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6月的一天，地处乌溪江的黄坛口乡的江岸边，来了三位陌生的外乡人，这些斜背着厚厚帆布包的外乡人在黄坛口江边的一户农家住下来，然后便开始在附近的山上、山下或江边不停地走动。偶尔，他们会在山脚下停下来，然后从帆布包中取出一把小锤子，在山脚的岩石上敲下一块小石片，然后，几个人便会诡秘地凑在一起，嘀嘀咕咕，指手划脚。其中有人拿出一只铁盒子，将敲下来的那块小岩石装进盒子中，又有人拿出一个小本子，在上面记述着什么。数天之后，这些被乌溪江的江风和夏日的烈焰烤得面色黝黑的外乡人便悄悄离开了黄坛口，从他们鼓鼓囊囊的挎包和笑咪咪的脸色看，他们的这次黄坛口之行，应该说是满载而归，不虚此行。

一个月以后，确切地说是1930年的7月5日，那一个月前几个陌生外乡人的黄坛口之行的谜底终于被人揭开，揭谜者是衢县县长冯世模，揭谜的地点在省城杭州召开的浙江省第七次建设会议上，冯县长那天发言的题目是：“利用乌溪江水力筹建发电厂”。这是一个距今86年前召开的建设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其他人谈了些什么，已经无关紧要了，但冯世模县长的这份关于筹建水力发电厂的提案，却是不能被后人忘记的。

历史不会对流水账感兴趣，但它一定不会忘记那些关键的节点和亮点，比如冯县长的这一份提案。尽管这份被会议一致通过的提案在20年后的全国解放初期才迈出它坚实的一步，但它足可说明当年这位衢县县长的胆识、勇气和前瞻性，这之中前瞻性最重要，因为对于一位鼠目寸光的地方父母官来说，有时勇气和胆识带来的可能不是百姓的利益和福祉，而是祸害和灾难。

被掌声和赞美鼓动着的冯世模县长在参加完省城的建设会议后踌躇满志地回到了衢县，次日他便来到了乌溪江畔的黄坛口岸边，望着奔腾不息的乌溪江，冯县长心潮澎湃，浮想联翩。冯世模是绍兴人，时年30岁，作为衢县的一县之长，年轻的冯世模很想在浙西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大展宏图，干一番事业，其时衢县虫灾横行，灾害严重的地方，许多农田颗粒无收。为此，冯县长自任治虫委员会主席，率领县公安局长、教育局长、建设科长、县立农科职业学校校长等十余名政府官员，走村串户，颁发号令，向害虫宣战，受到了广大衢县农民的欢迎。

冯世模接下来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要开发治理面前的这条乌溪江，上任以来，他曾多次率部属爬山涉水，到乌溪江两岸进行实地踏勘、考察。然后站在滚滚东去的乌溪江边，思考如何开发治理乌溪江的事。由此他想起1238年前那个叫杨炯的县太爷，县太爷就是县官，从级别上来说，与他差不多，史书称杨炯“爱民如子，恪尽职守”，他在大旱之年因求雨不得沉潭而死，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杨炯的死，就与这乌溪江有关。而另一个级别与他相同的县太爷叫张应麟，张应麟的死也与这乌溪江有关，他为了把乌溪江水引入一个叫千塘畈的地方，想在一个地方修一个堰坝，没料辛辛苦苦修了三年，没有成功，有一天，堰坝快要成功了，却没想“山水暴涨”，把他率众修的堰坝冲毁，绝望之余，张应麟“衣冠跃马，自沉而死”。那种悲壮激烈，令人震撼，令人动容。史料记述杨炯和张应麟自沉之后，事情最后都得到了圆满解决，求雨的，真的降下了甘霖，筑堰的，最后也实现了“堰址始定”，这当然都是传说，是老百姓的一片良苦用心和美好愿望。

作为一个后任者，冯县长当然不相信靠“自沉”能治理乌溪江。要治理乌溪江，利用乌溪江，最后驯服乌溪江，只有靠科学，靠经济，靠实力。

然而，胸怀大志和抱负的冯县长很快就发现，要真正在乌溪江上建造一座水力发电厂，远没有像他的提案在省城的建设大会上获得通过那么简单，更没有像他的提案在会上获得通过后，在接受与会者的掌声和赞美时来得那么轻松和浪漫。

一切都得重新审视自己的脚下，而当冯县长在7月的酷暑间将自己关在闷热的办公室里再次翻阅那份建造电站的可行性报告时，他发觉自己简直太自不量力了，作为浙西一角的衢县的县长，冯世模对自己治理下的县域经济的状况是清楚的。全县三十余万人，年年饥荒，岁岁灾害，老百姓连吃饭穿衣都是个大问题，要在乌溪江上建电厂谈何容易？！钱呢？这可不是一笔小数字，动辄几十万，甚至几百万，靠国民政府下拨？蒋介石此时正率数十万军队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在中原进行大战，自己都自顾不暇，哪会拿钱拨给你一个小小的水力发电厂？不可能。而要靠加重课税从老百姓身上“挤”和“刮”，他不想这么干，当然更行不通。

具有自知之明的冯世模县长在左右权衡、反复掂量之后，最后终于作出决定：暂缓乌溪江水电厂上马。他没有说放弃而是说暂缓，是因为他对建造乌溪江水电厂仍抱有极大的信心和希望。但即便如此，对于一个有所作为和抱负的地方官来说，冯世模在作出暂缓上马乌溪江水电厂的决定时仍是痛苦的，但是他没办法，他虽是衢县的一县之长，但是他兜里没钱，壮志难酬。冯世模那天在宣布这个决定后就把那叠厚厚的地质报告和可行性方案锁进了自己的抽屉里。他在拉开抽屉的时候心情十分沉重，因为他心里很清楚，他这一锁，不知何年何月何日才能再叫这些宝贵的资料重见天日，冯世模不知道，其他人更不知道。

时间像川流不息的乌溪江水一样向前奔腾着，当有一天一个名叫“衢县水利委员会”的新设机构将建造乌溪江水电站的方案重新提交给国民政府浙江省建设厅时，已是1946年的夏天了。此时距冯世模县长将乌溪江水电厂的资料锁进抽屉时已经过去了整整16年，这16年间，屡遭水患和干旱侵袭的乌溪江究竟为衢县百姓带来多少深重的灾难，我们已无从知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冯世模已经卸任衢县的县长了，他后来又去哪里任职？是否还在继续关注着乌溪江的开发与治理？已经无人知晓了。因冯世模是提出开发乌溪江水电的第一人，故笔者对这位民国时期的衢县县长十分感兴趣，然而很遗憾，笔者问了许多人，都不知道这位冯县长其人，即便是在馆藏相当丰富的衢州市档案馆，我们也找不到有关这位衢县县长的一丁点信息。后来在衢州市档案馆一位同志的建议下，我们来到衢江区档案馆，最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30年代一份衢县大规模治虫的档案中，找到了这位冯世模县长的踪迹。而有关冯世模县长为开发治理乌溪江的有关信息，则什么也没有。

然而让人们看到希望的是，尽管首提乌溪江水电开发的冯世模县长下落不明，但抗战胜利后的浙江省建设厅也确实为建造乌溪江水电厂忙过一阵子，至少与冯世模县长在任时的30年代比，1946年的这次建电厂之路似乎要走得更远一些，步子也迈得更快一些。笔者手头有一份“乌溪江库区之水利水电”的资料，记载了当时电厂筹备的节奏：1946年，衢县水利委员会成立，第一件事就是提请省建设厅及早兴建乌溪江工程。1947年7月，省参议会通过了“兴建黄坛口水力发电案”，随即便在黄坛口测量地形。1948年初，浙江省政府函复省参议会：黄坛口水利发电工程经资源委员会全国水力发电总处钱塘水力勘测设计处勘测完竣。同时转函资源委员会拨款兴工。6月6日，省主席沈鸿烈著文称：莅任后即征得资源委员会同意，特设钱塘江水力勘测处，历时年余，勘定黄坛口坝址。8月10日，省城《东南日报》、《浙江日报》刊登了消息和黄坛口坝址的照片。

这是一次实实在在的上下联动的建水电站行动，从当时的工作节奏看，不是说最快，但也可以说是很紧凑。有方案，有步骤，有批复。更重要的是引起了舆论的重视，《东南日报》用兴奋的口吻告诉它的读者们：黄坛口水电站的建成已指日可待了。

然而，翘首以盼的衢县百姓最终还是没有看到那座想象中的水电站在黄坛口建起来，乌溪江还是原来的乌溪江，时而暴戾恣睢、泛滥成灾，时而又干涸断流、气息奄奄。变了模样的是中国的政治形势。与一年前抗战胜利时相比，这时候的中国政治形势已是面目全非、天翻地覆。在1946年1月中国共产党与国民政府达成的停战协定被蒋介石撕毁以后，国民党于6月6日开始进攻中原解放区，中国历时四年的解放战争由此拉开序幕。此时此刻，被内战和沸腾的民怨折腾得焦头烂额的国民政府哪里还有心思去为乌溪江上的一座小水电厂去耗费财力和精力。有资料称，因内战而引起经济全面崩溃的国民政府，此时已拿不出最低水准的军饷来喂饱在前方为其卖命的将士们的肚皮，以致于发生有整连整排的士兵为了能吃到一个热乎乎的高梁窝窝头，爬过堑壕向共军投诚的事。因此，在这时候，你要国民政府拿出钱来建电厂，几乎就是痴人说梦话，不可能的事。而即便像建设湛江港和湘桂黔铁路这样有美国背景并且已获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的大型工程，也因为国民政府拿不出钱，只好将已编制完成的《湛江建港计划》等计划书锁入抽屉，束之高阁，孙中山先生生前一直想建设南方大港的夙愿，也随之破灭。

历史有时真的会有惊人的巧合，1930年的中原大战和1946年的中原大战，竟会与远在千里之外的乌溪江的命运联在一起。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关系。乌溪江建水电厂得地理之优势、有人和之便利，本来早该水到渠成，造福于民，是天大的好事。但因为独失“天时”的支撑，最大的好事也难以成功。“天时”其实就是政治的清明和政府的支持，然而，在当时黑暗腐败的政治环境中，国民政府已经成了一尊自身难保的泥菩萨，无论衢县县长冯世模和衢县水利委员会多么努力，它这尊泥菩萨，是再也过不了乌溪江这条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