 且必须要卧床休息并注意营养时,他却向大家淡化病情甚至隐 瞒病情。最后，竟当没事一样，照样在工地上“日战”“夜 战”……这就是在“故意”的忽视这个信号了。

事后发生的一切印证了王志良的确在“故意”忽视这个信 号，如果说这种忽视在其他人身上是难以理解的话，那么发生 在王志良身上，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是必然的。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把工作看成是至高无上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工作就是他王志良的一切。在工作面前，家庭、孩子、私事 包括自己的身体，都不能相提并论。多少年来,为了使滨览的 百姓摆脱千百年来靠天吃饭的旱涝之苦,他和全公社的干部群 众曾为之付出了多少的心血和汗水，甚至包括生命的代价。现 在，滨觅販的旱涝问题已基本解决，唯有花坎大队和蒋家山大 队这对难兄难弟的水患常使他寝食难安,在花坎大队驻队时, 每遇晚上下雨，他就会辗转反侧、彻夜难眠,睡在他床对面的公 社副主任朱元瑞总会问:“王书记，又没睡着吗?”王志良就会在 对面叹息一声说:“是啊，花坎販和蒋山販又要受淹了，我睡不 着啊! ”现在,能彻底解决这两販水患的沿山渠工程和友谊江工 程就要完成了，作为这两个工程的最高指挥者,他怎么可能在 这个时候回家去“卧床休息”，搞什么药补、食补和睡补呢？

应该说,最初了解王志良病情的人并不多,除了几个亲戚， 就是公社和大队的个别干部,为此王志良特别关照过,有关他 得肝炎的事谁也不许说，王志良说话时板着脸,大家都知道王 志良的脾性，他不让说的事说了，被他“训”一顿，可不是好 受的。

只是有一次,有个多日不见王志良的朋友见到王志良时， 不禁吃了一惊，说:“老王，你怎么搞的，脸怎么越来越黑了？”

王志良轻描淡写地说:“晒黑的。”

朋友盯着王志良的脸，看了一阵后，大声说：“不对啊，老 王，你的眼珠怎么发黄呢,你生病了？”

王志良一听,连忙制止他的话:“你小声点好不好?”

朋友严肃地说:“老王，你工作好，大家都是公认的，但你 不能不顾自己的身体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话可不是我 说的。”

王志良苦笑一声说:“那你说我怎么办？两个工程马上就 要完成了，你叫我拍拍屁股回家？去休息？去睡觉?”

朋友说:“那你也不能拼着老命干啊，你就在指挥部里，指挥指挥,打打电话,不一定要去抬石头、挑烂泥,还跳到冷水里 堵缺口，你以为你还是20岁的毛头小伙子啊。”

王志良笑着说:“你这句话我倒可以考虑。”

但朋友那杯喝过的茶还未凉，王志良说过的话就已忘记 了，因为沿山渠工地的采石现场出现了问题，工程进度受到了 影响，王志良闻讯后便立即赶过去，到了现场将搭肩布往腰里 一缚,拿起一把铁锤就在岩石上抡起来。晚上,刚回到设在且 山上的沿山渠指挥部,又有人来向他报告，说昨晚挑的友谊燻 出现渗水了，于是，王志良便连饭也来不及吃一口，又急速地下 山赶了过去。

有一位当年曾与王志良共过事的老干部说，当时王志良的 身体已经很不好了，有些事,他本可以委托或指派其他人去干, 但他这个人就是这作风和脾性,他一定要亲自到现场，这也不 是不相信人,只是觉得亲身在现场，他心里才踏实。

毕竟，身体不是铁打的，就在沿山渠和友谊江工程进入决 战阶段时，王志良每况愈下的身体也向他发出了严重的警告: 肚胀、隐痛、恶心、浑身无力、胃口不开……在万般无奈中,这个 在工作中喜打头阵不知疲倦的汉子终于向步步紧迫的疾病作 出了部分让步和妥协:即按医嘱，开始治疗和服药。当然，为了 不影响工作,这一切都是在悄悄进行的。

于是，在亲友的帮助下，一袋袋治肝炎的“单方”如花生壳、 丝瓜筋等草药经妻子云花的日夜煎熬后，装入热水瓶，然后悄 悄送到工地上供王志良当茶喝，有时实在难受时，王志良就见 缝插针回觅桥，找大队赤脚医生王夏相挂一瓶葡萄糖,待肚胀和腹痛稍稍缓解后，又急速赶回到工地。

1974年9月12日，滨览公社党委委员兼蒋家山大队党支部 书记赵其明在他的工作笔记本中记下了这样一段简短的话:友 谊坡水利会。成立组织，施工踏看。3天后，即9月15日，他又 在笔记本中对沿山渠工程的相关事宜作如下记述:王志良同志 提出三条指示:一、对改道沿山渠、打隧洞、造排涝闸等目的、意 义、指导思想要明确。二、对工作计划要认真对待，要充分估计 到各种难题,要仔细一些。三、对工程开展要打有把握之仗，要 有计划开展……

从1970年11月20日范洋江改道和友谊江开挖工程召开誓 师大会到1974年9月16日，差不多已过去了 3年多时间，而此 时友谊江开挖工程中的堤顼等还未最后竣工。这中间又开始 了沿山渠工程。并由此提出了“日战沿山渠、夜战友谊江”的口 号。对这两句话，当年友谊江开挖和沿山渠工程的亲历者、今 年已91岁高寿的董友法老人是这样解释的，他说:友谊江开挖 工程开始时，工地上还没有电，当时为了开夜工,王志良思来想 去，最后想出一个办法，即用燕竹灌柴油，点燃后作照明。燕竹 又名雷公竹,竹节很长。但滨觅没有燕竹，于是,他专门赶到汤 浦的达郭村买来燕竹,然后往竹筒里灌满柴油,再用棉花塞住 竹筒口，开夜工时,数百支点燃的燕竹一字排开，但尽管如此, 光线还是不行。沿山渠工程开工时，又没有电,有人提出仍用 燕竹灯照明，王志良考虑了一下说:“不行，燕竹灯灯光太暗,沿 山渠工程夜里不能施工。”为什么，因为沿山渠工程要开石放 炮，夜里视线不好,弄不好容易出事故。而这时，友谊江工程已 经通电了，夜里施工已没有问题，这样，王志良才提出了“日战 沿山渠，夜战友谊江”的口号。

但对这几项工程最后的完成时间现在似乎说法不一，从赵 其明同志的工作笔记中看,至少在1973年的年底，这些工程都 还在进行中。当然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些工程给当 地百姓带来的便利和福祉。笔者最近为创作此书，曾多次去当 年的友谊江和沿山渠开挖现场进行踏看和采访,发现这些工程 至今仍在发挥着积极的排涝作用，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内，还会继续发挥作用，这使笔者倍感意外和赞叹。

但笔者更多的却是心生敬佩，为什么？因为从体量上来 说，这些工程都不大，按现在的眼光,只能算是一些小工程。但 在那个年代里，在要钱没钱,要钢筋没钢筋，要水泥没水泥，几 乎所有建筑材料都十分紧缺的情况下，王志良和滨觅的广大群众，硬是用自己的肩膀、双手和几乎原始的工具，以超负荷的工 作状态，建成了这些工程,这是多么的不易啊。

当然,他们也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70年，王志良还 是一个牙口很好喜嚼硬麦果（民间一种自制的以晚米做的点 心,很硬）的从不知道累的壮汉子，但在4年后,他却变成了一 个面孔黄黑浑身无力吃下东西就想呕吐的肝腹水患者,用觅桥 大队赤脚医生王夏相的话说，这几年中他为王志良看病用的药 可以拉一胶皮车。

另一个叫王伯水的民工则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王伯水是觅 桥大队人，他在1972年1月铺友谊桥桥板时不小心被倾覆的水 泥板压破了脑袋，他去世那天王志良把自己身上那件穿了多年 的棕色破棉袄脱下来，盖在他的身上。

数天后，由王志良主持，工地指挥部专门研究了王伯水殉 职后的善后事宜，当时定的性质是:为集体而死。补助采取计 工计酬、民办解决的办法。即每年补助王伯水家属4000工分, 连补12年，由于友谊江工程系上虞的滨览公社和峡县的三合 公社联手合作的工程,故补助的工分采取两公社“南北对开”的 办法。当时农村一个正劳力的日工分为10分,按正常年景一 分工分为1角，4000工分约为400元，12年约为4800元。这个 补助数字在现在看来似乎太少了,但在当时来说，已经是一个 不低的数字了。

友谊江工程和沿山渠工程最后的竣工时间约在1975年，由 于年代的久远，加上喜记工作笔记的赵其明所记的工作记录在 1974年9月16日戛然而止,故有关王志良及这两个工程的情况 我们也就无从知晓。我们只从当地村民提供的一些零星的也 可能有部分出入的叙述中,大致勾勒出王志良当时的一些工作 轨迹和身体状况。即:在彻底解决了花坎阪和蒋家山阪近2000 亩土地的水患后,骑着那辆破永久牌自行车的王志良还是三天 两头到这两个工程处踏看,尤其是下雨天，那个头戴小阳帽、穿 着蓑衣赤着脚在田间地头察看水情的人一定是他。

而这时候,他的身体已经越来越差了。上海瑞金医院的医 生对他的忠告是:必须全休。王志良听了苦笑着摇了摇头。医 生又退了一步:那必须半休。王志良这次倒是点了点头，但回 来后的当天,还没来得及喘口气,他就换下衣服,戴上那顶小阳 帽，穿上旧军装，赤着脚,到田头踏販去了，云花从后面追上去， 大喊:“医生叫你半休,你自己答应的,怎么又到田里去啦，性命 不要啦?”

王志良头也不回，边走边说:“我到田头看看就来。”然而这 一看,直到天黑他才回家。也正是这一看，又使王志良违背了 自己的诺言。

次日一早上班前,王志良就已在公社的门口等着各大队的 书记和大队长前来开会了，说是开会，其实就是去踏阪，这一 点，各大队的书记队长心里都清楚，他们知道王志良书记不喜 欢在会议室开会，如果有问题,他总喜欢把他们带到田头，现场 指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果然，人员一到,王志良就黑着脸孔问: “这两天你们到田里看了吗？”见没有人吭声,王志良说了一声 “走”，就赤着脚，朝觅桥大队的一块田走去。到了一块刚种下 的稻田前,王志良站下了,对大家说:“你们看看这块田,能有好 收成吗? ”大家一看,心里全明白了，原来这块田刚种下，肥料是 草籽（即苜蓿）,草籽在腐烂时，容易发胀，使泥土充满气体，这 时候种下的稻秧,看似已种下去了，但实际上并未着根,时间一 长，半悬着的稻秧就会死掉,不死也会影响收成。这时候，就要 把稻田里的水放掉，连晒3天，田瘪下去后，土地实了，稻秧也 就能生根了。

“王书记，看来什么也逃不过你的眼睛啊。”一位跟着踏販的公社干部钦佩地说。

王志良一听笑着说:“別忘了，我也是红脚梗出身。”

口袋里装着从上海瑞金医院配来的治肝药的王志良从这 一天起，就再也没有回过家，每次妻子云花打电话找他这个人, 回答几乎都是一样的：王书记去田里踏販了。直至半个月之 后，面孔又黄又黑的王志良才拖着两条沉重的腿回到了家，坐 下后,才对妻子说了一句老实话:“云花，我肚皮胀死了。”

在云花的一再坚持下和几位朋友的帮助下，一位峡县乡间 的草头郎中这时被请到了家里，这位以专治肝病为主的乡间名 医在检查了王志良的病情后，蛮有把握地对王志良说:“我可以 治好你的病，但你一定要听我的话。”果然，在王志良家住的二 十来天里,这位乡村医生让王志良服下他亲自煎熬的中药后, 使王志良的病症得到了明显的缓解。他在离开觅桥时给王志 良开了一张休息两个月的病假条，对王志良说:“休息两个月，按时服药，你的病保证能好。”

然而,实际的情形是,王志良并没有将这张至关重要的病 假条交上去。就在这位乡村医生满怀信心地离开觅桥还未回 到峡县老家时，王志良已经戴上那顶小阳帽，换上旧军装，赤着 脚，去滨觅販检查各村的冬种情况了。

数天后，自觉身体尚可的王志良在回绝了领导、同事、部下 和家人的劝阻后，率滨觅公社的800民工，带着铺盖、柴米和蔬 菜,或乘船、或坐手扶拖拉机、或步行，浩浩荡荡，行程60里，赶 赴杭州湾畔新建公社后的海涂边，参加由全县53个公社约15 万人参加的七六丘大围涂,这是上虞围涂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 一次大兵团作战。作为统率滨觅公社800大军的最高指挥员， 王志良被县围涂指挥部临时任命为营长，他们的宿营地在海边 的民房和临时搭起的草棚内，在报到的第一天,县围涂指挥部下达给滨览公社的任务是堵一条通（也称潮流沟，是由潮水冲 刷而成的深沟——笔者注）。通虽然不很大，但很深，堵截的难 度很大。围涂指挥部在给王志良下任务时，曾征求过他的意 见:“老王，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王志良说:“没问题，虽然我们是山头人，可挑埋和堵缺的 硬仗是打过的。”

“是啊,你们从山头到海头,不过在曹娥江挑埴堵缺与海涂 堵通是两码事,你们还是要认真对待啊。 ”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1976年11月27日，农历十月初七，早上6时许，整装待发 的滨觅营在营长王志良的率领下，与全县53个公社15万民工 一起，肩扛着扁担土箕，浩浩荡荡，向着海边的滩涂进发。一时 间，自盖北至三汇一带最靠近围涂地段的所有大小道路上,几 乎都是黄尘滚滚，人流涌动。

王志良走在队伍的最前头,他还是那身标志性打扮:小阳 帽、破棉袄、腰缠搭肩布，赤着脚。尽管已是寒冬季节了，但围 涂要在海水和烂泥中作业，穿着鞋子没法干。王志良的助手、 公社党委副书记兼副营长的叶正金担心王志良的身体吃不消， 曾力劝他待在公社指挥部看家，没料王志良不领情，说：“看 家？我这个营长不到前线去，怎么叫人家冲锋陷阵?”

叶正金还是坚持说:“围涂现场冷是冷、风是风，你的身体 刚刚在好转，不能再有反复了。”

王志良边往腰上缠着搭肩布边说:“我不去是不行的，这次 围涂人多任务重,关键时刻万一你指挥不动怎么办？那是要耽 误大事的。”

叶正金见王志良这么说,也就只好同意他去了。

最初几天的任务是挑土，就是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把这条 “通”堵住，防止海水涌进来,这是决定围涂成败的关键,不得有 丝毫的差池。

滨觅公社的800民工每天早出晚归,真的是“出门暗蓬蓬， 回来打灯笼”。作为滨觅营营长,王志良每天的工作无疑又是 大超负荷的:早晨，他要比别人起得早,人家还在睡着，他已悄 悄起来了，到这里看看，那里瞧瞧。其实,营下面有以各大队为 单位的连，连下面还有排,大家任务明确，各司其职。他大可不 必过早起来,但王志良生就一副“劳碌命”性格，如果他不在队 伍出发前检查一遍各连的准备工作，就会觉得心里不踏实，甚 至寝食不安。出发的时候，每个民工要挑一担石磧，约有100 来斤的重,王志良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往土箕中装石殖时,他 每次都会对装石瞳的人说:“多装点，别给我开小灶。”

装满石磧后，队伍便在昏暗的晨色中出发,在穿过一段约 10几里远的泥泞的滩涂后，将石磧倒入堵“通”的口子中。此 时，有许多人的脚上已是血迹斑斑，为什么？因为其时已是寒 冬，早晨海边的风更是凛冽,在退去潮水的滩涂上，已经结上了 一层薄薄的“蟹壳冰”，此冰虽薄,却极锋利,不小心踩在上面， 轻则划破皮肉，重则伤筋见骨。王志良那双赤着的脚也屡次被 冰刀所割,开始觉得很痛,后来时间一长，也就变得麻痹,不去 管它了。

到了堵“通”现场后，王志良就成了一个壮劳力，像其他民 工一样，要在滩涂上挑一整天的泥，这中间除了吃中饭可以小 歇半小时,其他的时间段，就在滩涂上不断地负重行进。为了 赶进度，晚上一般要在天黑后才收工，而与早晨走在最前面相 反，收工后走在最后面的这个人一定也是王志良,为什么，因为 在民工们收起土箕扁担往宿营地走的时候，王志良还要把各连 连长留下来，到现场进行踏看和检查，总结成功的经验,找出存 在的问题，布置明天的工作。而当这些工作全部完成后，大部 队早已走得无影无踪了。

终于，过度的劳累和超负荷的工作再次给王志良提出严厉 警告了，开始是肝痛、肚胀、吃不下饭,其症状与那位乡村医生 治疗前一模一样。后来,痔疮又发作了，而且这次特别厉害，以 至于连走路都十分困难。开始大家并没发觉什么，只感到他挑 泥的时候,行动有些迟缓，以为他可能有些累了,后来发现他裤 子上有血迹，一问，才知道是这么一回事。

叶正金这次对他发火了，说:“王书记，你不能再这样了，否 则，我无法向公社党委和云花嫂交代,你如要再去,那我们就不去了。”

王志良叹了口气说:“我这个身体啊,关键的时候总是与我 作对O ”无奈之下,王志良答应休息一天。然而，就在这一天，滨 觅公社的堵“通”工地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情。说来也正巧,这 天的天气特别冷，而当天滨觅营的任务是踏“通”，所谓踏“通” 就是用民工们的脚反复不断地在饱含水分的泥土上踩踏,把泥 土中的水挤出去，以达到堵“通”堤境密实的目的，由于这天的 气候特别冷,而泥土上又结着厚厚的冰,不少民工踩上去后被 冰块割破了脚,加上王志良不在,有的人就开小差偷偷地溜回 了宿营地。

情况很快汇报到王志良这里,王志良十分生气，当即赶到 工地，把开小差民工所在连的连长叫来，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然后,拖着病体，到了堵“通”现场，与现场的民工们一起踏起土 来，那些开小差回去的民工见王志良生着肝病和痔疮还来踩 ±,心里感到十分惭愧,觉得对不住他，因此，在以后的劳动中， 也就加倍卖力，受到了王志良的肯定。王志良这人看起来很 “凶”，但他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你工作不好,他就要批评你， 你工作好了,他也会表扬你,这就是他的人格魅力，是他受到群 众拥护、信赖和敬重的秘密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