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乌溪江者，枕仙霞余脉之威，卧衢南群山之中，汇山溪涓流，成江河川渎。逐级筑坝，造就一江二库风景；水工奇迹，滋润两市五县万民。

观古阅今，兴修水利，开一派千古功名。遥想大地洪荒，旱涝无常，杨盈川投井以祈水，白乐天目睹人食人。江河无治，仁政何施？筑高坝，蓄仙霞九龙两湖圣水，盈溢百姓，是谓万物新生机；通干渠，濡衢州金华八方襄邑，功垂水利，名曰江南红旗渠。

高峡平湖，正本清源，成一脉碧水长河。买舟泛湖，观九龙水秀，碧波澄澈；移船换景，知仙霞水厚，廿亿立方。群峰峤巘守清源，绿野幽深年复年，鱼跃鸟度入画屏，扁舟星点出寒烟。大坝一开，水成九龙，势如骤雨漫过天，喷珠溅沫；声若惊雷直向前，捶岸撞石。是故：水润河道，恩济苍生。

涤故更新，治水先行，传一域天人典范。库民沿湖而居，因水而兴，弊伴利出，害从功生。水能自净不洗人心之贪，人求富贵莫以污水自肥。生猪整规减少岸上污染，网箱禁养降低水质破坏。山水乃天赋，兴盛靠人文。种竹挖笋，采叶制茶，一幅田园景象；晨起炊烟，落日晚霞，几丝乡愁情绪！

呜呼！幸哉，乌溪江，新时代焕发生机，绕城东，汇衢江，直抵东海滔滔。幸哉，衢州人，后辈享前人辛苦，一类水，可直饮，无须忧水惶惶！

——马俊兵

乌溪江畔集结号

尽管历史的交替有着明显的分界，尽管两种制度的更迭是无情的和残酷的，然而，1949年5月16日，当几位身着黄色军装的杭州市军管会干部接管国民政府时期的钱塘江勘测处时，一位军管会的干部与勘测处主任徐洽时的手还是紧紧地握在一起了。

杭州是5月3日解放的，5月6日，一位名叫崔经琦的大洲小学教师听到从衢州方向传来几声稀疏的枪声，旋即，衢州也宣告解放。10天后的5月16日，当衢州人民还沉浸在喜迎解放的欢乐中时，在省会杭州，有一些人，已经在开始谋划一件与衢州人民息息相关的大事了，这就是第三次提议建造已经筹划、论证、盼望了20年的乌溪江水力发电厂。

已经被杭州市军管会更名为钱塘江水力发电勘测处的原钱塘江勘测处的11位工程技术人员是最早参与谋划建造乌溪江水力发电厂的人之一，这些在旧社会备受冷落的知识分子曾怀着对中国水电事业的理想和抱负，在设备简陋，经费紧缺的情况下，默默无闻地为浙江水力资源做着一些基础性工作：勘测、普查，登记。他们是浙江水利电力事业的拓荒者、探索者。他们渴望能在他们的手中建成一座水电厂，哪怕是小一点的水力发电厂，而乌溪江水力发电厂则是他们倾注了最大心血、汗水和期望的水力发电厂。然而，他们的一腔热血，却报国无门。

他们在迷惘和失望中迎来了一个新黎明的到来，经历过战火洗礼和黑暗包围的杭城这时虽景物依旧，但主政这座城市的人却变了。他们从这些衣着粗陋、身上还散发着硝烟味的人的身上，看到了真诚，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前途和希望。

钱塘江水力发电勘测处主任徐洽时可以说是对此最有感触的人之一。解放前钱塘江勘测处只有一处很小的办公室，解放后由杭州市军管会接管后，马上把他们迁到浣纱路的一幢大楼里，虽然有点旧，但却宽敞得多了。之后省里的有关领导经常把他叫去听汇报，那种躬身倾听、不耻下问的工作作风，令徐洽时的心里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和鼓舞。可以说，正是因为徐洽时他们的不懈努力，才使省委省政府领导下了最后决心，确定浙江水电开发先从乌溪江上的黄坛口起步。

是年7月，即离杭州解放一个多月后，徐洽时便受省里的委托，开始拟订黄坛口水电开发计划及水文复测和淹没区域计算等几项基础性工作。1950年初，新成立的钱塘江水力发电勘测处便委托浙江大学地理系和农业经济系对拟订的计划作实地技术经济调查。该校教授严德一、陈吉余带领10名学生，利用寒假到乌溪江水库区进行实地调查，他们爬山涉水、风餐露宿，在严寒的深山僻谷中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然后写成报告，呈报给勘测处。勘测处随即设法借来一台金刚石钻探机，运往黄坛口，当时衢县县城到黄坛口还没通汽车，大家就把钻探机拆开，用人抬船载把钻探机运到黄坛口，然后，在预选的坝址上打了三个地质探孔，在此基础上，向省委、省政府提出了乌溪江分两级开发的建议，即先在黄坛口建一座坝高为40米的二级电站，第一期先装发电机三台，共9000千瓦。随后再在乌溪江上游的湖南镇建一座坝高为90米的一级电站，装机容量1.5万千瓦，同时在黄坛口预留的机座上再装第二期机组6000千瓦。省领导对钱塘江水力发电勘测处及徐洽时提出的分级开发乌溪江水利电力的建议是认同的，即：他们同意徐洽时提出的依据：一是黄坛口电站地形好，水库处于峡谷，淹没损失少；二是工地距浙赣铁路衢县站仅18公里，交通运输较便;三是工程规模符合当时的国力和技术条件；再就是黄坛口电站在解放前已经做过一些前期工作，有点技术储备。更重要的是，电站建成后，不仅能发电，更能解决乌溪江两岸的水患，下游的千塘畈约十万亩土地，当时仅靠石室、黄陵两堰灌溉，水量不足，常闹干旱。建了黄坛口电站，不仅能解决干旱，还能发展乌溪江的水上运输，把山里的木材、毛竹、木炭等农林产品运出来。

徐洽时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次亮相是在1950年7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水力发电工作会议上，他向大会汇报了开发乌溪江水力发电的计划和步骤，他的发言获得了与会代表的高度赞扬和肯定。

浙江是资源小省，既缺煤又无油，到1949年解放时，全省电力工业仅装机3.31万千瓦，年发电量仅有0.59亿千瓦时，且大部分集中在杭州，解放后，动力缺乏成为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严重障碍。

但浙江水力资源却比较丰富，如新安江、富春江、乌溪江等都是水量丰沛的江河，是建造水电站的理想河流。其中乌溪江流域年平均降水量1770毫米，径流量24.67亿立方米，地形南高北低，山陡流急，落差约200米，地质以流纹岩和花岗岩为主，是建造水力发电站的理想之地。如黄坛口电站建成后，其装机容量比浙江省最大的火力发电厂——杭州闸口电厂还多出一倍多。

故此，在全国刚刚解放，我国进入经济恢复时期的时候，浙江就开始酝酿开发乌溪江的水力发电，为以后的经济建设做好准备，这无疑是有先见之明和战略眼光的。

原衢县县委书记石青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入到乌溪江水电开发的队伍中来的。时间是1951年6月30日，那天，石青正在县里召开土改总结会，下午会议刚开始，秘书过来告诉他，地委燕明书记请他接电话，石青过去拿起话筒后，燕明就直截了当对他说：“省里决定要搞黄坛口电站，你马上到省里去接任务。”石青以前在部队一直做党政工作，接到燕明书记的电话后，他愣住了。在1990年3月29日的一次回忆黄坛口电站建设的釆访中，石青曾对釆访者开玩笑说：当时叫我搞水电站，我连水电站是什么样子也没见过，可以说是个连图纸看不懂、技术名词听不懂、工程管理也不懂的“三不懂”干部，叫我去领导黄坛口电站的建造，怎么办？但那时的干部组织纪律性很强，党叫干啥就干啥。于是，就在土改总结会结束后，石青就连夜赶到杭州，次日一早，到省工矿厅向厅长顾德欢报到，与当时省里其他的领导人一样，顾德欢也是位老革命。他是上海青浦人，1936年入党的老党员。1942年7月，顾德欢随谭启龙等同志一起到浙东革命根据地梁弄，曾任浙东区党委委员和宣传部长，是创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1945年9月30日，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浙东游击纵队及地方干部15000余人分三批向北撤退，顾德欢与谭启龙、连柏生、谢忠良等领导作为第一批北撤部队强渡杭州湾，在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后，胜利突出了敌人的重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担任省工矿厅长的顾德欢与石青一样，也是位政工干部出身的人，他一生中担任过三次宣传部长，早年从事地下工作时，他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宣传部长，1942年在浙东打游击时，是浙东区党委的宣传部长，解放战争期间，又担任过华东野战军一纵队的宣教部长。顾德欢文才极佳，新四军奉命北撤时那篇催人泪下的《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书》就是由他负责起草的杰作。现在，一个政工干部出身的老革命，要去担任与机器设备工厂打交道的工矿厅厅长，真是老革命碰到新问题。但顾德欢在工矿厅长的任上干得很出色，他不仅干了省工矿厅长，后来还担任了省财委主任、省计委主任、省委常委、副省长等重要职务。

见到石青后，顾德欢像战争年代指挥打仗一样，走到一张地图前，用红铅笔在地图上找了下，然后在上面画了个圏圏，对他说：“省里要搞黄坛口电站，原先厅里确定你和杭县县长王德生去搞黄坛口电站，现王德生另有事情不去了，厅里决定叫浙江建筑公司副经理刘绍文与你一起去，由你担任支部书记兼钱塘江水力发电勘测处副主任，主任是徐洽时。”

说毕，顾德欢将手中的红铅笔往桌子上一扔，问石青：“有什么问题没有？”

石青本想说一下困难，但他立即把刚要出口的话止住了，只是说：“我服从组织决定，可我是搞党政的，建电站我一点也不懂，不知道怎么弄。”

顾德欢一听便笑了，说：“你不懂，我也不懂，可电站还得建，怎么办？总不能等到我们弄懂了再去建，这样国家等不起，乌溪江两岸的老百姓也等不起”。说毕顾德欢为石青倒了一杯水，又接着说：“省里要搞浙江麻纺厂、杭州铁工厂、皮纸厂，还有黄坛口电站，都是重点项目，是谭震林书记亲自抓的，现在为什么要先上黄坛口电站？一是我们太缺电了，再就是乌溪江两岸的老百姓也等不及了。”

石青说：“请顾厅长放心，不懂我可以学，可以拜老师。”

顾德欢说：“老师现成就有一个，你的搭档徐洽时，他是搞过水电站的。”

因为石青当时还不认识徐洽时，顾德欢便安排石青与徐洽时见了面。临走时，顾德欢交待石青和徐洽时：“抓紧时间准备好图纸，然后向汪部长汇报。”汪部长就是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长汪道涵。一个月以后，当石青和徐洽时两人各背着一袋沉甸甸的图纸来到汪道涵部长的办公室时，汪部长翻了一下堆在桌上的那叠厚厚的电站图纸，说：“时间紧迫，你们回去吧，回去就开工。”

领受了任务的石青就这样背着沉甸甸的图纸回到了衢县，不过比他肩上的图纸更沉重的是他的心情，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浙江省最大的建设工程及解放后全国最早兴建的大中型水电站的一名负责人，摆在他面前的工作可以说是纷繁复杂，千头万绪。就说从衢县县城到黄坛口的路，原本只有一条很小的路，黄坛口电站上马后，马上就会有大型设备要运进来，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把从衢州火车站到黄坛口的公路修通。

但要修一条长达16公里的公路又是谈何容易的事。首先碰到的是懂修路技术的人员没有，石青当时只带了三个干部去，但他们都不是这方面的行家，修路首先要勘测路线，石青只好派了两个干部去，两个干部就沿着国民党时期留下的一条旧路痕走了一趟，算是勘察过了。正好这时省交通厅有两位工程师从福建修筑支前公路途经衢州，石青闻讯后，像掘着宝藏一样高兴，便请他们留了下来，向他们请教。但这两位工程师有急事要回省城，没有时间再到现场进行勘测，就按那两位干部勘测的路线算了下宽度，画了张简单的图纸就叫民工们干了。

在一篇由中共衢州市委党史办公室、中共乌溪江电厂委员会编写的题为《浙江第一颗夜明珠》的文稿中，曾对当时修筑衢黄公路，有过这样的描述：“公路就沿乌溪江左岸劈山而进，包括两道桥梁，时值盛夏，施工条件恶劣，那时根本没有筑路机械，全凭一双手，在地方政府组织下，上千民工由干部率领，白天头顶烈日，开山挖土，晚上蜷缩在临时搭起的窝铺里过夜，挖地灶为炊，掬江水为饮，逢上雨天，日夜都泡在水里……”据石青后来回忆，建这条公路时没有压路机，全靠人工打夯，所以路基不实，以至于通车时负责建造黄坛口电站的施工方经理吴锦安的汽车竟陷入了公路中。

在衢黄公路如火如荼的施工中，工地上此起彼伏的号子声很快就向四面八方传开了，被新中国成立的嘹亮号角吹得热血沸腾、激情澎湃的许多中国人，都听到了这号角声，他们中有干部、有转业军人、有知识分子、有学生、有工人，当然还有农民，他们纷纷向黄坛口、一个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小地方集结。这些充满激情和理想的人是一些具有献身精神的人，他们有的来自大城市北京、上海或杭州，有的有着体面的令人羨慕的工作和舒适的岗位，有的面临着升迁和深造的机会。而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们都有着一个温暖的家庭、父亲、母亲或妻子儿女，现在，他们背着背包，提着简单的行囊，经过长途跋涉，来到黄坛口这个荒僻的山沟沟，他们的举动无法令今天的现代人理解。但是，他们所从事和追求的，就是在那个年代最感到自豪和荣耀、也最被人所尊敬和赞美的事，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