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报到第一天，老天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新任汤浦公社党委书记王志良去单位履新报到的那天上午,天还是晴朗的，没想刚走进公社大门、放下铺盖,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天就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

汤浦公社的办公地在新中国成立前原是一个茶号的初制所,土改时，才辟作政府的办公地。这天上午办公室里的人并不多，王志良问公社辅导会计田桂生，田桂生告诉他，干部们都去汤湖大队参加绿萍培育现场会了。

汤浦地下有温泉，其水温十分适宜草类植物绿萍的生长，绿萍是上好的基肥,王志良来汤浦前，就知道汤浦在推广绿萍培育的经验。

“好。”听田桂生说公社正在开绿萍培育现场会，王志良来了兴致,把被铺往床上一放,对田桂生说:“走，老田，陪我去汤湖，我也去听一听。”

田桂生说:“王书记，你刚到汤浦,还是休息一下，开绿萍现场会的情况,等会向你汇报就是了。”

王志良说:“不，老田，汇报是汇报，现场是现场，走。”

两人刚出门，天就下起雨来，而且越下越大,不久又刮起风来。王志良抬头看了看天,对田桂生说:“情况不是很好,要做好防止下暴雨的准备。”

田桂生说:“这几天天气预报是说有雨，已经通知各大队作好防洪准备了。”

果然，王志良到了绿萍现场会不久,一场暴雨就接踵而至,现场会只好中止，所有与会人员，直接奔赴各自单位，参加抗洪。

这是1977年5月17日，下午。

头戴小阳帽、穿着蓑衣赤着脚的王志良站在小舜江的江边，他的面前，从上游的下漳溪、蒋村溪、达郭溪等大溪集结在一起的洪水正以万马奔腾之势，呼啸着向小舜江涌来。

王志良的人生和命运看来注定要与水有关。在滨觅当干部几十年,他与水斗了几十年,刚刚斗出了一点成果，组织上决定，把他调到了汤浦。汤浦离滨觅虽不远,也就十来里地，从归属上来说，还同属章镇区。但汤浦的水患比滨觅更严重。有人曾当面开王志良的玩笑说:“滨觅这名字中只有一个三点水,已把你王志良累得够呛,而汤浦则有两个三点水,你的治水任务更重啊。”

对于王志良的身体状况，组织上是掌握的,也是十分关心的，故在正式任命王志良担任汤浦公社党委书记前,县委常委会曾专门就汤浦公社党委书记的人选作过一次研究，分管党群的县委副书记马明义在50年代曾担任过汤浦大公社（属区级建制）的书记，故对汤浦的灾害情况心里十分清楚，他在会上说:“汤浦因为地理环境独特,历来是上虞的重灾区，这些年虽然在水利上做了一些工作，但由于党委班子不团结，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群众生产自救的积极性不高,倘若不派一个得力的书记去汤浦主政,不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要改变汤浦的现状恐怕很难。”

有位常委问马明义:“马副书记是否有合适的书记人选?”马明义说:“人选倒是有一个,就是不知道他的身体是否吃得消。”

“你是说滨觅的王志良?”组织部长沈怀成问。

马明义点了点头说:“是的。”

沈怀成叹了口气说:“我们想到一块了，部里在研究汤浦书记的人选时，曾多次提到王志良,认为派他去汤浦，是最理想的人选了，可是他的身体太差了，听说在友谊江工地上他曾好几次晕倒……”

坐在一旁一直听着常委们发言的县委书记王焕森这时问马明义:“上次王志良去上海治病的情况怎么样?”

马明义说:“医生叫他全休半年，他不同意，叫他半休，他同意了，可回来后，连一天也未休息。不过经过治疗，身体倒是有些恢复了。”

王焕森对常委们说:“我也认为由王志良同志担任汤浦公社党委书记最合适，我看是否这样，由老沈找王志良谈一次话，听听他的意见，如果身体不行，县委就给他安排一个轻松点的工作,如果身体还行,县委就派他去汤浦。”

次日，沈怀成部长就找王志良谈了话，当他把县委的意图与他一说，王志良答复得很干脆:“没问题。”

但尽管王志良说“没问题”，组织上对王志良这个人还是十分了解的,这是一个党性原则极强的人,他了解组织上在这个时候叫他主政汤浦的意图，因此，不论他的前面有多大的困难，身体有多么的不好,他也不会向组织上提任何条件，更不会打退堂鼓。

沈怀成部长在王志良去汤浦上任前代表县委领导送了他两句话,也可以说是两个要求吧:一是水利要搞好，二是身体要管牢。

三天后，王志良将那辆已修好的破永久牌自行车移交给了滨觅公社分管农业的党委副书记叶正金，自己则背着铺盖来到了汤浦。

汤浦离县城19.3公里,《上虞县志》对汤浦地名的解释是：“汤即水,浦是水滨之意，因名汤浦。”汤浦之名最早出现的年代应在宋代，在《嘉泰会稽志》中有“汤浦纸局”的文字。而在《康熙会稽县志•山川下》的条目中称，汤浦“本出横溪,入东小江”,东小江即现在的小舜江。说明“汤浦”原是溪流的名称，为小舜江最大的支流。只是到了后来，才渐渐演变成一个地域的名称。另据当地百姓称:今汤浦的新街区、鹤湖村、霞越村、霞里村等地方，原来叫“汤洋”，即碧波荡漾的大湖区，大船可以在湖区上航行。今霞越村的后岸自然村，就是因为是湖的后岸而得名。在该村，至今尚存当年系船缆的石柱，上面有被缆绳磨损的痕迹。在汤浦村北端，曾有一座6孔石桥“望洋桥”，说明当时桥的北面原为一片汪洋。凡此种种，都可以佐证，在现汤浦一带，确实存在过一个叫“汤洋”的大湖，只是由于小舜江及其支流在每次洪水后都带来了大量的泥沙，以后不断淤积，造成了这个大湖的日渐萎缩。

汤浦系小舜江冲积平原，自古多水，也多水患，其主要的原因,是由其独特的地形造成的。汤浦属山地丘陵区，四面皆山，山虽不高，但因四周高中间低,就像一只面盆一样，箍着汤浦这只低洼的盆底。汤浦又多小型湖泊和沼泽地，地势低洼、河道狭窄、水流不畅，极易受灾。汤浦四周的集雨面积很大，达460平方千米，而其中镇内达郭溪、下漳溪、蒋村溪3条支流的集雨面积也达60平方千米。

因此，每逢下雨，只要连续降雨10毫米以上,从四周山上下来的水，就会一股脑儿下泄到这个盆底里,使汤浦顿成汪洋泽国。而要使集聚在这个盆底里的水流出外面，只有一个出口，就是小舜江,通过小舜江，将水排到曹娥江，而如果曹娥江水位本身很高,这盆底中的水不仅不能排出，甚至还有可能将曹娥江和小舜江的水顶了回来,这时候，就可能引发水灾。有资料表明:自新中国成立前及初期，汤浦每年平均发水灾约在3次左右,若遇较大洪水,不仅其他地方会被淹没,连汤浦的一条老街也会变成河道，当地百姓称之为“通街”，自新中国成立后至1977年王志良赴任时,汤浦老街变“通街”达25次之多。其中受灾最严重的是1962年那次大洪水，当时整个汤浦，成了一片汪洋。且被水浸泡的时间，长达5天5夜之久，老街最低处的水位竟与二楼窗口齐平。幸好汤浦的百姓有一个习惯，一年四季家中总会备着几件东西:干柴、煤油灯、天落水等，一遇下雨，他们就会迅即将这些东西搬到二楼或不会被水淹到的高处，以备在遭受水灾时能应急。但1962年这次洪水滞留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好多人家把家中备用的水喝光了，洪水还未退下去，最后，只好撑着竹排到旁边的山里找干净的溪水喝。时有民谣为证:“大灾三六九，小灾年年有,鸡鸭拘上楼，烧饭窗门口o”面对如此严重的水情，汤浦百姓自古以来，曾进行了顽强的抗争。据传明天启年间，汤浦有七个秀才为镇灾禳福，以绝水患，曾去一寺院烧香，在塔山下见有一银髯飘拂，面山而立，口中念念有词:“塔山像只船，缺少一撑竿，立志造宝塔，镇灾保拜。”念毕，瞬即消逝。七秀才以为是神明启示,决心建塔镇灾,为民造福,他们募捐集资，凑足银两,花了整整四年时间，在山顶上建造了一座七层古塔，名曰“七秀塔”。尽管建塔之后，洪水依旧,但百姓对治水的愿望和寄托，却永远不灭。

新中国成立后，汤浦人民为治水患，更是作出了不懈的努力,1951年建的汤浦坡、郑岸坡、霞齐坡，1952年建的庙下境、官杨埋,1957年建的川下埴、托潭更1963年建的大坞更直至1976年建的东境等等，无不都是汤浦人民为抵御水灾所作出的顽强抗争。

但是，由于财力、物力等方面的因素，加上在治水的认识和观念上的差异，尤其是各大队在治水上习惯于奉行“各自为政”“划地为家”的做法，缺少一种全局的、综合的、整体治水的观念,因此造成了东治西患、屡治屡患、难以根治的局面。

王志良现在所面临并要扭转的，就是这一种局面。而1977年5月17日下午的这一场大雨，可以说是对这位新任汤浦公社党委书记的一个“见面礼”，也可以说是一个下马威。

雨依然在下着，而且越下越大了。

江边已集结着下街大队的一些人，因为没有船，他们只有靠一只竹排渡到江对面,王志良也想乘竹排过江去,没料刚想登上竹排，就被下街大队一个干部拦住了：“我们去抗洪，你上来干什么？下去，下去。”

王志良刚要解释，那人一把将王志良推下了竹排。竹排过江后,很快又回来了，因为人很多，王志良这次终算“混”上了竹排，直至过江后，才被撑排人发现，于是便好奇地问:“你这人面孔很陌生，怎么老跟着我们？是哪个大队的?”

王志良笑笑，没有答。刚登上岸，要去下街大队的抗洪地段看一下灾情,突然发现在停靠竹排的堤埴上,有一个碗口大小的洞,正在“咕咕”地冒着水，这是管涌,如不及时堵住,后果不堪设想。王志良见状，大叫一声:“快,你们几个人过来，去把这个洞堵住。”谁知他的话没有人响应，王志良又说了一遍，有个大队干部模样的人说：“你是谁啊？真是闲事多管，猫拖酱瓜,这是上街大队的防洪地段，与我们下街大队有什么关系？”

这时管涌的口子越来越大了，王志良一边用泥石奋力地堵截着洞口，一边厉声地大喊:“你们是来干什么的？上街、下街的坡都是汤浦的境，上街、下街的田都是汤浦的田，难道抗洪抢险还要分你我吗？”王志良这么一喊，把在场的几个人震慑了，有个人问:“你究竟是谁?”

王志良说:“我姓王，王志良!”

“哦,原来是新来的王书记，王书记也来抗洪了。”当下,几个人连忙跑过来,用柴草、沙石等材料填塞管涌口，经过奋力地堵塞，这个刚刚形成的管涌被及时堵住了。看看险情解除了，王志良对大家说:“走,到潴湖販、老鼠布地段去看看。”

无论是“见面礼”也好，“下马威”也罢，王志良报到的第一天就遇到了抗洪这件事,就说明了汤浦水患的严重。坦率说,这场雨并不大,但对汤浦构成的威胁和造成的损失是他亲眼看见的。幸好大水很快就退去了，但在这场大水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却引起了王志良深深的思索：即汤浦除了自然环境恶劣外，人的精神状态和政治生态也很严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要治汤浦的水，首先要治汤浦干部思想中的“散、乱、怕”思想。这才是根本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